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是如何形成
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較遲。那麼你知道我國是怎麼樣形成考古學的嗎?下面由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和30年代，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派遣的探險家、考察隊，潛入中國邊疆地區活動。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機關開始進行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掘，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調查發掘遍及全國各個地區，逐步建立起中國考古學的體系。
早期的中國考古學
公元前4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經朦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價值，甚至在當時東周京都洛陽建起了一個類似今日博物館的“守藏室”。至公元10世紀的宋代，我國金石學研究頗為發達，有志者開始編纂專注出版。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呂大臨編纂的《考古圖》，既繪有器形圖，還記錄了每器的尺寸、名聞和出土地點。它比起1842年丹麥青年考古學家沃爾索***worssae***所著的《丹麥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書足足早了11個世紀。
此後，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圖》***1123***、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的《集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等等，不勝列舉。清代一來，分門別類的著作如雨後春筍，除繼北宋以來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錢幣、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館最早、 出版古物研究專著最早、萌發考古思想最早的國家。不過令人惋惜的是，這一切努力並不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考古學，至多隻能說為近代考古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考古學的傳入
19世紀末，歐洲的考古學已經日漸興盛。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講到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並將中國古史傳說與此比附。
1898年安陽小屯村再次發現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發現儲存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他文物的藏經洞，這是近代學術史上的兩項驚人發現，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從美國學習人類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掘。
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選為中方團長，黃文弼代表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參加該團去新疆進行考古工作。
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和初步發展
1928年10月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進行調查試掘，準備大規模地展開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標誌。1929年，李濟作為當時中國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學者，被聘任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同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分別成立。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術機構。
考古學的發展過程
考古學的產生有長遠的淵源，但到近代才發展成為一門科學。近代考古學發祥於歐洲，以後普及到世界各國。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才在中國出現。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有一套完整、嚴密的方法論。它包含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和田野考古學等分支，並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學科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關係。
考古學是通過發掘和調查古代人類的遺蹟遺物和文獻來研究古代社會的一門人文科學。傳統上，考古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但是它越來越獨立，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考古學家與只研究歷史記載的歷史學家不同，他們通過研究遠古人類的遺留物，對沒有歷史記載的史前文化也進行研究。考古學家致力於探索人類文化的起源。
中國考古學體系的逐步建立
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全國除福建、新疆兩地尚待探尋外，包括西藏、臺灣在內的各個省、區都已找到舊石器時代遺存，並且發現了年代早於北京人的元謀人和藍田人，提早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上限。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從喜馬拉雅山下至黑龍江畔，到處都有發現。各地發現的200多處人類化石和舊石器地點，代表了人類進化和舊石器文化發展和各個階段。比較完整的華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種手段復原古人類的生活環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使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傳統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全國已發現遺址7000多處 ，作過發掘的有400多處。其中一項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遺存的發現 。
1977～1978年，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和大地灣遺址。此後又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幾十處類似的遺存，它們分屬不同的文化系統，彼此又有一定的聯絡，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並且與仰韶文化有因襲發展關係。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驅，使中國考古學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環日益銜接起來，對探討中國農業、畜牧業和製陶工藝的起源有重要幫助。
在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也曾發現年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幹欄式建築遺構和稻作遺存尤為引人注目，表明這些地方和黃河流域一樣，從很早的古代就有中華民族的祖先進行開發。東南沿海地區和西南地區、東北至新疆的廣大邊遠地區，雖然未能完全弄清當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關係，但已開始發掘代表性遺址，提出幾種文化的命名問題，研究工作開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又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共同組成豐富多彩的中華遠古文化。
青銅鑄造業的出現和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顯的進展，現有早期銅器標本的科學鑑定表明，中國至遲在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晚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比過去只知道殷墟銅器提早了好幾百年。為探討中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歷史程序，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和燦爛的殷墟文化之間的缺環連線起來。從1959年起，在同傳說中夏人活動關係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圍繞夏文化問題開展了較多的調查發掘，又對二里頭文化和龍山文化進行了分期和劃分型別的工作。
目前雖未取得一致意見，但研究工作已進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一帶發現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積達200萬平方米，城內又有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很可能是湯都西亳。這座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對夏文化問題的解決，將是一個很大的促進。殷商時代的考古研究，過去主要限於商代後期和殷墟一地
。現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後發現兩座當時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並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兩座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同時，擴大了對商人活動範圍的認識，北起長城內外，南至長江中游，都曾發現商殷時期的遺蹟或遺物。其中較重要的有：黃陂盤龍城遺址、清江吳城遺址、藁城臺西遺址、銅山丘灣社祀遺址、益都蘇埠屯商墓，以及遼寧喀左、山西石樓、陝西城固、湖南寧鄉等地接連出土的銅器。對鄭州商代遺址和安陽殷墟都已進行詳細的文化分期，又分別發掘宮殿基址、鑄銅等手工業作坊、貴族和平民墓地。
小屯附近還出土4000多片刻辭甲骨。對整個商殷時期的文化發展及銅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臺灣省的考古學者整理過去殷墟發掘的資料，系統研究所出青銅器等重要遺物，也有很大的成績。
西周時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發展起來的。50年代通過豐鎬地區的發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斷代標尺。70年代以來，在周原遺址先後發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兩處大型建築基址，並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發現銅器窖藏。
其他地方的重要發掘則有：洛陽東郊的西周王室鑄銅遺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國早期貴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銅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確的長篇銘文，為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是中國歷史上這個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的實證材料，現已從考古學上明確，中國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鐵技術，並且是生鐵鑄件和塊鍊鐵鍛件同時出現。
戰國時期鋼鐵生產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出現以塊鍊鐵為原料的滲碳鋼製品。集中代表當時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的列國都城，幾乎都曾作過勘察工作，對其佈局情況已有不同程度的瞭解。各地發掘的幾千座東周墓葬，是研究當時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和禮制變化情況的寶貴資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蠟法青銅鑄件，曾侯乙墓儲存完好的整架編鐘、編磬和其他樂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戰國晚期錦繡衣物，突出地反映出這個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銅器銘文和竹簡、盟書的大量文字資料，既對文獻記載有重要的補充，又使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得到加強。
過去不被重視的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考古研究，40多年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歷代都城遺址的勘察發掘已經全面展開。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進行工作的專案有：漢長安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遼中京遺址、金中都遺址、元大都遺址。這些城址的佈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並且分別對當時的宮殿和其他重要建築遺蹟作過大規模發掘。
以後，陸續又對鄴城遺址、南宋臨安城、三國時代孫吳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遺址作過考察。考古資料足以說明中國都城建制的演變輪廓，其中包括平面佈局、宮城位置、主幹大道和裡坊制度等，發展變化的規律非常明顯。
此外，對歷代的地方城市也曾進行一定的考察。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陵墓制度，是歷史考古學的重要研究課題。歷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馬俑坑等的發掘，西漢諸陵的調查和杜陵門址、寢殿的發掘，六朝陵墓的調查和若干帝陵的發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發掘，唐代和北宋諸陵的調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發掘。
通過這些工作，大體明確了陵園平面佈局的變化情況。各地發掘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墓葬數以萬計，積累資料較多的地區都已分別進行了各代墓葬的編年研究，其中既有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大葆臺漢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樣的高階貴族大墓，又有各級官吏、地主以至貧苦平民的墓葬。詳細考察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葬制的發展變化，有助於增強人們對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具體瞭解。各地墓葬所出數千方墓誌，又對文獻記載中的史實有許多補正。
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關科技部門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發掘漢代及其以後時期的冶鐵遺址，並對出土的鐵器作系統的工藝考察，揭示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巨大成就;對歷代瓷窯遺址進行廣泛調查和重點發掘，結合工藝考察資料，研究中國瓷器的起源和發展歷史，探討不同窯系的燒製技術和產品特點，並結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進行瓷器器形和紋飾演變的分期斷代研究。積累資料較多、取得較好成績的還有絲織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項研究。
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調查發掘，也取得重要收穫，例如，東北地區的東胡等族遺存，高句麗、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區的匈奴、鮮卑等族遺存;新疆的漢代西域諸國和高昌、突厥等族遺存;雲、貴、川地區的西南夷系統青銅文化及南詔、大理遺蹟;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國遺蹟等。另外，又對額濟納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漢代烽燧遺址、內蒙古等地區的秦漢長城遺址、新疆吉木薩爾的唐北庭都護府城址、東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遺址重新進行一定規模的勘察或發掘。這一系列工作，為研究各地古代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闡明廣大邊疆和內地悠久的歷史關係，提供了確切的實物證據。
中外關係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備受重視。對同“絲綢之路”有關的考古發現，主要是波斯薩珊朝銀幣、金銀器、織錦和東羅馬金幣、玻璃器等文物。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開展。
新出土的各種古文字資料，無論是過去已有相當積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戰國秦漢簡牘、歷代石刻和璽印，還是前所未見的周原甲骨、侯馬盟書、馬王堆帛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代的發現。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同考古學緊密地結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開展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