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大師黃永玉的幽默藝術口才
有一幅畫，畫的是一隻鸚鵡，旁邊題字：鳥是好鳥，就是話多。看過的人都會忍俊不禁，笑過之後，留給人們的是無盡的回味。這就是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作品，這位藝術大師同時還是一位幽默大師。
1、笑對醜惡——笑是一種制裁
諷刺，也是黃永玉的喜好，他容不下醜惡與虛偽，他說：“惡人惡事都永遠不能原諒”，對惡人惡事的嘲諷與鞭撻就成了他的另一愛好。有一次，記者問他：“您希望別人怎樣稱呼您，比如叫您大畫家、大師，您覺得高興嗎?”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了一種現象：
我就看到有一張名片：某某地方的人民銀行的副行長，後面加個括弧，無正行長。還有個名片，什麼律師，底下加個括弧，軟席待遇。如果我喜歡聽這些……不就像加個括弧一樣?所以，別去搞那些。
又如，他借古諷今，諷刺藝術家的清高。他說，像吳道子、顧愷之、閻立本，都是畫院待詔。待詔就是剃頭的。這樣的人，皇帝老爺對他的不禮貌，老百姓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反過來對老百姓還是很神氣的。明明是寄人籬下，享受的是高階的啖唾，卻還要賣弄清高。
名片上加括弧，連坐火車也成了吹噓的資本，既庸俗又拙劣。將這樣的事實抖露出來，無非是讓當事者在眾人的笑聲當中幡然醒悟，讓旁觀者警醒自己是否也有此“括弧情節”。像吳道子這樣一些歷史名流，在他們清高的背後，尚且如此苟且，如此可憐，那麼其他的清高者又將如何呢?由諷刺引發的笑，固然是一種開心與愉悅，但對被笑者來說，未嘗不是由羞辱而帶來的威懾。別林斯基曾說過：“笑是一種制裁。”老舍先生說，諷刺是“以笑來矯正或誅伐”。 黃永玉正是以諷刺的方式來匡正時弊。
2、笑對苦難——“不快樂的話，畫什麼畫?”
黃永玉13歲離開家鄉湖南，16歲開始以繪畫和木刻謀生。他做過瓷場小工，幹過碼頭苦力，當過小學教員，幾十年經受了很多苦難，這些苦難不但沒有影響他對生活的熱愛，反而使他愛得更深，他說：“我深愛這生活，包括它給予我的痛和淚。”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幽默。談到他孩提時因為在窗板上亂寫亂畫而捱打，他說：
我的第一篇文學“著作”是70年前寫在故鄉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大概是5歲還是4歲。全文是：“我們在家裡，大家都有事做。”旁邊還畫了幾個京劇臉譜。“稿費”很豐富，捱了一頓打。新木的房子用墨書寫起來，簡直“入木三分”。
第一次創作就“收穫”了一頓飽打，這似乎暗示著黃永玉藝術道路的坎坷。然而，也正是他這種苦中求樂的精神，才能讓他走到了今天，才能讓他的藝術走到今天。在他的人生中，他把磨難看得很輕，把藝術的“入木三分”看得很重，黃永玉充分享受著這種“痛和淚”，始終快樂著。
十年浩劫，黃永玉因為畫了一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貓頭鷹而挨批鬥，有人批判他說：“你這個人創作上從來不嚴肅，從來都是玩!”他聽了反而大笑說：
你小子要平時這麼說，我一定請你吃西餐。你算是說出了藝術的真諦，畫畫當然是玩，不快樂的話，畫什麼畫?
當時說這幾句話時，黃永玉背上的鞭痕還殷殷地透著血水呢!他卻沒有因此傷感以至怨恨。正如他在詩中寫的：“我們有過悲傷，但我們蔑視悲傷”。把對藝術追求的熱愛，說成是“玩”，說成是簡單的對快樂的嚮往，在那個視政治為神聖，而對於娛樂與審美諱莫如深的年代裡，他這樣說，是以戲謔對抗神聖，以輕蔑反抗高壓。在這些輕鬆的幽默中，飽含了人們難以想象的“痛與淚”。
3、笑對自己——“論勞動態度，牛比我好多了”
黃永玉特別看重快樂，他總是能從自己身上找到很多幽默。他說：“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是要快樂的，因為只有快樂的日子過下來，這才有味道。”於是他才有充滿歡聲笑語的《一路唱回故鄉》的詩集，才有獻給北京奧運的巨幅畫作，才有左手撐腰，右手持菸斗，露出大板牙，哈哈大笑的快樂鼠雕塑，也才會常常說出開心的幽默話語。有一次，黃永玉談起自己以前的一次經歷：
有個五六十歲的鄉下老人，抱著孫子，看我畫畫。我說：“好看嗎?”他說：“嗯，嗯。”我說：“賣給您，要不要?”老人搖搖頭：“我要它幹嗎?”我急了：“只要兩塊錢。”老人笑了：“兩塊錢我買兩斤豬肉，我買你這個?!”……
停了一下，黃永玉說：“現在嘛，哎呀，黃永玉的畫值錢。”
幽默源於反常。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大畫家，其作品在一個鄉下老人眼裡，卻還不如兩斤豬肉。藝術價值與社會現實的對比，鑄成了一種讓人啼笑皆非的尷尬。黃永玉隨口道來，詼諧幽默之間的意蘊，讓人回味無窮。
就連對自己的評價，黃永玉也不會放棄幽默的機會：我心無大志，作品馬馬虎虎，只是勞動態度還過得去，論勞動態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麼長處。
黃永玉無論是在藝術造詣還是在品格風範上，都稱得上大師，可他對自己的評價僅僅是“勞動態度還過得去”，剛出口，馬上又說：“論勞動態度，牛比我好多了”，似乎這“唯一”的優點，也站不住腳。前言與後語之間的落差，讓人捧腹，更顯示了大師非凡的謙卑與胸懷。
黃永玉是一位藝術大師，也是一位幽默大師，他把笑聲帶給大家，他自己也活得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