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興起於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於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於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誌，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程序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後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絡與貫通。”

　　“洋務運動”產生於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嶽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製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於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後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於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後決定在江戶湯島製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裝置，採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於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製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僱傭勞動關係，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執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並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採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型別——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

　　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步步推進，最終在投資佈局上形成了沿海內江五個重點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區;以天津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狀地帶;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以福州、臺灣為中心的、遙相呼應的海峽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佈局，這些工業區即使在現代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歷史悠久的工廠探究它們的產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務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之深，也更能說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這一時期，隨著與歐美列強交往的增強，洋務派對近代國際關係也有了一定的瞭解。由西方輸入的均勢觀念，是洋務派認識近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並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們對世界軍事格局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歐美形勢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就天下大事而論，為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於燕，奧比之於楚，英比之於晉，法比之於齊，俄比之於秦，五方並峙，約縱連橫。”雖然均勢之格局是大國實力競爭的結果，但對於均勢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務時期的國人還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生、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國無大小無法不立。”“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警惕張皇，且同協力壓強扶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貽患鄰國也。”洋務時期國人對均勢原則和國際格局的理解和認識，目的是尋求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應之策。在不斷遭受侵略的現實處境中，利用列強之間相互制衡的均勢局面，以解除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成為洋務派的共識。“尤其是在藩屬問題上，以開放為手段均列強之勢，被國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謂鉗制之術，“莫善於此”。雖然洋務時期的均勢觀並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國際觀念，而是在歷史經驗、傳統馭外政策與西方政治原則共同誘發下的混合觀念，並且熱衷於對均勢制衡作用的渲染。對均勢道德意義的強調，又使他們傾向於把均勢作為維持國際和平、抑制戰爭攘奪的正義性原則。但這畢竟標誌著中國華夷秩序觀向近代世界觀的演變，其積極性不容抹殺。

　　總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的門戶洞開，洋務運動興起，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早期現代化程序也由此啟動。作為它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說它的這一步走得並不堅實，並不平衡。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也就會理解為什麼這一步走得如此艱難，也會明白這一步邁出的重要意義。不管怎麼說，它的這一步是邁出了，不論邁出得是好還是壞，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