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環境史研究幾個問題之管見
論文關鍵詞：中國環境史淵源 歷史地理學 理論建設 環境志
論文摘要：該文針對當前中國環境史研究中幾個較為重要的問題，即中國環境史淵源問題、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關係問題、環境史理論建設問題、環境史與環境志關係問題，逐一進行了論述，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最近一個時期，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西部大開發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推行，各項建設工程蓬勃開展，環境保護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如何協調共進也得到舉國上下政界、企業界及科技、學術等各界有識之士的廣泛重視，並傾力進行調查、研究，以尋求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生態環境也能得到完善保護與治理的最佳途徑和方略，以促使中國早日建成小康社會。最近中央提出要樹立科學發展觀與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戰略構想，實際上也包含要更加註重節約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內容。
在這樣一個大的發展形勢下，中國史學界也更加關注環境史的研究，並聚焦於對歷史上環境與社會間互動關係及其影響之探析，這無疑是既有重大的學術、理論價值，也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大有裨益之舉。為了對促進當前環境史研究工作盡綿薄之力，筆者謹對幾個有關問題陳述芻蕘之見。
一關於中國環境史的淵源問題
任何學科的淵源問題，都是其學術發展史上的嚴肅而又重大的課題，中國環境史是如何萌生、發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見北京大學歷史系包茂巨集教授的《解釋中國歷史的新思維：環境史——評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隱：中國環境史***》一文的一條註釋中論到：“環境史作為一個分支學科或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是19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傳人中國。”接著又寫道：“在此之前，中國已有非常豐富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許多環境史的研究內容。”應該指出他關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中包括環境史研究內容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而關於中國的環境史研究是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傳人的論斷卻值得商榷。事實上，他的前述第一個論點就為辯駁他的第二個論點提供了充分的論據。
中國歷史地理學史展示，由於中國有著源遠流長、成果豐碩的沿革地理學與古典歷史地理學的長期發展與積累，所以到上世紀30年代，一批史學家與地學家受現代科技知識與學術思想的影響，面對強鄰虎視、國事危殆的局勢，遂在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愛國熱情的激勵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歷史地理等傳統學科基礎上，創立並形成了歷史地理學這門新興學科。他們一方面以新的學術觀點，繼續深化沿革地理學研究，另方面對歷史上的自然環境變遷也進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歷史時期氣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動物、河流與湖泊變遷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頗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楨在《國風***1932年第4期上發表的《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朱炳海譯***；《禹貢***1934年第2期登載的蒙文通講，王樹民記錄的《古代河域氣候有如今江域說》等。由此可見，歷史地理學的興起與發展，同時也孕育並催生了中國環境史研究。
到上世紀50年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62年初，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明確論定歷史地理學的“主要研究物件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該文總結了此前有關歷史地理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頗為完整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與此同時，譚其驤院士與史念海、陳橋驛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學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領域做出了建樹。特別是譚其驤院士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8大冊與譚其驤、史念海、陳橋驛彙總定稿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的先後出版，既體現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整體實力，又標誌著這門新興學科已趨於成熟。而在歷史自然地理多個分支領域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果，也對史學界關注環境史的學者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從一些主要研究農史、林史、水利史的專家也開始注重相應的環境變遷問題研究上可得到印證。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環境史的興盛，雖然也受到國外，當然包括英、美等國環境史學家們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的影響。但毋庸置疑，其淵源還在中國自身蘊涵的豐厚的史學以及上世紀30年代興起並發展成熟的歷史地理學的激發。
二關於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關係問題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關係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顯的差別，是屬性與研究內容都有一定區別的兩門學科。因而我對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論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學“從原則上講，二者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唯一的區分就是由不同的學術文化產生的界限”的觀點難以認同。且不說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學被學界公認為分屬地理學與歷史學兩大學科門類，也不說迄今關於環境史學的定義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即使說兩門學科間有些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有共通之處，但因學科屬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點與落腳點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說，環境史是為解讀歷史提供新思維，…歷史地理學則是為研究地理環境提供新視角。如再略加引申，則可認為，歷史自然地理學是將人為活動作為一個重要的原因與營力，與自然要素自身變化規律結合起來，探明人類歷史時期自然環境之變化歷程及其複合型的演變規律。而環境史，按筆者目前的認識則是以人類歷史時期環境變化作為對照物，著重探討經由人為活動造成的環境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因而二者間區別是明顯的。當然上述狀況使這兩門學科都具有警世資政的積極社會效應，互補互濟的關係也是很明顯的。
三關於環境史理論建設問題
這是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學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在中國比較而言，歷史地理學在基礎理論建設方面起步早，已進行了相當的研討。自侯仁之院士《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發表後，實際上已確定了人地關係說在歷史地理學理論體系中的基礎地位。近一段時間，筆者也不揣淺薄，做了一些探討。1992年應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學慶祝自然地理專業創辦40週年徵文所需，撰寫了《論歷史自然地理在當前地理學學科體系改造中的地位與作用》一文，在該文中提出了人類歷史時期之人地關係是一“多元複合雙向制約體系”的新概念。並作了如下闡釋：“人類歷史時期之‘人地關係’，實際上就是不斷髮展的人類社會活動與不斷變化的自然地理環境之間的一個雙向制約體系。當然，參加到這一體系中來的，不論是人類社會活動方面的，還是自然地理環境方面的，都有眾多的要素，彼此交織，交相感應，形成一個複雜的本系。”
當然這一闡釋還是很初步的。1994年，為參加陝西師範大學與美國北依阿華大學聯合在西安舉行的“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國際學術會議”，筆者在提交會議的論文《制定並執行正確的政策是做好環境保護工作的基點——以中國黃土高原地區水土保持工作為例》中，就當今全球普遍面對的“環境與發展”難題，依據前述人地關係是一“多元複合雙向制約體系”的理論觀點，擬定了一個環境與發展人地關係系統諸因素相互制約影響之模型圖。見下圖：
對上列模型，筆者論述了各因素間彼此相互影響制約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並著重強調了政府行為的主導作用。
2003年l2月，筆者為參加由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孫中山思想國際研究中心、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西部大開發與環境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西部大開發中的生態環境制約作用與應對方略》一文中，筆者也為西部地區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協調推進工作，依人地關係是一“多元複合雙向制約體系”的理論觀點，對人為活動方面設計出多元複合模型圖***見圖2***。從下圖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將生態環境保護與重建置於基礎地位，在國家西部開發戰略與政策的指導和支援下，在科技、教育事業的支撐下，合理利用本地區自然與歷史人文資源及加入WTO後開放的國際環境所提供的條件，充分考慮民族因素的影響，運用市場經濟體制的運作機制，進行生態產業***包括工業、農業、林業、牧業、旅遊業、服務業等***優選，並促其快速發展，才能順利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巨集偉目標。
以上僅是兩個用以具體說明人地關係是一個在人為活動主導作用下“多元複合雙向制約體系”的理論觀點近年來有所深化並獲得應用的例項。其內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適用性，然而其理論思想與方法確有借鑑意義與推廣價值。
正如一些環境史學家所闡明的，“環境史研究人與社會和環境的相互作用的關係”，環境史的理論基礎也當是人地關係理論。所以環境史學家在研討與建立學科理論體系時，也可以人地關係理作基礎，根據不同國家與區域以及不同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的具體情況，深入分析與具體判定人和地兩方面的相關要素，也可對相應的各要素影響、制約模型，再逐一展開研究。這樣，很可能會得到可說明具體地區具體歷史時期人地關係實質狀況的觀點，從而充分達到環境史研究的目的。筆者認為，這或許是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學理論建設的一個有效的途徑。
四關於環境史與環境志關係問題
在我國傳統治史工作中，自司馬遷在《史記》中撰成“八書”，班固在《漢書》中設十志以來的兩千餘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資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視。除了歷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國還湧現出大批地方誌，不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豐富與推動了史學研究與纂著工作。因而治史離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國家於新世紀啟動的一項巨集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經總主編戴逸教授的倡議，在其典志部分設定了“生態環境”，單獨作為一卷，與其他34志並立。這無疑是我國史學典志編撰工作繼《史記》八書與《漢書》十志之後在撰寫體例與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創新。該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為第二批委託專案，確定由筆者主持，與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蘭勇教授及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史帥博士三人共同承擔這一任務。通過一年多的工作，我們除愈加認清撰寫該志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外，也深感難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組幾位負責專家的指導、督促與支援以及許多相關專家學者的關心、幫助，我們繼完成立項論證報告後，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寫大綱，擬訂了編纂凡例，寫出了近1萬字的試寫稿。現在繼續迎難而上，遵循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學之人地關係理論，充分吸取當代生態科學的理念與成果，從人類活動***即社會經濟領域中一些主要的較大規模的生產經營活動，也包括上層建築中有關政策、制度***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人手，既注意有關生態環境之靜態狀況，更注重生態環境獲得改善或導致惡化等動態變化，據實進行記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態環境主要特徵及其變遷，並從中揭示其與清代經濟社會發展及相關政策、制度間的關係。
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環境史研究工作，也為了更好地推進我國各地之環境保護工作，我們從《清史-生態環境志》的纂修工作中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倡議我國各級行政區域在修編各自的地方誌時，增加“生態環境志”，將本轄區內整個歷史時期或近現代的主要生態環境變遷狀況據實記錄下來。很明顯，這樣動態的生態環境志比現有的地方誌設定的靜態的自然地理志能更深刻地反映環境特點與人地關係的實質，也更有利於當地的生產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可以預期，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在我國各級行政區域修編的地方誌中補上了這一部分鮮活的內容，再加上一大批環境史學家與相關學科專家對我國環境史的專門性、區域性與斷代性的深入研究，一部大家十分期待的規模巨集大、體例完備、內容翔實、論析精準的《中國環境通史》就可積漸而至，應時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