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須增強憂患意識
[論文關鍵詞]黨的建設 增強 憂患意識
[論文摘要]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是由我們黨的宗旨和性質所決定的。毛澤東、鄧小平、、胡錦濤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在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問題上，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矛盾，都告誡我們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現階段黨員幹部應當具有的憂患意識是多種多樣的，但從領導幹部的職責使命和現階段黨的歷史任務來看，黨員幹部應當具有下面幾種憂患意識，即：使命意識、執政意識、憂黨意識、憂國意識、憂民意識、憂己意識。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8年、執政6O年、領導改革開放30年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特殊形勢下召開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筆者理解，《決定》的字裡行間充滿了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決定》指出，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這就是為什麼要增強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中國共產黨對全體黨員提出這樣的要求，既寄予殷切的希望，也隱含著高度的政治警覺，表明了我們黨理智清醒的頭腦。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具有深遠意義。它關係黨的命運，而黨的命運決定著民族的興衰、國家的強弱和人民的福禍。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
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之一。從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當時“百家爭鳴”中的各個學派幾乎都有自己的憂樂觀。例如孔子這樣表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學而》與“憂”相對的是“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他誇讚自己的學生顏回：顏回身居陋巷，生活艱苦，在“人不堪其憂”的狀況下能夠“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實在是賢明的君子!孔子說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學而》。這些論述發人深省，奠定了中國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論基礎。到戰國時代中期，儒家思想發展到孟子的時候，“憂”與“樂”逐漸具有了理論形態，成為儒家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它超越了個人道德情操的範圍，帶有理論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謂憂患意識便成為人生價值觀的簡潔表述。孟子從歷史中舉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說明他們都是從憂患和痛苦中磨鍊出來的。孟子將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學的高度加以總結，寫出了自古以來中國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這是多麼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國古代哲學中辯證觀有高的成就，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學派在此領域內都有獨特的貢獻。例如，道家學派的創始者老子，在《老子》一書中對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深刻的論述。他的重要哲學命題是：“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反” 即向相反的方面變化。當事物發展到極點時，它不可避免地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老子認為“反”才是事物變化的總規律，人們幾乎是無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極必反”成為中國古代人們熟知的名言。《易傳》一書系統地從自然到社會論述了“有對”之學的許多方面。例如強調“變革”的重要性，即人們要順應事物的變化趨勢，自覺地進行變革。《易傳》有句名言：“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命”一詞即出自這裡，《易傳》提醒人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很明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憂患意識是古代樸素辯證觀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表現。換言之，古代的安危觀實際上是憂患意識的另一種表述，其意義是相通的，受到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的重視。
在中國歷史上憂患意識影響深遠。由於它不是個人一時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臨時措施，而是根植於辯證觀的政治哲學，因而才有了強大的生命力。秦一統天下，建立了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從這個時候起，憂患意識逐漸成為古代愛國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說，人們的憂患意識總是與國家的興衰治亂聯絡在一起。西漢時期，從更大範圍而立論的“國格”觀念應運而生。人們將“國格”作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業、學問的標準。例如史學家司馬遷將“國”擺在首位，稱讚“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觀點。到了宋代，“憂患”直指“天下”。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學者范仲淹在所寫名文《岳陽樓記》中，將此前的憂患意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發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呼喚。這是多麼寬廣的胸懷!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在為范仲淹寫的碑銘中，稱讚範氏少年時就有大志，不論他身處何種環境，也不論別人對他如何評論，都不能動搖他的志向。他始終心懷天下，以“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勉自勵。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憂患意識的真諦所在。
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些有遠見的思想家在抒發其憂患情懷時，視野更加開闊，並且提出了進行社會改革的迫切要求。例如，歷經明末清初鉅變的思想家黃宗羲，於清康熙二年1667年寫出了劃時代的著作《明夷待訪錄》，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刻剖析。憂患意識促使有遠見的思想家將希望寄託於未來。思想家龔自珍的詩文洋溢著濃重的憂患氣息，他的名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了他對新時代的憧憬和召喚。20世紀初，憂患意識成為民主革命先驅者反對外國侵略和期望改變國體的一種思想資料。民主革命先驅者們的憂國憂民情懷、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古代憂患意識一脈相承，同時也增加了時代需要的新內容。
由此可以看出，憂患意識之所以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優秀遺產，就在於它並不是悲觀主義和厭世主義，而是蘊涵著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積極有為的，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這種憂患意識提醒人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居安思危，不驕不躁，使正義的事業立於不敗之地。從這個主流來看，歷史上的憂患意識仍然值得人們借鑑和研究。
二、黨的中央領導集體面對複雜的形勢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是由我們黨的宗旨和性質所決定的。從本質上來說，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的性質，我們黨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我們黨有資格在中國長期執政。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能夠長治久安。但是，究竟能否做到這一點，除了客觀的規律和條件外，在相當程度上，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事物總是在發展變化的。矛盾雙方的地位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生轉換。今天一路順風，明天可能逆水行舟。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黨正在領導人民實現的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在這條道路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用，要經歷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風險。增強憂患意識就是要對風險和困難高度關注，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要保持頭腦高度清醒，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在實踐中高度警覺，才能保證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鄧小平、、胡錦濤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在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問題上，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矛盾，都告誡我們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都以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為憂患的出發點，都以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為憂患物件，都以防範執政風險為憂患重點。
毛澤東憂黨的執政地位能不能鞏固。早在延安時期，他就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高階幹部要學習《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我們不當李白成的決心。明末農民領袖李白成率軍一舉推翻統治達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然而農民軍將領進城後驕傲自滿，喪失民心，僅一個多月就被入關的清兵趕出北京城。郭沫若針對這一教訓寫出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告誡全黨以史為鑑。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要求全黨牢記“兩個務必”，防止“糖衣炮彈”的攻擊。毛澤東把執掌全國政權比做“進京趕考”，從整頓作風和提高本領兩個方面提出了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
鄧小平憂黨內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鄧小平反覆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關鍵在人，關鍵在黨。鄧小平曾經對黨內的思想僵化狀況表示過極大的憂慮。他認為，錯誤的認識和落後的觀念是改革最大的障礙，面對黨內一度存在的思想僵化、一些幹部素質不高和新時期腐敗現象蔓延問題，他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晚年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現在看來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的問題小。
憂黨的建設方向發生失誤，憂黨風不正，憂我國科技落後。他把深人研究共產黨執政規律，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到戰略的高度來認識，在中紀委第八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和歐陽修“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警示全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抵禦風險，戰勝困難。在慶祝我們黨建黨8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全黨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
胡錦濤憂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能力不強。黨的十六大剛一閉幕，新當選的中共中央胡錦濤，同中央書記處全體同志來到革命聖地西柏坡，重溫毛澤東“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諄諄告誡，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鬥。胡錦濤指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我們決不能自滿，決不能懈怠，決不能停滯。“成績越大，喝彩聲越多，我們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鬥”。他要求大家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堅持重實際、鼓實勁、求實效，不圖虛名，不務虛功，不提脫離實際的高指標，不談脫離實際的空口號，不搞勞民傷財的假政績。
胡錦濤多次強調，要不斷提高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能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始終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強調：“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這是我們黨重視加強自身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深刻歷史根據和規律性認識，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特別是近20年來一些馬克思主義政黨興衰成敗經驗教訓的啟示。
三、黨員幹部樹立憂患意識的基本要求
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是黨中央對黨員的基本要求。只有全黨同志自覺憂黨、興黨，把憂黨、興黨作為自己的重要責任，黨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現階段黨員幹部應當具有的憂患意識是多種多樣的，但從領導幹部的職責使命和現階段黨的歷史任務來看，黨員幹部應當具有下面幾種憂患意識：
一使命意識。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擔當的歷史使命。經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奮鬥和艱辛探索，我們已經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通往偉大復興光明未來的發展道路。今天，黨的事業的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手裡，每一位共產黨員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對黨的事業滿懷信心，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的事業，是體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業，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趨勢的正義的事業。同時，還應當清醒地看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充滿艱辛的壯麗事業，前進的道路上還會遇到許多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困難和風險。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面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巨集偉目標，面對改革發展的繁重任務，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陶醉於已有成績而沾沾自喜，沒有任何理由滿足現狀而畏葸不前，沒有任何理由故步自封而不思進取，必須謙虛謹慎、居安思危，憂黨、憂國、憂民。要善於從承平中預見危機，從機遇中看到挑戰，從有利中發現不利，從成績中看到差距，時刻保持對形勢的清醒判斷，始終保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的強烈憂患意識；常礪復興之志，時刻銘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常念人民之託，以人民的憂樂為憂樂，以人民的甘苦為甘苦，時刻不忘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
二執政意識。黨的興衰取決於執政的成效，執政的成效取決於真抓實幹。不幹，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要把關注黨的前途命運、塑造黨的執政形象、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執政實踐中，落實到具體工作中，自覺把自己的理想和奮鬥同黨和人民的事業緊密聯絡在一起，同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前途緊密聯絡在一起，以與時俱進、昂揚奮發的精神風貌，埋頭苦幹、精益求精的踏實作風，創造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無愧於人民的一流的工作業績，以堅強的黨性原則、閃光的人格力量和創造性的工作成果賦予黨的先進性以新的時代特徵，賦予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以新的時代內涵。
三憂黨意識。憂黨意識就是對我們黨可能出現的危機和考驗保持的一種警覺。這是黨員幹部應有的一種憂患意識。我們黨是執政黨，並將在中國長期執政。黨的前途命運不僅與國家的前途命運聯絡在一起，而且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聯絡在一起。領導幹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是黨的幹部隊伍的中堅力量，必須把黨的前途命運與自己緊緊地聯絡在一起，時刻把黨的命運放在心上，只有這樣，才能自覺地維護黨的形象，忠誠於黨的事業，才能為實現黨的歷史任務而努力工作。我們黨的歷代領導人都是將憂黨意識放在第一位。正是有了強烈的憂黨意識，他們才能對黨的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才能重視黨的自身建設，才能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領導幹部只有樹立強烈的憂黨意識，才能自覺地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執政興國、執政為民的本領。
四憂國意識。憂國意識就是對國家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和風險保持的一種警覺意識。熱愛祖國、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是領導幹部應有的道德責任。領導幹部是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棟樑，是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具體組織者和執行者，歷史的使命和肩負的職責要求領導幹部要把國家的前途命運與自己的職責使命聯絡起來，自覺做到憂國興邦。雖然我們的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我們也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還會出現很多風險與考驗，因而，不能對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驕傲自滿。領導幹部有了強烈的憂國意識，才能樹立強烈的危機意識和責任感，才能自覺地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抓好經濟社會的發展。
五憂民意識。憂民意識就是親民意識，是指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識民情，體民意，解民憂。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憂民意識是基本的為官之德，以憂民意識為核心的親民思想早在幾千年前就被古代先賢們所推崇。夏禹曾提出“德惟養政，政在親民”，《大學》中提出“大學之道……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孟子具體地把親民思想化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在新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領導幹部，更要與人民同快樂、同憂愁，和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作為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更應當牢記黨的教導，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優秀文化傳統，在思想意識上、文化理念上、言行舉止上，以愛民、親民、為民為最高理想和行為規範。
六憂己意識。憂己意識在這裡是特指領導幹部對加強自身主觀世界的改造、對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落實科學發展觀本領的強烈緊迫感和危機感。今天我們呼喚憂己意識，不是對既得利益患得患失，也不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而是憂為官不廉，憂從政不勤，憂貢獻不大，憂愧對民眾，為抗禦邪惡構築堤壩。當今社會，誘惑多多，稍有不慎，就會誤入歧途，因此，憂己不僅要憂自己的學識、能力和素質，還應憂自己的操守、德行和人品等，謹防自己蛻變為人民的罪人。特別是對於掌握一定權力的領導幹部來說，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每天都要與各類人接觸，官員職務行為的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成為別人開啟缺口的靶子”。因此，多一點憂己意識，能使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權力所誘，不為聲色犬馬所惑。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說，多一點憂己意識，就是優良素質和德行的體現，就是表率作用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