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時代的基本概述
明治時代是經過王政復古大號令及戊辰戰爭後,擁戴朝廷的諸藩,成立了明治新政府。新政府積極引入歐美各種制度及廢藩置縣等等,這些各項改革被稱為明治維新。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你有用!
明治天皇圖片
明治時代的幕府統治危機
階級矛盾
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對外實 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的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也不允許國外的日本人回國,甚至禁止製造適於遠洋航行的船隻。在此期間,只允許同中國、朝鮮和荷蘭等國通商,而且只准在長崎一地進行。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傳播。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家庭手工業或手工作坊。作坊內出現 了"僱用工人"制,萌芽了資本主義。它的出現,衝擊了封建自然經濟,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的統治基礎。在商品經濟形態的快速擴充套件下,商人階層,特別是金融事業經營者的力量逐漸增強。商人們感覺到舊有制 度嚴重製約著他們的發展,於是開始呼籲改革政治體制。具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大名***藩地諸侯***、武士,和要求進行制度改革的商人們組成政治性聯盟,與反對幕府的基層農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實力基礎。
黑船衝擊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 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貿易。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日本封建陣營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革新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縣***、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西南部強藩。這些藩國在歷史上與幕府矛盾較深,接受海外影響較早,輸入近代科學技術 和拔擢中下級武士都比較積極。
改革派的建立
幕府末期,在經濟中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了所謂豪農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豪商的志士,聯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 ,即:尊奉天皇,趕走外國侵略者。刺殺與西方勢力勾結的幕府當權者;襲擊在日本的西方國家商人和外交官;進攻西方列強船隻等。在此期間,尊攘派對幕府尚存幻想,沒有明確提出推翻幕府統治要求,並受到幕府軍隊與西方列強的嚴厲鎮壓,最終失敗。尊王攘夷運動失敗後,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要想改變日本現狀,實現富國強兵,必須推翻幕府統治。於是,尊王攘夷運動演變為倒幕運動。1864年,高杉晉作起兵奪取了長州藩的政權,此後,長州在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進行改革,倒幕運動蓬勃發展。武裝倒幕的根據地又稱為西南四強藩:長州,薩摩,土佐,肥前。
明治時代的明治維新
1866年在阪本龍馬斡旋下,長州藩與其死敵薩摩藩結成軍事同盟,並獲得薩摩藩物資上的協助。此舉讓長州藩得以在第二次長州征伐中擊退具有兵力優勢的幕府軍,促成幕府與尊皇派之間的權力消長。隨後薩摩藩與土佐藩簽訂同盟,並在阪本龍馬協調下,由土佐藩前藩主山內容堂上書要求德川慶喜將政權還位天皇。考量到幕府此時無力對抗薩長土等雄藩的同盟,最後乃執行大政奉還。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阪***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佈。新政府軍、舊幕府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不流血和平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過在日本東北地區,以會津藩為首組成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繼續反對新政府。由於新政府軍掌握軍力優勢,叛亂於同年11月即被平定。舊幕府海軍將領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至北海道,並在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榎本武揚投降。因戰爭開始的1868年干支為戊辰年,而被稱為"戊辰戰爭"的內戰至此結束。
明治時代的社會評價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製度變革和對技術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讚揚甚至欽佩之情。李鴻章認為德川后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很好。這些改革雖然是在一個全民發動的運動之外進行的,但它們似乎把傳統和技術結合了起來,並且很自然地有助於形成反西方共同戰線的思想。他們的這些態度在明治中興初期的幾年還繼續存在。根據一位權威的研究,李鴻章在1870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以後,"給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取得的相對的成就,以及據說日本已籌集鉅款興建兵工廠和輪船之事。李鴻章感到中國應與日本友好,也許甚至應派官員駐在該國,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國家一邊。"
1894到1895年的對日戰爭,在中國對待明治維新的態度方面起了關鍵作用。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國家那樣,這場戰爭也被看成是對兩國採取現代化措施結果的考驗;而且日本武力的勝利,以及日本的舉國一致與中國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對比,使人們幾乎毫無疑問地認清哪一方的組織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敗所引起的震驚,比迄今視以為常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震驚要更為強烈。因此,中國嚐到失敗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滿洲王朝和李鴻章也要分擔責任。日本的戰勝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蓋過;歐洲列強在1895年進行干涉,並表面上充當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護人以反對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後立刻順手牽羊地掠奪了它們原來加以保護的東西。這種行徑在中國引起的憤怒直接導致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