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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Wuzi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它主張兵不在多,“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要求選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裡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眾嚴加控制;採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明法審令,使“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獎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卹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家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眾、怖敵決疑”的人為將。

它強調料敵用兵,因情擊敵。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例如: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和“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

它還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指出有八種情況,不需再卜問吉凶,即可向敵進擊,在十三種情況下要“急擊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戰機;又列舉了不需占卜即可決定不與敵作戰的六種情況,要“避之勿疑”。並進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它還注重“應變”,提出擊強、擊眾、谷戰、水戰、圍城等具體戰法。它最早對養馬和騎戰做了專門的論述。

《吳子》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有關思想,在歷史上曾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因而為歷代兵家所重視。現有日、英、法、俄等譯本流傳。

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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