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雜文精選

　　羨林出生貧苦家庭,年幼便離家到濟南跟叔父生活。叔父對這個季氏家族唯一的後繼人管教甚嚴,送其上私塾、進學堂,讀古書、修外文。少年季羨林聰穎調皮,喜歡揹著叔父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書。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精心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用。

　　1：懷念西府海棠

　　暮春三月，風和日麗。我偶爾走過辦公樓前面。在盤龍石階的兩旁，一邊站著一棵翠柏，渾身碧綠，撲入眉宇，彷彿是從地心深處湧出來的兩股青色的力量，噴薄騰越，頂端直刺蔚藍色的晴空，其氣勢雖然比不上杜甫當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那一些古柏：“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然而看到它，自己也似乎受到了感染，內心裡溢滿了力量。

　　我顧而樂之，流連不忍離去。然而，我的眼前驀地一閃，就在這兩棵翠柏站立的地方出現了兩棵西府海棠，正開著滿樹繁花，已經綻開的花朵呈粉紅色，沒有綻開的骨朵呈鮮紅色，粉紅與鮮紅，紛紜交劃，宛如半天的粉紅色彩雲。成群的蜜蜂飛舞在花朵叢中，嗡嗡的叫聲有如春天的催眠曲。我立刻被這色彩和聲音吸引住，沉醉於其中了。眼前再一閃，翠柏與海棠同時站立在同一個地方，兩者的影子重疊起來，翠綠與鮮紅紛紜交錯起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一時有點茫然、懵然;然而不需要半秒鐘，我立刻就意識到，眼前的翠柏與海棠都是現實，翠柏是眼前的現實，海棠則是過去的現實，它確曾在這個地方站立過，而今這兩個現實又重疊起來，可是過去的現實早已化為灰燼，隨風飄零了。

　　事情就發生在十年浩劫期間。一時忽然傳說：養花是修正主義，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喪志。於是“四人幫”一夥就在海內名園燕園大肆“鬥私、批修”，先批人，後批花木，幾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花樹砍伐殆盡，屢見於清代筆記中的幾架古藤蘿也被斬草除根，幾座樓房外面牆上爬滿了的“爬山虎”統統拔掉，辦公樓前的兩棵枝幹繁茂綠葉葳蕤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難逃。總之，一切美好的花木，也像某一些人一樣，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兩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據說某一個文人的筆記中還專門講到過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鄧拓同志等，生前每到春天都要來園中探望一番。我自己不敢說對北京掌故多麼熟悉，但是，每當西府海棠開花時，也常常自命風雅，到樹下流連徘徊，欣賞花色之美，聽一聽蜜蜂的鳴聲，頓時覺得人間畢竟是非常可愛的，生活畢竟是非常美好的，胸中的幹勁陡然騰湧起來，我的身體好像成了一個蓄電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彷彿蓄滿了電，能夠在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精神抖擻地馳騁一氣了。中國古代的詩人中，喜愛海棠者頗不乏人。大家欣賞海棠之美，但頗以海棠無香為憾，在古代文人的筆記和詩話中，有很多地方談到這個問題，可見文人墨客對海棠的關心。宋代著名的愛國大詩人陸游有幾首《 花時遍遊諸家園 》的詩，其中之一是講海棠的：為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陸游喜愛海棠達到了何等瘋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應當知道，海棠與人無爭，與世無忤，決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給人間增添美麗，給人們帶來喜悅，能讓人們熱愛自然，熱愛祖國。然而，就連這樣天真無邪的海棠也難逃“四人幫”的毒手。燕園內的兩棵西府海棠現在已經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也算是一種“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這裡的是兩棵翠柏。

　　翠柏也是我所喜愛的，它也能給人們帶來美感享受，我毫無貶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園之大，竟不能給海棠留一點立足之地，一定要剷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爭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擠佔了海棠的地方，也會感到對不起海棠吧!“四人幫”要篡黨奪權，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剷除海棠，彷彿這些花木真能抓住他們那罪惡的黑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蘇洵在《 辨姦論 》中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愛好美好的東西是人類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權利愛好美好的東西，花木當然也包括在裡面。然而“四人幫”卻偏要違反人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東西剷除淨盡而後快。他們這一夥人是大奸慝，已經絲毫無可懷疑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為什麼西府海棠的影子今天又忽然展現在我的眼前呢?難道說是名花有靈，今天向我“顯聖”來了麼?難道說它是向我告狀來了麼?可惜我一非包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沒有如來佛起死回生的神通，我所有的能耐至多也只能一灑同情之淚，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從來不相信什麼神話，但是現在我真想相信起來，我真希望有一個天國。

　　可是我知道，須彌山已經為印度人所獨佔，他們把自己的天國樂園安放在那裡。崑崙山又為中國人所壟斷，王母娘娘就被安頓在那裡。我現在只能希望在遼闊無垠的宇宙中間還能有那麼一塊乾淨的地方，能容得下一個閬苑樂土。那裡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恆地住在那裡，隨時、隨地都是花團錦簇，五彩繽紛。我們燕園中被無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靈也遨遊其間。我相信，它決不會忘記了自己呆了多年的美麗的燕園，每當三春繁花盛開之際，它一定會來到人間，駕臨燕園，風前月下，憑弔一番。“環?空歸月下魂”，明妃之魂歸來，還有環?之聲。西府海棠之魂歸來時，能有什麼跡象呢?我說不出，我只能時時來到辦公樓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是多麼想為海棠招魂啊!

　　2：記張岱年先生

　　我認識張岱年先生，已有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了。三十年代初，我在清華唸書，他在那裡教書。但是，由於行當不同，因而沒有相識的機會。只是不時讀到他用“張季同”這個名字發表的文章，在我腦海留下了一個青年有為的學者的印象，一留就是二十年。時移世變，滄海桑田，再見面時已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了。

　　當時全國大學的哲學系都合併到北大來，張先生也因而來到了北大。我們當年是清華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仍然由於行當不同，平常沒有多少來往。1957年反右，張先生受到了牽連，這使我對他更增加了一種特殊的敬意。我有一個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凡被劃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講真話的人，真正熱愛黨的人。但是，我決不是說，凡沒有被劃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沒有被劃者遍天下，只是沒有得到被劃的“幸福”而已。至於我自己，我蹲過牛棚，說明我還不是壞人，是我畢生的驕傲。獨有沒有被劃為右派，說明我還不夠好，我認為這是一生憾事，永遠再沒有機會來補課了。張先生是哲學家，對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湛深的造詣，這是學術界的公論。愧我稟性愚魯，不善於作邃密深奧的哲學思維。因此對先生的學術成就不敢贊一詞。

　　獨對於先生的為人，則心儀已久。他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決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惟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論語 》中說：“仁者壽。”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壽者。我讀書有一個習慣：不管是讀學術史，還是讀文學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學者和文學家生年卒月。我吃驚地發現，古代中外著名學者或文學家中，壽登耄耋者極為稀少。像泰戈爾的八十，歌德的八十三，托爾斯泰的八十二，直如鳳毛麟角。

　　許多名震古今的大學問家和大文學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歲。現在，我們已經“換了人間”，許多學者活得年齡都很大，像馮友蘭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過了九十。馮先生有兩句話：“豈止於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現在張先生已經過米壽兩年，距茶壽十八年。從他眼前的健康情況來看，馮先生沒有完成的遺願，張先生一定能完成的。張先生如果能達到茶壽，是我們大家的幸福。“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賜張老十八春。”1999年1月10日

　　3：回憶陳寅恪先生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汙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 懷舊集 》，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 ***。

　　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 六祖壇經 》，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

　　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 Heinich luidum ***，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

　　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 Waldnhumids ***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大。

　　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 尤利西斯 》和《 追憶似水年華 》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寅恪師的“佛經釋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贅述了。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

　　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鑑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箇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