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聖俞詩集序原文賞析

朝代宋代 詩人歐陽修

古文觀止 序文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文學創作理論。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人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優感憤、然後興於怨刺的產物；最後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後工。

　　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分三層：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嘆其懷才而不得用於世，將老，可悲，這悲的底蘊還是“窮”和“工”。可以說，這第二段是以梅堯臣為例，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後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蒐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這是‘“序”應有的內容。從中亦可看出歐陽修對梅堯臣其人、其詩的愛重，從側面烘托梅詩之工。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本文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後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本節內容由匿名網友上傳，原作者已無法考證。免費釋出僅供學習參考，其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北宋詩人梅堯臣（字聖俞）一生頗不得意。詩作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風格平淡樸實，有矯正宋初靡麗傾向之意，對宋代詩風的轉變有倡導和力行之功，甚受陸游等人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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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窮而後工”旨意統領全文。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並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第二段寫梅聖俞的生平和創作，寫生平著眼“窮”，寫創作著眼“工”，因窮而後工，可謂首段說理的例項演繹。第三、四段雖然是寫詩集的成書過程，但其間處處流露著作者對梅聖俞其人其詩的愛重，可以看作是對梅詩之工的側面襯托。其中有讚美，有喟嘆：讚美的指向還是其詩之“工”，喟嘆的指向還是其人之“窮”。而且作者行文的好處在於：雖欲緊扣“窮工”，卻並不急切、黏滯；雖是寫成書過程，卻又總是不忘記“窮工”。這就是不即不離、從容不迫的大家手筆。

　　2．行文起伏跌宕，長於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說理先設對立面。作者本可一上來就正面展開對“窮而後工”的論說，但那樣就會過於平板。於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流行觀點，然後通過辨析這一觀點的不確切，順勢展開論說，從而很自然地得出“窮而後工”、“愈窮愈工”的結論。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證明論點。為了突出梅詩之“工”，作者先說他自幼出語驚人，這是鋪墊手法；次說他的文章“簡古純粹”，但人們卻只知其詩，這是以文之美來襯托詩之工；再說“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這是借公眾的推崇來讚揚梅詩之工；接著又寫到王文康公對梅詩的讚歎，這是借名人名言來旁證；最後還通過作者自己對梅詩的熱愛來側面烘托梅詩之工。三是虛實並舉，大起大落寫感慨。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後，有感而發，順勢而帶出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於朝廷”，則必將功德巨集偉，這是大起大揚；後文突轉，通過實寫，嘆其終不得志，久而將老，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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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裡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絡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麼？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絡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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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文學創作理論。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人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優感憤、然後興於怨刺的產物；最後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後工。

　　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分三層：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嘆其懷才而不得用於世，將老，可悲，這悲的底蘊還是“窮”和“工”。可以說，這第二段是以梅堯臣為例，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後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蒐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這是‘“序”應有的內容。從中亦可看出歐陽修對梅堯臣其人、其詩的愛重，從側面烘托梅詩之工。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本文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後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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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詩人梅堯臣（字聖俞）一生頗不得意。詩作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風格平淡樸實，有矯正宋初靡麗傾向之意，對宋代詩風的轉變有倡導和力行之功，甚受陸游等人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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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窮而後工”旨意統領全文。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並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第二段寫梅聖俞的生平和創作，寫生平著眼“窮”，寫創作著眼“工”，因窮而後工，可謂首段說理的例項演繹。第三、四段雖然是寫詩集的成書過程，但其間處處流露著作者對梅聖俞其人其詩的愛重，可以看作是對梅詩之工的側面襯托。其中有讚美，有喟嘆：讚美的指向還是其詩之“工”，喟嘆的指向還是其人之“窮”。而且作者行文的好處在於：雖欲緊扣“窮工”，卻並不急切、黏滯；雖是寫成書過程，卻又總是不忘記“窮工”。這就是不即不離、從容不迫的大家手筆。

　　2．行文起伏跌宕，長於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說理先設對立面。作者本可一上來就正面展開對“窮而後工”的論說，但那樣就會過於平板。於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流行觀點，然後通過辨析這一觀點的不確切，順勢展開論說，從而很自然地得出“窮而後工”、“愈窮愈工”的結論。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證明論點。為了突出梅詩之“工”，作者先說他自幼出語驚人，這是鋪墊手法；次說他的文章“簡古純粹”，但人們卻只知其詩，這是以文之美來襯托詩之工；再說“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這是借公眾的推崇來讚揚梅詩之工；接著又寫到王文康公對梅詩的讚歎，這是借名人名言來旁證；最後還通過作者自己對梅詩的熱愛來側面烘托梅詩之工。三是虛實並舉，大起大落寫感慨。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後，有感而發，順勢而帶出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於朝廷”，則必將功德巨集偉，這是大起大揚；後文突轉，通過實寫，嘆其終不得志，久而將老，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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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裡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絡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麼？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絡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

本節內容由匿名網友上傳，原作者已無法考證。免費釋出僅供學習參考，其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