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哲學觀概念
“正義”是柏拉圖構建其城邦理想的出發點和歸宿，而哲學家統治則是這一構想的核心。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篇一
柏拉圖“哲學王”思想的理論審視
摘 要：“正義”是柏拉圖構建其城邦理想的出發點和歸宿，而哲學家統治則是這一構想的核心。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以“三要素說”與“理念論”論證了“哲學王”對於實現正義的必要性，並通過對造就哲學家與使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可能性的分析，論證了哲學王統治的可能性。哲學王思想是柏拉圖在當時“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構統治秩序的一種嘗試，哲學王思想為人類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多維的視角，突出了由專家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同時哲學王所彰顯的道德統治，是把人的精神生活納入政治的視野之中，這給我們諸多啟示。
關鍵詞：哲學王;柏拉圖;理想國
柏拉圖所處的時代，雅典正逐漸被一種“天下失序”的氛圍所籠罩，“理想國”正是他試圖重構秩序，實現正義的一種努力。“哲學王”是理想國得以構建的核心，在柏拉圖看來，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只有實現了哲學家的統治，才能真正地實現正義。那麼，哲學家的統治是如何可能的呢，即柏拉圖是怎樣論證這一思想的，同時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又應如何審視這一思想呢?
一、三要素說與理念論：柏拉圖對“哲學王”必要性的論證
“正義”是柏拉圖構建其“理想國”的出發點和歸宿，而在柏拉圖時代的希臘，人們普遍持有的是一種有機體國家觀，即把國家當作一個整體，國家中的成員作為它的組成部分，地位低於整體，“個人沒有被視為獨立的自我，而被視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秩序中的特定職責”[1]。柏拉圖也是如此，他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個人德性意義上的正義，更是整個城邦的正義。
以此為基礎，柏拉圖開始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構建。城邦誕生於分工原則的基礎上：城邦中每個人僅從事一項最符合自己稟賦的工作。基於這一原則創立的城邦中的成員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其責任是讓每個人都能夠得到最適合他天性的工作，以保障每個人的幸福;護衛者，其責任是國家的防衛工作;生產者，負責經濟。其中，統治者的美德是智慧，護衛者的美德是勇敢，而護衛者與生產者自願服從統治者的領導，便是節制的美德。柏拉圖認為，如果城邦中每個人依自己的美德行事，那麼這就是正義的城邦。而與城邦相對應，每個人的靈魂也分為三個部分：理智、激情和慾望。理智追求真理，因而能夠知道什麼對整體與每一部分是好的，能被稱為智慧;激情能夠遵循理性的指導，知道什麼是真正應該畏懼的，而不受娛樂、痛苦影響，就能夠被稱為是勇敢的;當一個人的慾望沒有絲毫不情願地接受理性的統領，那他就被稱為是節制的。而當一個人能夠運用理性，妥善管理靈魂中的其他部分，他就實現了個人的正義。柏拉圖認為，只有哲學傢俱有理性和最高的智慧，能夠實現個人的正義;而只有當哲學家成為整個城邦的統治者時，城邦的成員才能發揮各自的功能，實現城邦的正義。
除了“三要素說”，柏拉圖還藉助理念論來說明哲學家成為統治者的必要性。他將世界分為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見世界是以具體事物為認知物件的世界，而可知世界是以理念為認知物件的世界。柏拉圖又進一步區分了知識與意見的差別：意見是對事物表象的認識，並不能指向事物的本質;而知識則是理念形成的認識，是對事物本質的正確認識，“知識天然地與有相關，知識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狀況。”[2]220治理城邦同樣是一門知識，所以哲學家成為統治者的必要性也在於：統治者必須具有關於統治的知識，而只有哲學家才能夠把握知識，因此，只有在他們的統治下城邦才可能實現正義。
此外，柏拉圖還認為統治者必須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而勇敢、無私、節制等美德正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所具有的。
二、造就哲學家與使哲學家成為統治者：柏拉圖對“哲學王”可能性的論證
哲學家有必要進行統治並不意味著哲學家必然的統治，在柏拉圖看來，其間至少還缺少兩個步驟：第一，城邦中要存在哲學家;第二，哲學家要能夠成為統治者。實現了這兩部，“哲學王”的理想才有望實現。
一造就哲學家
要實現哲學家的統治，有哲學家存在是必然前提。柏拉圖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分析瞭如何造就一個哲學家。
主觀方面，成為一個哲學家首先需要一定的天賦，柏拉圖說道：“一個人如果不是天賦具有良好的記憶，敏於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他是不能很好地從事哲學學習的。”[2]233只有天賦並不夠，他還要進行一系列的學習，首先是數學、幾何、天文，進而是辯證法。柏拉圖相信這些極其精確的學科乃是唯一適合於被用作哲學研究入門或者導論性質的課程，藉由這些課程的學習，哲學家能夠對他的研究物件――理念――獲得同樣精確的認識。
同時，一個哲學家要健康成長，還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客觀環境。柏拉圖認為，“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個合適的國家裡，一個哲學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為只有在一個合適的國家裡，哲學家本人才能夠得到合適的成長”[2]248，但他所瞭解的現有環境卻並不能提供適宜哲學存在的土壤。具體來講，首先是來自公眾的輿論壓力，年輕人很難頂住公眾指責和讚美的洪流而堅持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利益的驅動，由於很早就顯現出它的卓爾不群，具有哲學天賦的青年周圍往往會圍繞一群諂媚之徒，使他妄自尊大，驕奢自滿;而即使他接受忠言，能夠走向哲學之路，他周圍的人也會由於認為哲學對他們無用而進行百般阻撓。最後，是偽哲學家敗壞了哲學的名聲，使具有哲學天賦的青年對哲學失去了興趣。因而，哲學家成長的困難不僅在於對天賦和教育的高要求，還在於惡劣的環境使哲學家墮落變質。
儘管哲學家的造就是困難的，惡劣的環境又扼殺了他們中的一些，但是柏拉圖認為仍然有微乎其微的少數人有可能成為哲學家，他們或是因為出眾的天賦，蔑視其他技藝，或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卻因為流放而避免了腐蝕，或是身體羸弱遠離政治，甚至可能是由於神蹟的恩典。
二哲學家如何成為統治者 實現哲學家的第二個必要步驟是使哲學家成為統治者。但現實的情況是，在城邦中產生一個哲學家已經是如此的艱難，與之相比，哲學家要成為統治者更是難上加難。柏拉圖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責任並不在於哲學家，而在於世人，這就如同“船長求水手們受他管制或者智者趨赴富人門庭一樣，都是不自然的”[2]236，真正的統治者不應該要求被統治者接受自己的統治，而是應該有要求被管制的人去請求統治者的統治。
而之所以會變為現在這種情況，柏拉圖一方面認為，這是由於人不瞭解真正的哲學和哲學家，進而對他們產生了誤解，這往往使“配得上哲學的人離棄了哲學”，而偽哲學家們同時又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這種誤解。
哲學家不受重視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柏拉圖以一個洞穴的比喻做了說明。如前所述，柏拉圖認為只有哲學家才能把握理念，即事物的本質與真理。普通人只擁有意見，他們不能理解真理，甚至認為真理是荒謬的。因此，哲學家淪為了無用的所在;更進一步講，由於哲學家掌握的真理對現狀起到的是一種顛覆的作用，他們有可能被公眾敵視而身處危險的境地。所以，哲學家往往最終選擇了沉默，“看別人幹盡不法，但求自己的能終生不沾上不正義和罪惡，最後懷著善良的願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滿意足了。”[2]248
此外，哲學家要成為統治者還面臨著它自身的障礙。因為已經習慣了光明生活的靈魂是不想再被黑暗所迷誤的，“那些已經達到這一高度的人不願意做那些瑣碎俗事，他們的心靈永遠渴望逗留在高處的真實之境”[2]276。
雖然哲學家在城邦中的處境是艱難的，其自身也缺乏成為統治者的意願，但柏拉圖仍然認為他們是有可能成為統治者的。對於大眾，可以憑藉教育將人性朝著正確的方向型塑，說服大眾，使他們接受哲學家的統治，甚至，如果有必要，謊言也是一種可行的手段。“如果公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麼他們就很容易懂見他們所遭遇的各種困難，並且很容易應對突然出現的緊急情況”[3]。而對於哲學家自身來說，柏拉圖也認為哲學家們雖然不願，但仍然會再回到“洞穴中”。他無法坐視自己的同胞身處“洞穴”中而置之不理，因而“自由地選擇了不自由”，利用自己的道德和智慧讓他的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哲學家從政不僅是一項道德義務，更是償還人情的要求。
綜上所述，柏拉圖為我們闡釋了實現“哲學王”理想的兩個必要步驟。儘管實現他們困難重重，但柏拉圖仍然認為是有希望的
三、短評：對柏拉圖“哲學王”思想的理論審視
哲學王思想是柏拉圖在當時“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構統治秩序的一種嘗試，雖然最終連柏拉圖自己也承認這一設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時至今日，他的思想對我們來說仍有許多積極的意義。
首先，“哲學王”思想為人類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多維的視角。桑德爾曾指出，理想國能否實現只是一個次要問題，如果柏拉圖真的認為理想國能夠實現，那隻能說明他不僅僅是過於理想主義，甚至可以說是政治上的無知。顯然事實並非如此，柏拉圖的真正用意在於闡明一種國家的本質，指出一種應然的國家狀態，為現實的政治發展提供嶄新的視角和前進動力，而不是提出一個有待實現的烏托邦的設計方案。
其次，“哲學王”思想突出了由專家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哲學家進行統治是因為他能夠掌握治理國家的技術，而寡頭制、僭主制、民主制之所以是不正義的制度，正是由於這些國家並不由“專家”治理，而是依據統治者的慾望。同樣，回顧整個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因為缺乏恰當的統治技術和能力而造成的政治動盪比比皆是，而現代工業社會的政治在複雜度、廣泛性和專業性等方面更是大大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正如韋伯指出的，對於政治家這種職業，只有那些對於政治事務有著濃厚興趣，同時具有較高政治理性和政治能力的專家才能駕馭，這點對今天的中國尤其有警示意義。
最後，“哲學王”主張的道德統治，把人的精神生活納入政治的視野之中，這給我們諸多啟示。柏拉圖繼承了他老師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命題。他認為哲學家是最有美德的人，也只有他能夠挖掘潛在於每一個人靈魂中的美德，哲學家的統治實際上也是一種道德的統治。雖然這種統治在現實中不可能實現，但我們不能對其這樣評價，正如上帝同樣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我們卻不能否定其意義一樣。博爾曼認為，在西方社會的文化正面臨著一種“精神崩潰的危險”，而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同樣在今天的中國，層出不窮的各種社會問題往往都與道德的缺失有關，“哲學王”思想雖然不能給我們提供直接的出路，但其中的閃光點，如始終將人的精神生活納入政治的視野下，仍然可以給予我們多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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