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畝制度的頒佈歷史事件
《天朝田畝制度》是1853年冬太平天國頒佈的建國綱領。內容中主要突出反映了農民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強烈願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鬥爭的思想結晶。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你喜歡!
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天朝田畝制度》
中國曆來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大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問題是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如何，關係歷代政權的興亡治亂和社會經濟的繁榮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貞觀、開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強地主，因而國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於鉅富官紳，農民失所流離，則生產力遭到破壞，莫不釀成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封建社會中，農民是主要的生產者，土地是他們進行生產的命脈。農民要求獲得土地，以平均地產為核心的平均主義思想，是他們階級意識形態的主要反映。宋代鐘相等人提出“等貴賤、均貧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糧”號召農民起義;降至清咸豐初，洪秀全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將農民平均主義思想制度化，從而發展到了最高峰。平均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有著它的演變過程、不同的歷史作用和利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期，它是落後的、倒退的和反動的。但是，在反對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產對農民的桎梏中，它不僅是一面鮮明的旗幟，而且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因為它起著推動生產力發展，解放生產力的歷史作用。此制度是太平天國的一個基本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天朝田畝制度》產生的經濟背景
《天朝田畝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對立物。清朝中葉，土地已高度集中，過去王瑛已有專文論證***王瑛：《太平天國前夕的土地問題》，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補充一些地方的材料。關於清代田賦之重且不均，本文則列證論述，而清朝官吏在糧賦上之浮收勒折，剝削小戶農民，更加劇了土地問題的矛盾，這是應該著重揭露的。如果對這些方面有較深切瞭解，《天朝田畝制度》的性質和意義便易於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敘述。
清代土地兼併之烈與地租剝削之重
土地兼併，歷代皆然，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過，清朝從開國之始，八旗貴族就大肆圈佔民田，漢族的顯官豪紳，也憑藉財勢，廣置田產。其結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廣大農民淪為佃戶，“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間各州縣，農民耕種之家居十之五，衣食鹽漕與工商各業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階級，“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稅者也”。[盛楓：《江北均丁說》，同注***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其他各省州縣，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貴族佔田數額是很驚人的。乾隆時，大學士和珅田產多達八千頃。道光時，英和因罪田產沒官，計有五七二頃餘，琦善亦有二五六頃之多。漢族大地主所置田產亦不稍遜。如康熙時，刑部尚書徐乾學，田產跨蘇、鬆兩府之地，僅在無錫一縣就買田“萬頃”。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頃”。***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頁。***到太平天國革命之際，徐乾學的後裔徐佩瑗，在江蘇長州縣還擁有千畝以上田產。與他同縣的汪□，有田產三千餘畝。吳江縣廬墟的柳光薰，業田在四、五千畝之間。而與他同縣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萬餘畝”。[***光緒***《吳江縣續志》卷十九，第五頁。[常熟縣的龐鍾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廣糧產區，環洞庭湖各縣，膏腴沃壤，也是多為官宦紳衿所佔。湘南雖是沖田坡地，卻也集中到大戶名下。如桂陽州鄧氏，“兄弟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遊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頁。]又如衡陽，有劉重偉兄弟，因經營山場木材業致富，“至嘉慶時，子孫田至萬畝”。[***同治***《衡陽縣誌》卷十一，第五頁。]太平天國起義的廣西潯州府所屬各縣，地主佔田之多，不亞於他處。如平南縣的張姓、滿姓財主，財富相埒，民諺有“江北張其耀，江南滿國球”之稱。桂平縣也是“田多為富室所有，荷鋤扶耜之倫，大半為富人之佃。”***吳鋌：《因時論十·田制》，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疇，土田肥美。這裡石頭腳村的陳家大地主，高堂華屋，富誇一方，還有新墟，莫村等處的淩姓、羅姓等家，他們共佔去了當地十分之八的田地。總的來看，各省各州縣土地集中的比重，雖各不相同，但“豪強兼併，一人而兼數十人之產，一家而兼數十家之產”，則是普遍現象。[***民國***《桂平縣誌》卷二十九，第二頁，“食貨”中。]其結果就是，“田歸富戶，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光緒***《廬江縣誌》卷二，第五頁。]，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絕大多數農民變成受地主直接剝削的佃戶，他們所負擔的地租，越來越重。清初，蘇南地區“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鬥，少者亦八九鬥”。***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鬆二府田賦之重”。***到了道、鹹年間，蘇南租額“少者亦得一石出頭，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額”***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論”。***，其中吳江最為突出，雖“下下田”，亦收一石有餘之租。有民間詩歌描寫道：“催租急於石壕吏，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農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倉箱。”[***民國***《南潯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頁，“折股怨”。]如此超經濟榨取，生產力怎能不遭到破壞。在這樣的重租剝削下，農民“雖農具盡而質田器，田器盡而賣黃犢，物用皆盡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後已”。[《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如此煎逼追比猶不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責償其租於佃農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農“抗租”，買通胥吏，逮捕繫獄，以至三冬歲末，為“欠租”而襤褸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縣計，奚止數千百人”。***《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真是人都說江南好，豈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農民的地獄!
清代農民田賦負擔之重
在封建社會中，糧賦是中國專制政府的主要財源。明初，江南田賦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遼餉、練餉與剿餉，天下囂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雖在康、雍之時幾次議減賦，但所減只是象徵性的，實際田賦仍在增加。田賦按常理應由田主輸納，田多則理合多交，無田或少田，則當不納或少納。但清朝自乾、嘉以來，吏治腐敗，居然顛倒其事。顯官豪紳等大戶，擁有千萬畝田產，竟可不納田賦，或巧為規避，雖正額亦“注緩”減收，以至沉重的田賦負擔，大多轉嫁到小戶，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其中情偽弊端，令人十分驚訝。先看江蘇的情況。這裡的縉紳大戶，憑藉其勢力，“短交”糧賦，其缺額“自必取償於鄉曲之淳良小戶，而為牽長補短之計”。***《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而小戶窮民不堪□削，往往詭寄糧名於大戶名下，久之，其有限田產，便為大戶所併吞侵奪。馮桂芬在《均賦議》中對糧賦弊端，說得十分具體，其謂：
“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為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多折銀，最少者一石二、三鬥當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當一石，強者完米二石有餘當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二石當一石。”***《顯志堂稿》卷五，“均賦議”。***
可見清中葉交納錢糧，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為重輕，而是取決於勢力之強弱。紳與民，大戶與小戶之間，每畝納課相差竟達兩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數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縣紳衿，有連阡累陌，從不知完糧為何事者”。***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六，賦役三。***的確，大戶不交糧或減免、注緩，在江南不是個別地方，而是各縣皆然。請看以下的例證：
松江：松江田賦，“皆因圖蠹把持，圖書掌握，田多者受賄兔脫，田少者無賄雉罹。
造冊則朝更暮改，分數則換張移李，先後任其倒置，多寡聽其遊移。”***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均田均役議”。***
這裡不僅說明大戶財主行賄而“兔脫”田賦，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圖書，篡改糧冊，使小戶平民，代大戶完納，罹無窮之災。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錢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戶，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僅要洋一角二分，將票米總算扯，每畝不過四、五十文;如小戶，票米照數算，每畝必要一千零。頑佃蒂見不在內。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本***第五頁。***
江南納賦，向來有“短價”與“長價”之分。大戶減價交納，謂之“短價”，小戶則加倍稱之價徵收，以補大戶之虧欠，謂之“長價”。上例所說“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長價”而言，“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戶所納比之小戶已短少一半。然此猶未使大戶甘心，如上所云：大戶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僅納原額千分之三。而五十文與一千文相比，大戶與小戶所交賦額，相差二十倍。如此盤剝，小戶那得不傾家蕩產呢!
元和、吳江：“以***青浦、元和、吳江***三縣而論之：青為上、元為中、吳江為最下。青浦之漕為清漕，納賦者無紳無民，一畝之田，壹以糧一斗有奇，銀一錢一分有奇為準;元和則城與鄉，強與弱，已有所謂大小戶者，然大戶十猶約三四也;獨吳江則不然，有十數頃之家，而所完無幾者，有一二畝之家，而橫徵倍之者”。***陶煦：《租□》“辨上下”。***
如按作者所說，真所謂舉世皆濁，而青浦獨清。實則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義後，才使錢糧平均一些，蘇州府的元和縣，卻是強者之賦由弱者代完，吳江則千餘畝之家，有的幾乎不納分文。
浙江省漕賦徵收的情況也和江蘇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說：
嘉興、杭州：“蓋一縣之中，花戶繁多，災歉蠲免，悉聽經書冊報。世家大族，豐收者亦能蠲緩，編氓小戶，被歉者尚多全徵。且大戶僅完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不足。官吏徵收不善，小民諮怨有詞，故鬧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議減杭嘉湖三屬漕糧大概情形摺”。***
紹興、肖山：“茲查浙東八府，錢糧徵數，以紹興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紹興為尤甚。山陰、會稽、肖山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戶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國家維正之供，而有紳民重輕之別，以閭閻奉公之款，徒為吏胥中飽之資。官司以賠墊為苦，民戶以偏重為苦。”***《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八，“□減紹興府屬浮收錢糧摺”。***
可見浙江交納田賦亦有“大戶”、“小戶”之分，世家大族擁有大宗田產，卻捏報災歉，“蠲免”糧賦，其短交數額，卻以浮收攤派小戶來補償，故當時有謂：“剜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為，但本質上還在於清朝政權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蘇、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體相同，在江西、湖北、廣西等省，大戶地主玩弄“飛灑詭寄”的手段，買田收租而不完糧，致使小戶人家，田地已賣出數年，數十年，仍然照舊納賦，這樣就加劇了兩極分化，使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銳。
總的來看，清代的糧賦之重，不減於明代，而蘇、鬆地區，猶有過之。在糧賦的負擔上，極為不均：“大戶僅完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大戶只納零頭，或抗延不納，小戶則倍徵暴斂，或田賣糧存。當時有人估計：各省地丁錢糧，富戶所納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償於小戶。輕重倒置，民怨沸騰，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間紛紛而起。
《天朝田畝制度》的主要措施
《天朝田畝制度》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它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和社會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為九等，好壞平均搭配。然後以戶為單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歲以上分全份，15歲以下分半份。
它還繪製了一幅新型社會的藍圖，這就是以25家為基層單位，稱為“兩”。兩個“兩”，設“兩司馬”主持。每5家設“伍長”一人。每家出1人當兵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每個基層單位，建立一個“國庫”，“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各家遇有婚喪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規定費用到“國庫”領取;鰥寡孤獨殘廢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也由“國庫”開支撫養。農民除耕種外，還要利用農閒時間飼養豬、雞、蠶，從事紡織、縫衣、製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生產。
《天朝田畝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著千百萬農民群眾，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鬥爭。太平軍所到之處，出現了沒收地主、官僚的財產，焚燬田契、債券，限制地主收租的鬥爭場面。不少地主唉聲嘆氣說：豐收“於我無份”;有些地區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無收”。有的地區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國政權發給“田憑”。除此之外，太平天國把一些廟宇祠堂佔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沒收，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耕種。以上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群眾的經濟政治要求。這樣一來，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發揮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有的地區出現了“穀物豐收”、“農安物阜”的繁榮景象。
但是，要在個體勞動、分散經營、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並絕對平均分配所有財物，這是一種空想，加上連年征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太平天國在江西、安徽等地實行比較切合實際的“照舊交糧納稅”的辦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實行鄉官制度。在太平軍的區域內摧毀了各級地方封建政權，建立起農民的革命政權。凡縣一級以上的負責人，一般都由革命軍將領擔任。地方鄉官由貧苦農民擔任。《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選舉，“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鄉官如有貪汙不法的，人民可以檢舉揭發，隨時革退。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建立，有力地推進了革命的發展。
對於婦女政策，《天朝田畝制度》也有一些進步的規定。
婦女和男子同樣分配土地和生活資料;婦女可參與軍政事務;
設定女官，開科取士;在宗教上，婦女和男子都參加拜上帝活動。還提出禁止纏足和買賣婚姻。這樣，婦女地位有了顯著提高。婦女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國在婚姻上，規定“天下婚姻不論財”，廢除了把婦女當作商品的買賣婚姻。太平天國發給男女自由結合的結婚證書——“合揮”，上面登記著結婚人的姓名、年歲、籍貫等專案，還蓋有龍鳳圖章;這是史無前例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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