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章的起源是什麼

　　印章，用作印於檔案上表示鑑定或簽署的文具，那麼，?

　　中國印章起源於何時，至今尚無定論，一般研究者認為大致在春秋戰國之交。這種說法過於保守，從目前存世的大量戰國時期古印章來看，其製作、使用已經相當成熟。若以1998年安陽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紋銅璽為現今所能證實的經考古發掘的年代最為久遠的印章的話，那麼，中國印章的歷史應在商以前。

　　與印章自身的發展相比，印章與書畫的聯姻則相對要晚得多，而這也影響到今日書畫家用印的實踐。紙張發明之前，人們以竹、木簡為書寫材料。印章施用的載體為封泥——蓋有印章的乾燥堅硬的泥團。封泥的使用自戰國直至漢魏時期。約在公元3世紀到4世紀，隨著造紙技術的改善和推廣，紙張、絹帛逐漸代替了竹木簡，封泥的使用習慣也就不再流行。印章的施用，也逐漸由鈐於封泥轉換為蘸硃紅印泥鈐於紙上。紙張的普遍應用，不僅改變了印章的使用方式，也為印章與書畫藝術的結合創造了條件。

　　就目前所知，唐代書畫家尚未見有把自己的印章用在作品上以取信的做法。據《十國春秋》記載，前蜀茂州刺史許承傑“每修書題印，微有浸漬，輒命改換，書佐苦之”，這裡“題印”即蓋印、鈐印，與“題款”意義一樣。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前蜀時期已有人在書信來往中開始鈐印了。正是私印介入信函和公文，才使書畫款印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融合發展——宋元

　　有宋一代重文輕武，在經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稱整個封建時代的最高峰。由於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兼書畫家的提倡，鑑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中風靡一時，書畫款印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北宋時期使用書畫款印，目前可見最早的實物是歐陽修的《致端明侍讀書》，這件尺牘上鈐押“六一居士”印。歐陽修平時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孫其永保之”都是兼具收藏意義的印。《尚恩帖》中也有歐陽修的“六一居士”印。宋徽宗設立畫院，其本人也是詩書畫的踐行者，在自己的畫作和古書畫的簽名題記上都可見到其“御書”長方形印和葫蘆形印等款印。南宋吳琚的自書二帖中有白文“雲壑道人”印，《四清圖》捲上有楊無咎的朱文“草玄之裔”、“逃禪”，白文“楊無咎印”等。通過書畫家們的藝術實踐和推動，在北宋後期，印章已經成為書畫作品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書畫作品上署款鈐印的格式，也已被當時文人們廣泛接受。但真正在書畫作品上大量使用款印，並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當以米芾為先驅。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實行野蠻落後的等級制度，使得許多文人絕心仕途，轉而尋找新的心理寄託。而社會上“政統易於上，而道統則仍存於下”，於道如此，於藝亦然。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有助於藝術傳統的一脈相承，詩書畫印的融合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首推趙孟頫、王冕。

　　趙孟頫在詩書畫印多方面頗具才華，所使用的印章從篆寫文字到章法佈局皆出於自己的創作。其開創的圓朱文印章，以小篆入印，將優美清逸、線條婉轉而富於彈性的“玉箸篆”用於篆刻之中，因而印面神韻俱全，具有一種流動鮮活的文人印氣息，與其書畫作品相得益彰。趙孟頫對書畫用印的推廣應用，也起到了推動作用。與米芾一樣，關於趙孟頫能否自己刻印之事，現在還沒有確切的材料能夠證實。

　　中國使用石質印章的歷史久遠，早在印章的創制時期就有，從已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歷代都有。僅長沙一地，新中國成立後至70年代就發掘出土西漢時期滑石印44枚，還有少量的戰國時期的石質官私印。但是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現藏故宮博物院的漢新莽時期的石質兩面印“洽平馬丞印”和“鞏縣徒丞印”是作為鑄印母範用的，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但宋元之後文人蔘與刻治石質印章的性質就不同了。今天，我們可以從宋元有關文獻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中得到證實，宋代文人親自篆刻石質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然而，以石入印、自篆自刻，有確切記載並可見到印痕施之於畫面流傳至今的，元代的畫家王冕是第一個。自宋元開始，石章在文人中成為普遍樂於採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們不再處在篆刻的門檻之外，而是登堂入室，使文人篆刻集書篆、設計、奏刀鐫刻為一體。從此以後，印章藝術成為文人氣質、思想和審美趣味的直接體現，並真正成為詩、書、畫不可或缺的有機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