哥斯大黎加內戰

[拼音]：Duboluoliubofu

[英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св(1836～1861)

俄國文學批評家、政論家。1836年2月5日出生在下諾夫哥羅德(今高爾基市)的一個神父家庭。1848至1853年在尼日哥羅德正教中學肄業。1853年入彼得堡中央師範學院。在學期間，組織祕密小組，閱讀並討論別林斯基的文藝評論、喬治·桑的小說、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等，還祕密傳閱當時列為禁書的赫爾岑的文章。1855年創辦了一份手抄刊物《傳聞》，並寫作了一些抨擊專制制度的政治諷刺詩，如《奧列寧墓前悼辭》、《尼古拉一世之死的頌歌》等。由於思想進步，曾與師範學院院長髮生衝突，院方以放逐西伯利亞相威脅，經進步教授的救助才得幸免。1856年寫了長篇論文《俄羅斯語言愛好者談話良伴》，投寄《現代人》雜誌，受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賞識，並因而結識涅克拉索夫。1857年正式參加這一雜誌的編輯工作。1858年開始主持它的最重要的一欄即評論欄。1859年又開闢諷刺欄《口哨》，嘲笑農奴制和自由主義的反動報刊。

杜勃羅留波夫一開始就作為比較成熟的批評家出現，50、60年代之交，在農民革命運動高漲的形勢下，迅速地形成了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立場。1857年終發表了論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外省散記》一文，深刻分析並批判逆來順受與對社會無所懷疑、無所追求的社會“壓艙物”以及“多餘的人”的形象。1858年寫成的《俄國文學發展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從反映人民大眾（主要是農民）的真正處境和衛護人民利益的觀點，考察了俄國文學的發展過程。1859年先後發表《什麼是奧勃洛莫夫性格？》和《黑暗的王國》。前者根據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和岡察洛夫的作品，深刻分析了產生“多餘人”的社會條件、他們的蛻化過程和奧勃洛莫夫的寄生性質，認為只有同奧勃洛莫夫性格作鬥爭，才能形成符合時代要求的新人。後者系統地分析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指出他的劇本的基調是揭露社會關係的反常:一種人專橫頑固，一種人備受欺壓；而所謂“黑暗的王國”則是指農奴主和憲兵所統治的沙皇俄國。1860年發表《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一文，著重分析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批判自由主義貴族的消極被動和無所作為，同時指出俄國已處在革命前夜，同本國專制農奴制壓迫作鬥爭的新型革命家、“俄國的英沙羅夫”必然出現。此文的發表，促使屠格涅夫同《現代人》雜誌公開決裂。1860年5月因肺病出國治療，到過德國、瑞士、法國和義大利。在國外期間寫成了《俄國平民的特徵》(1860)和《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1860)。後一文主要分析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悲劇《大雷雨》，特別重視劇中卡捷琳娜這種富於反抗精神的婦女典型在俄國的出現，認為她的反抗是沙皇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也標誌著俄國文學在反映人民的覺醒、表現追求自由生活的新型俄羅斯性格方面前進了一大步。

1861年7月杜勃羅留波夫尚未康復，即行返國，投入繁重的編輯工作與寫作活動。當年寫的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專論《逆來順受的人》，一方面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功利主義者”的指責，闡明文學的意義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另一方面肯定了他前期作品的成就，同時指出，他的世界觀中有消極方面，有的人物的發展違反忠實反映生活的原則。

1861年11月29日杜勃羅留波夫在彼得堡病逝。他的短促的一生對俄國革命事業和文學作了巨大的貢獻。赫爾岑稱他是“未來風暴中年青的舵手”。他的全部社會政治活動和文學批評活動，都指向一個目標:反對沙皇專制統治和農奴制度，為人民革命的事業作思想準備。

在文學觀、美學觀上，他堅持並發展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戰鬥傳統和唯物主義美學原則。首先，他強調現實主義的原則，認為“不是生活按照文學理論而前進，而是文學隨著生活的趨向而改變”，藝術創作是客觀現實在藝術家意識中的反映，作家應該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反映生活。同時他並不忽視文學的社會功能，斷言“藝術家所創造的形象，好象一個焦點一樣，把現實生活的許多事實都集中在本身之中，它大大地推進了事物的正確概念在人民中間的形成和傳播”，並且認為，文學能對生活進行評判，因而具有改造生活的作用。他反對以照相式的模寫來取代對現實的真實描寫，認為藝術家不能侷限於描寫生活的個別現象，而要揭示生活的本質。

其次，他強調文學的人民性原則。指出真實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現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實性最充分的地方。他主張文藝作品應當反映人民大眾（主要是農民）的生活，反映他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願望；他認為作家要真正成為人民的詩人，就必須拋棄本階級的偏見，滲透人民的精神，體驗他們的生活和質樸感情，而不能侷限於描寫他們的風俗習慣。

第三，他以“現實的批評”作為文藝批評的原則，主張“現實的批評對待藝術家作品的態度，應該正象對待真實的生活現象一樣”。批評家必須以作品本身“所提供給我們的東西為根據”，分析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現象，闡明“它們本身的界限，蒐集它們的本質、典型的特徵”。批評家決不能給作家“制訂什麼先決的規則”，對作家如塾師授課，耳提面命。他一方面堅持以文藝的真實性作為評價作品的首要標準，同時又十分重視作家世界觀和藝術技巧的作用，強調指出：“真實是必要的條件，但還不是作品的價值。說到價值，我們要根據作者看法的廣度，對他所接觸的那些現象的理解是否正確、描寫是否生動來判斷。”他的許多文藝評論為這種“現實的批評”樹立了榜樣，同時在論文中他善於把社會批評同美學批評有機地結合起來。他的文藝評論的觀點和美學觀點對於俄國文藝批評思想有巨大的影響。

參考書目

布林索夫：《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美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