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近代史的論文
鴉片戰爭，是英國為了毒害中國人民、阻止中國禁菸而發動的一次侵略戰爭。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鴉片戰爭後中國面臨的外來侵略與文化滲透》
摘要：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西方列強全面入侵與掠奪，文化作為一種特殊形態，中國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與本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一樣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樣認識西方列強利用文化工具對中國侵略的種種，是一個亟待釐清不同方面。
關鍵詞：侵略 文化侵略 文化滲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第一章“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第一節“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系統闡述“資本-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本國封建主義勢力對人民的壓迫，是近代中國落後、貧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書寫文化部分時，出現了概念邏輯模糊，以及概念與史實邏輯的混亂。
一、“侵略”與“文化滲透”的概念邏輯與史實邏輯
《綱要》教材在書寫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分成幾大部分：“一、軍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經濟掠奪。四、文化滲透。”其中的“文化滲透”，不僅出現與章節整體內容概念邏輯模糊，還出現了與史實邏輯的混亂。
***一***“侵略”與“文化滲透”的概念錯位
《綱要》第一章第一節“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滲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傳統意義上是指通過各種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別國的領土、主權，掠奪其財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闡述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分別羅列了軍事侵略、政治控制、經濟掠奪、文化滲透。其中，“文化滲透”就形成與其它各方面的並列關係。這樣，“文化滲透”在這裡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雖然教材沒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詞，也表明教材寫作者對文化侵略與文化滲透的區別理解可是。在教學與科研實踐中，很多教師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還有直接呼籲教材把“文化滲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學界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概念。文化侵略行為必定是帶有強制性的，必定是會對被侵略國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傷害的。而文化是無形的，它包括整個生活方式、信仰、態度、取向、價值和哲學等，文化的全人類共性與文化的民族個性這些特質使得一方面各國各民族之間是可以進行文化溝通的，同時不同的文化體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一個民族建立了一種高於或者不同於當時社會普遍文明形態的文化時，她就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特質，這種特質與外界多元文化交流過程中主動或被動走向更新的文明。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人類文明積累的長河中的穩定性最為明顯，不會輕易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個難上加難的學術命題。
“文化滲透”，是指一種文化通過不同的渠道和方法進入到另一種文化內部，對其發生影響和作用的過程。每個國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質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為準則等，文化傳播導致文化滲透,這是文化發展的一條規律。有學者指出文化滲透是指相互的或雙邊的文化涵化，也即是兩個當事的文化群體彼此影響的文化涵化狀況。物質資源只能互換，文化的內容與文化中的人文價值，卻可以通過相互滲透實現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滲透”與各種外來“侵略”在概念邏輯上等同，是錯位的。
***二***“文化滲透”與“侵略”的史實邏輯混亂
教材闡述“文化滲透”其一，“披著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主要內容之一是“帝國主義的文化滲透活動，有許多是披著宗教外衣、在傳教的名義下進行的。一部分西方傳教士積極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活動。”對傳教士的指責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1、傳教士蒐集情報，進行間諜偵察活動。2、傳教士參與隨軍活動，擔任英軍翻譯。傳教士受僱於入侵的軍隊成為情報官，那他的主要職責自然是蒐集情報，這是不爭的事實。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和締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與傳教士的政治立場有關，與宗教本身無關，更與文化本身無關。此時他的身份是軍中情報官，而非傳教士。
教材闡述“文化滲透”其二，“為侵略中國製造輿論”。主要內容“外國教會中的某些勢力還利用宣傳宗教和西學的名義，為帝國主義侵略製造輿論。它們在中國辦報紙、雜誌，翻譯、出版各種書刊。”我們不否認教會中的“某些勢力”利用辦報紙雜誌製造一些侵略言論，而同時教材重點提出來一個典型人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基督教在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廣學會。說廣學會發行的刊物《萬國公報》，在介紹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時，也宣揚殖民主義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序言中說，‘泰西各國素以愛民為治國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閉關開釁之端則在中國，故每有邊警，償銀割地，天實為之’”。僅就這樣的描述，這裡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為一個負面文化人物，與真正的人物之間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讀者對他的誤讀與誤解。***後文再述***從蔡爾康在《馬克思主義最早由傳教士翻譯引入國內》一文中指出，關於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的問題，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第121期刊載的《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報刊對馬克思及其言論的最早介紹。該文譯述了馬克思的一段話：“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這段話出自《共產黨宣言》，現在通行的譯文是：“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大同學》譯自英國社會學家本傑明明頡德的《社會演化》一書，由英國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譯。可見《萬國公報》傳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認識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利用文化工具對中國侵略
第一次鴉片戰爭既是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又是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衝突。文化具有多樣性與民族性的特點，不同文化體系的矛盾、衝突，尤其是作為文化制度層面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一直是影響國際衝突的深層原因。人類社會早就存在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怎樣看待各種文化文明之間的交流、傳播、滲透與侵略，是需要審慎的甄別與釐清的。
1、外來文化傳播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總體起了積極作用
國內對近代西方列強侵略時外來文化傳播對中國社會的作用，寫在書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蠻的殖民行徑往往被賦予神聖的文化光輝，殖民主義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時，推行西方的文字、語言、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並通過建立學校、開辦醫院和慈善機構進行文化侵蝕，進而實現對附屬國社會肌體和內臟的徹底改造。這樣大而化之的論述，忽略了作為一種歷史積澱的民族文化強大的內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質對外來文化具備的相容幷蓄的強大功能。
按照現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當權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組織或神話人群都有自由傳播自己思想主張並結合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權利，也同樣有建造相應之宗教與神話建築的權利。鴉片戰爭前後，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傳，與西學東漸等等文化文明傳播聯絡在一起，教士們為中國走向文明進步，對中國的近現代化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就拿傳教士辦學來說，歷史資料顯示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一般來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課程主要為聖經，重點在創世論、贖罪論和耶穌生平等教義上。此外，學生還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如禱告、崇拜等。二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一般包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等。學習中國經書一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科舉考試的需要，再者也是為了學生畢業後能夠與士大夫和地方官紳接觸，適應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不至於被傳統知識分子歧視。三是西方科學知識。開設諸如數、理、化之類的新式科學課程。在當時清政府極少重視西方科學的情況下，教會學校開設的科學課程，對落後的中國來說，具有意義重大的啟蒙作用。
另外，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一些教會學校還開設了英語課。英語課的設立為中西文化的溝通和交流開闢了一條渠道，有助於中國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廣學會，歷史資料顯示從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她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萬國公報》介紹西方最新知識和思潮。廣學會出版的書籍，題目從宣教一直到法律、商業、政治、經濟、哲學、家政和纏足的罪惡等，超過二千種。李提摩太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其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內容是十九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三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舉行一次科學報告會，並邀請官吏和士紳觀看其科學演示。他還不失時機地晉見各級官吏，講解世界地理、宣傳變法主張，勸其建鐵路、開礦藏、以養民富國。他主張改革先從統治階級入手，“首教官員、次教富紳、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還一再強調要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來文化傳播的積極範例應為“庚款興學”。1908年10月28日，中、美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則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須“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其中，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餘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並責成清廷外務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一國的外交行動是否侵略，應依據它是否損害了另一國的主權和利益。史實證明，美國政府決定有條件地拿出庚子賠款部分資助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庚款興學沒有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主權，反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起了積極作用。
2、某些充當侵略中國急先鋒的傳教士其行為與宗教無關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分為兩種：一部分是想將“上帝的福音”傳到中國，真心真意的想幫助中國走向富強之路。另一部分則是為殖民者服務，充當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後者在本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認同的行為準則並不是宗教而是國家的召喚，是與國家政治利益緊密聯絡一起的。
教材中敘述說“比如，1832年德國基督教傳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以傳教為掩護，在中國沿海進行過長達幾個月的間諜偵察活動，刺探蒐集大量軍事情報，並竭力鼓吹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鴉片戰爭期間，他不僅擔任英軍陸軍總司令的翻譯，在英軍佔領浙江定海縣時擔任民政官，還參與了中英《南京條約》的起草和談判。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向俄國公使和英法聯軍提供了有關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況和詳細的北京地圖。在1860年法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中法《北京條約》時，擔任翻譯和檔案起草的法國傳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條約的中文文字中，私自添上條約的法文原本上所沒有的“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這些史實，應該清楚地看到其一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和締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語言翻譯其次是在從事間諜偵查活動方面，他們並不是各國侵略中國的策劃者組織者及主力軍。其二某些或個別傳教士的政治立場和行為，不應該是基督教作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造成，而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絕非來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時刻他們選擇了臣服於國家政治利益。
如果說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外來文化對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侵略，應該是許多學者認同的20世紀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從方針方案政策途徑和方式對中國造成的文化損害。歷史資料顯示僅在東北以外中國其他各淪陷區，日本人全面控制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主權，並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實施教學，還在一般學校之外開設了大量專門的日語學校，試圖通過日語學習來培養中國人的“親日”情感。日本還十分重視利用宗教文化為侵華服務。
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軌道，在鴉片戰爭炮火的轟擊下，中國於災難痛苦中逐漸被納入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軌道。在這一過程中中西方文明發生著激烈的衝突與碰撞，繼而中國近代中國社會掀起了一浪又一浪變革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