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雜文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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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逆轉
有位西方的發展學者說：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說，有些人受窮，是因為他不想富裕。這句話是作為一種驚世駭俗的觀點提出的，但我狹隘的人生經歷卻證明此話大有道理。對於這句話還可以充分地推廣：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追求聰明是一種人生的態度，追求愚蠢則是另一種生活態度。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樂，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聰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這種情形常常能把人徹底搞糊塗。
洛克先生以為，人人都追求快樂，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學大廈。斯賓諾莎也說，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自我儲存。作為一個非專業的讀者，我認為這是同一類的東西，認為人趨利而避害，趨樂而避苦，這是倫理學的根基。以此為基礎，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大不相同，認為禮高於利，義又高於生，這樣就創造了一種比較複雜的倫理學。由此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該從利害的角度來定義崇高，還是另有一種先驗的東西，叫做崇高--舉例來說，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反正我以為前一種想法更對。從前一種想法裡產生富裕，從後一種想法裡產生貧困;從前一種想法裡產生的總是快樂，從後一種想法裡產生的總是痛苦。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前一種想法就叫做聰明，後一種想法就叫做愚蠢。筆者在大學裡學的是理科，憑這樣的學問底子，自然難以和專業哲學家理論，但我還是以為，這些話不能不說。
對於人人都追求快樂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羅素卻以為不盡然，他舉受虐狂作為反例。當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佔極少數。但是受虐卻不是罕見的品行。七十年代，筆者在農村插隊，在學大寨的口號鞭策下，勞動的強度早已超過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極限，但那些工作卻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對於這些活計，老鄉們概括得最對：沒別的，就是要給人找些罪來受。但隊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卻樂此不疲，幹得起碼是不比別人少。學大寨的結果是使大家變得更加貧窮。道理很簡單：人幹了艱苦的工作之後，就變得很能吃，而地裡又沒有多長出任何可吃的東西。這個例子說明，人人都有所追求，這個道理是不錯的，但追求的卻可以是任何東西：你總不好說任何東西都是快樂吧。
人應該追求智慧，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蘇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畫上了等號。但是中國人卻說"難得糊塗"，彷彿是希望自己變得笨一點。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衝動比追求快樂的衝動還要強烈，因為這個原故，在我年輕時，總是個問題青年、思想改造的重點物件。我是這麼理解這件事的：別人希望我變得笨一些。謝天謝地，他們沒有成功。人應該改變自己，變成某種樣子，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有疑問的只是應該變聰明還是變笨。像這樣的問題還能舉出一大堆，比方說，人***尤其是女人***應該更漂亮、更性感一些，還是更難看、讓人倒胃一些;對別人應該更粗暴、更野蠻一些，還是更有禮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經歷過中國的七十年代，就會明白，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許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尚，但我對這種話從來就不信。我更相信喬治·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論。人活在世上，趨利趨樂暫且不說，首先是應該避苦避害。這種信念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年輕時在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誰要是有同樣的經歷就會同意，為了謀生，人所面臨的最大任務是必須搬動大量沉重的物質：這些物質有時是水，有時是糞土，有時是建築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為止，在中國南方，解決前述問題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擔。在中國的北方則是一輛小車。我本人以為，這兩個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個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腳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壓迫之下，會給你帶來腰疼病、腿疼病。後一種方案比前種方案強點不多，雖然車輪承擔了重負，但車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話，比挑著還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決這類問題，先有阿基米德，後有牛頓。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這問題解決了。而在我們中國，到現在也沒解決。你或者會以為，西方文明有這麼一點小長處，善於解決這種問題，但我以為這是不對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問題。、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這兩種想法哪種更對?當然是前者。現在還有人說，西方人綱常敗壞，過著痛苦的生活--這種說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見過，東方的生活我也見過。西方人兒女可能會***，婚姻可能會破裂，總不會早上吃兩片白薯幹，中午吃兩片白薯幹，晚上再吃兩片白薯幹，就去挑一天擔子，推一天的重車!從孔孟到如今，中國的哲學家從來不挑擔、不推車。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
在西方人看來，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減少，這是一切的基礎。假設某人做出一份犧牲，可以給自己或他人帶來很多幸福，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這麼說的。孟子不是這麼說，他的崇高另有根基，遠不像洛克的理論那麼能服人。據我所知，孟子遠不是個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還另有說法。他說反對他意見的人***楊朱、墨子***都是禽獸。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義：有種東西，我們說它是崇高，是因為反對它的人都不崇高。這個定義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細想起來，我覺得這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混蛋邏輯，還不如直說凡不同意我意見者都是***為好。總而言之，這種古怪的論證方式時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杆沒撈上來，人也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知青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結論是：國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於說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沒這麼說。他們只說，算計自己的命值點什麼，這種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說，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現在有種說法，以為民族的和傳統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論據：因為反民族和反傳統的人很不崇高。但這種論點嚇不倒我。
過去歐洲有個小島，島上是苦役犯服刑之處。犯人每天的工作是從島東面挑起滿滿的一挑水，走過崎嶇的山道，到島西面倒掉。這島的東面是地中海，水從地中海里汲來。西面也是地中海，這擔水還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著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終還要流回東面去。無價值的吃苦和無代價的犧牲大體就是這樣的事。有人會說，這種勞動並非毫無意義，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靈魂;而有些人會立刻表示贊成，這些人就是那些島上的犯人--我聽說這島上的看守手裡拿著鞭子，很會打人。根據我對人性的理解，就是離開了那座島嶼，也有人會保持這種觀點。假如不是這樣，勞動改造就沒有收到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人性就被逆轉了。
從這個例子來看，要逆轉人性，必須有兩個因素：無價值的勞動和暴力的威脅，兩個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轉之後，他也就糊塗了。費這麼大勁把人搞糊塗有什麼好處，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則不會有這麼個島。細想起來，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裡就包含了這種東西。舉個例子來說，朝廷的禮節。見皇上要三磕九叩、揚塵舞蹈，這套把戲耍起來很吃力，而且不會帶來任何收益，顯然是種無代價的勞動。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實的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這兩個因素，這套把戲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腦子搞得很糊塗。回想七十年代，當時學大寨和抓階級鬥爭總是一塊搞的，這樣兩個因素就湊齊了。我下鄉時，和父老鄉親們在一起。我很愛他們，但也不能不說：他們早就被逆轉了。我經歷了這一切，腦子還是不糊塗，還知道一加一等於二，這隻說明一件事：要逆轉人性，還要有第三個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我認為七十年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看法和一些同齡人是一樣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黴。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這些感受和別人是一樣的。有些人認為這種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讓我們像奧威爾一樣，想想什麼是一加一等於二，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想清楚了這些事，我們再來談談崇高的問題。就七十年代這個例子來說，我認為崇高有兩種：一種是當時的崇高，領導上號召我們到農村去吃苦，說這是一種光榮。還有一種崇高是現在的崇高，忍受了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犧牲之後，我們自己覺得這是崇高的。我覺得這後一種崇高比較容易講清楚。弗洛伊德對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使自己好過一些。對這個道理稍加推廣，就會想到：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
說到吃苦、犧牲，我認為它是負面的事件。吃苦必須有收益，犧牲必須有代價，這些都屬一加一等於二的範疇。我個人認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犧牲是無價值的，所以這種經歷談不上崇高;這不是為了貶低自己，而是為了對現在和未來發生的事件有個清醒的評價。邏輯學家指出，從正確的前提能夠推匯出正確的結論，但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就什麼都能夠推匯出來。把無價值的犧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個錯誤的前提。此後你就會什麼鬼話都能說出口來，什麼不可信的事都肯信--這種狀態正確的稱呼叫做"糊塗"。人的本性是不喜歡犯錯誤的，所以想把他搞糊塗，就必須讓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塗也很難得呀。因為人性不總是那麼脆弱，所以糊塗才難得。經過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看得更清楚，他就是變得更聰明。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更看不懂了，他就是變得更糊塗。不管發生了哪種情況，七十年代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我要說出我的結論，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截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說實話，中國人在這方面已經很不像樣了--這不是什麼哲學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社會裡，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裡。
：肚子裡的戰爭
我年輕時，有一回得了病，住進了醫院。當時醫院裡沒有大夫，都是工農兵出身的衛生員--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隊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話雖如此說，穿著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麼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來查房，看過我的化驗單，又拿聽診器把我上下聽了一遍，最後還是開口來問：你得了什麼病。原來那張化驗單他沒看懂。其實不用化驗單也能看出我的病來：我渾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樣的顏色，正在鬧黃疸。我告訴他，據我自己的估計，大概是得了肝炎。這事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沒聽說有乙肝，更沒有聽說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種傳染性肝炎。據說這一種肝炎中國原來也沒有，還是三年困難時吃伊拉克蜜棗吃出來的--叫做蜜棗，其實是椰棗。我雖沒吃椰棗，也得了這種病。大夫問我該怎麼辦，我說你給我點維生素吧--我的病就是這麼治的。說句實在話，住院對我的病情毫無幫助。但我自己覺得還是住在醫院裡好些，住在隊裡會傳染別人。
在醫院裡沒有別的消遣，只有看大夫們給人開刀。這一刀總是開向闌尾--應該說他們心裡還有點數，知道別的手術做不了。我說看開刀可不是瞎說的，當地經常沒有電，有電時電壓也極不穩，手術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兩點鐘陽光最好，就是那時動手術--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著，互相打賭說幾個小時找到闌尾。後來我和學醫的朋友說起此事，他們都不信，說闌尾手術還能動幾個鐘頭?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我看到的幾個手術沒有一次在一小時之內找著闌尾的。做手術的都說，人的盲腸太難找--他們中間有好幾位是部隊騾馬衛生員出身，參加過給軍馬的手術，馬的盲腸就很大，騾子的盲腸也不小，哪個的盲腸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個子小考慮在內之後，他的盲腸還是太小。閒著沒事聊天時，我對他們說：你們對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別給人開刀了。你猜他們怎麼說?"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動--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後半句是毛主席語錄。人的腸子和戰爭不是一碼事，但這話就沒人說了。我覺得有件事情最可惡：每次手術他們都讓個生手來做，以便大家都有機會學習戰爭，所以闌尾總是找不著。刀口開在什麼部位，開多大也完全憑個人的興趣。但我必須說他們一句好話：雖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還有一些開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開在了肚子上，這實屬難能可貴。
我在醫院裡遇上一個哥們，他犯了闌尾炎，大夫動員他開刀。我勸他千萬別開刀--萬一非開不可，就要求讓我給他開。雖然我也沒學過醫，但修好過一個鬧鐘，還修好了隊裡一臺手搖電話機。就憑這兩樣，怎麼也比醫院裡這些大夫強。但他還是讓別人給開了，主要是因為別人要在戰爭裡學習戰爭，怎麼能不答應。也是他倒黴，開啟肚子以後，找了三個小時也沒找到闌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腸子都拿了出來，上下一通緊倒。小時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飯鋪，賣炒肝、燴腸，清晨時分廚師在門外洗豬大腸，就是這麼一種景象。眼看天色越來越暗，別人也動手來找，就有點七手八腳。我的哥們被人找得不耐煩，撩開了中間的白布簾子，也去幫著找。最後終於在太陽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來，天也就黑了，要是再遲一步，天黑了看不見，就得開著膛晾一宿。原來我最愛吃豬大腸;自從看過這個手術，再也不想吃了。
時隔近三十年，忽然間我想起了住院看別人手術的事，主要是有感於當時的人渾渾噩噩，簡直是在發瘋。誰知道呢，也許再過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會發現有些人也是在發瘋。如此看來，我們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質的飛躍--但我懷疑這麼理解是不對的。理性可以這樣飛越，等於說當初的人根本沒有理性。就說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著活人的腸子上下倒騰時，雖然他說自己在學習戰爭，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鬧。由此就得到一個結論：一切人間的荒唐事，整個社會的環境雖是一個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個鬧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瘋。這就是說，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鬧，但還要鬧下去，主要是因為胡鬧很開心。
我們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推論：不管社會怎樣，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作為雜文的作者，把推論都寫了出來，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醫院的事我還沒寫完呢：我在醫院裡住著，肝炎一點都不見好，臉色越來越黃;我的哥們動了手術，刀口也總是長不上，人也越來越瘦。後來我們就結伴回北京來看病。我一回來病就好了，我的哥們卻進了醫院，又開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說，上一次雖把闌尾割掉了，但腸子沒有縫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個瘻，腸子裡的東西順著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還說，冒到外面還是萬分幸運，冒到肚子裡面，人就完蛋了。我哥們倒不覺得有什麼幸運，他只是說：媽的，怪不得總吃不飽，原來都漏掉了。這位兄弟是個很豪邁的人，如果不是這樣，也不會拿自己的內臟給別人學習戰爭。
：椰子樹與平等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插隊。當地氣候炎熱，出產各種熱帶水果，就是沒有椰子。整個雲南都不長椰子，根據野史記載，這其中有個緣故。據說，在三國以前，雲南到處都是椰子，樹下住著幸福的少數民族。眾所周知，椰子有很多用處，椰茸可以當飯吃，椰子油也可食用。椰子樹葉裡的纖維可以織粗糙的衣裙，椰子樹幹是木材。這種樹木可以滿足人的大部分需要，當地人也就不事農耕，過著悠閒的生活。忽一比諸葛亮南征來到此地，他要教化當地人，讓他們遵從我們的生活方式：幹我們的活，穿我們的衣服，服從我們的制度。這件事起初不大成功，當地人沒看出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什麼優越之處。首先，秋收春種，活得很累，起碼比摘椰子要累;其次，漢族人的衣著在當地也不適用。就以諸葛先生為例，那身道袍料子雖好，穿在身上除了捂汗和捂痱子，捂不出別的來;至於那頂道冠，既不遮陽，也不擋雨，只能招馬蜂進去做窩。當地天熱，搞兩片椰樹葉把羞處遮遮就可以了。至於漢朝的政治制度，對當地的少數民族來說，未免太過煩瑣。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必稱孔孟，但也沒人聽。他不覺得自己的道理不對，卻把賬算在了椰子樹身上：下了一道命令，一夜之間就把雲南的椰樹砍了個精光;免得這些蠻夷之人聽不進聖賢的道理。沒了這些樹，他說話就有人聽了--對此，我的解釋是，諸葛亮他老人家南征，可不是一個人去的，還帶了好多的兵，砍樹用的刀斧也可以用來砍人，砍樹這件事說明他手下的人手夠用，刀斧也夠用。當地人明白了這個意思，就怕了諸葛先生。我這種看法你儘可以不同意--我知道你會說，諸葛亮乃古之賢人，不會這樣赤裸裸地用武力威脅別人;所以，我也不想堅持這種觀點。
對於此事，野史上是這麼解釋的：蠻夷之人，有些稀奇之物，就此輕狂，膽敢藐視天朝大邦;沒了這些珍稀之物，他們就老實了。這就是說，雲南人當時犯有輕狂的毛病，這是一種道德缺陷。諸葛先生砍樹，是為了糾正這種毛病，是為他們好。我總覺得這種說法有點太過驚世駭俗。人家有幾樣好東西、活得好一點，心情也好一點，這就是輕狂;非得把這些好東西毀了，讓人家心情沉痛。這就是不輕狂--我以為這是野史作者的意見，諸葛先生不是這樣的人。
野史是不能當真的，但云南現在確實沒有椰子，而過去是有的。所以這些椰樹可能是諸葛亮砍的。假如這不是要野蠻，就該有種道義上的解釋。我覺得諸葛亮砍椰樹時，可能是這麼想的：人人理應生來平等，但現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長椰樹，那裡的人要靠農耕為生;雲南長滿了椰樹，這裡的人就活得很舒服。讓四川也長滿椰樹，這是一種達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於自然條件，很難做到。所以，必須把雲南的椰樹砍掉，這樣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有兩種方式可以拉平：一種是向上拉平，這是最好的，但實行起來有困難;比如，有些人生來四肢健全，有些人則生有殘疾，一種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殘疾人都治成正常人，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種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變成殘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鐵棍一敲，一聲慘叫，這就變過來了。諸葛先生採取的是向下拉平之道，結果就害得我吃不上椰子。在雲南時，我覺得嘴淡時就啃幾個木瓜。木瓜淡而無味，假如沒熟透，啃後滿嘴都是麻的。但我沒有抱怨木瓜村。這種樹內地也是不長的，假如它的果子太好吃，諸葛先生也會把它砍光啦。
我這篇文章題目在說椰子，實質在談平等問題，掛羊頭賣狗肉，正是我的用意。人人理應生來平等，這一點人人都同意。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而且最大的不平等不是有人有椰子樹，有人沒有椰子樹。如羅素先生所說，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識的差異--有人聰明有人笨，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這裡所說的知識、聰明是廣義的，不單包括科學知識，還包括文化素質、藝術的品味，等等。這種椰子樹長在人腦裡，不光能給人帶來物質福利，還有精神上的幸福。這後一方面的差異我把它稱為幸福能力的差異。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賞，有些人就看不懂，這就是說，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較為優越。這種優越最招人嫉妒。消除這種優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聰明人頭上一問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輕了不管用，打重了會把腦子打出來，這又不是我們的本意。另一種方法則是：一旦聰明人和傻人起了爭執，我們總說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聰明人也會變傻。這種法子現在正用著呢。
：體驗生活
我靠寫作為生。有人對我說：像你這樣寫是不行的啊，你沒有生活!起初，我以為他想說我是個死人，感到很氣憤。忽而想到，"生活"兩字還有另一種用法。有些作家常到邊遠艱苦的地方去住上一段，這種出行被叫做"體驗生活"--從字面上看，好像是死人在詐屍，實際上不是的。這是為了對艱苦的生活有點了解，寫出更好的作品，這是很好的做法。人家說的生活，是後面一種用法，不是說我要死，想到了這一點，我又回嗔作喜。我雖在貧困地區插過隊，但不認為體驗得夠了。我還差得很遠，還需要進一步的體驗。但我總覺得，這叫做"體驗艱苦生活"比較好。省略了中間兩個字，就隱含著這樣的意思：生活就是要經常吃點苦頭--有專門從負面理解生活的嫌疑。和我同齡的人都有過憶苦思甜的經歷：聽憶苦報告、吃憶苦飯，等等。這件事和體驗生活不是一回事，但意思有點相近。眾所周知，舊社會窮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吃糠咽菜--菜不是蔬菜，而是野菜。所謂憶苦飯，就是舊社會窮人飯食的模仿品。
我要說的憶苦飯是在雲南插隊時吃到的--為了配合某種形勢，各隊起碼要吃一頓憶苦飯，上面就是這樣佈置的。我當時是個病號，不下大田，在後勤做事，歸司務長領導，參加了做這頓飯。當然，我只是下手。真正的大廚是我們的司務長。這位大叔樸實木訥，自從他當司務長，我們隊裡的伙食就變得糟得很，每頓都吃爛菜葉--因為他說，這些菜太老，不吃就要壞了。菜園子總有點垂垂老矣的菜，吃掉舊的，新的又老了，所以永遠也吃不到嫩菜。我以為他炮製憶苦飯肯定很在行，但他還去徵求了一下群眾意見，問大家在舊社會吃過些啥。有人說，吃過芭蕉樹心，有人說，吃過芋頭花、南瓜花。總的來說，都不是什麼太難吃的東西，尤其是芋頭花，那是一種極好的蔬菜，煮了以後香氣撲鼻。我想有人可能吃過些更難吃的東西，但不敢告訴他。說實在的，把飯弄好吃的本領他沒有，弄難吃的本領卻是有的。再教教就更壞了。就說芭蕉樹心吧，本該剝出中間白色細細一段，但他叫我砍了一棵芭蕉樹來，斬碎了整個煮進了鍋裡。那鍋水馬上變得黃裡透綠，冒起泡來，像鍋肥皂水，散發著令人噁心的苦味……
我說過，這頓飯裡該有點芋頭花。但芋頭不大愛開花，所以煮的是芋頭稈，而且是刨了芋頭剩下的老稈。可能這東西本來就麻，也可能是和芭蕉起了化學反應，總之，這東西下鍋後，裡面冒出一種很惡劣的麻味。大概你也猜出來了，我們沒煮南瓜花，煮的是南瓜藤，這種東西斬碎後是些煮不爛的毛毛蟲。最後該擱點糠進去，此時我和司務長起了嚴重的爭執。我認為，稻穀的內膜才叫做糠。這種東西我們有，是餵豬的。至於稻穀的外殼，它不是糠，豬都不吃，只能燒掉。司務長倒不反對我的定義，但他說，反正是憶苦飯，這麼講究幹什麼，糠還要留著餵豬，所以往鍋裡倒了一筐碎稻殼。攪勻之後，真不知鍋裡是什麼。做好了這鍋東西，司務長高興地吹起了口哨，但我的心情不大好。說實在的，我這輩子沒怕過什麼，那回也沒有怕，只是心裡有點慌。我餵過豬，知道拿這種東西去餵豬，所有的豬都會想要咬死我。豬是這樣，人呢?
後來的事情證明我是瞎操心。晚上吃憶苦飯，指導員帶隊，先唱"天上佈滿星"，然後開飯。有了這種氣氛，同學們見了飯食沒有活撕了我，只是有些愣頭青對我怒目而視，時不常吼上一句："你丫也吃!"結果我就吃了不少。第一口最難，吃上幾口後滿嘴都是麻的，也說不上有多難吃。只是那些碎稻殼像刀片一樣，很難吞嚥，吞多了嘴裡就出了血。反正我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自然沒有闖不過去的關口。但別人卻在偷偷地乾嘔。吃完以後，指導員做了總結，看樣子他的情況不大好，所以也沒多說。然後大家回去睡覺--但是事情當然還沒完。大約是夜裡十一點，我覺得腸胃攪痛，起床時，發現同屋幾個人都在地上摸鞋。摸來摸去，誰也沒有摸到，大家一起赤腳跑了出去，奔向廁所，在北迴歸線那皎潔的月色下，看到廁所門口排起了長隊……
有件事需要說明，有些不文明的人有放野尿的習慣，我們那裡的人卻沒有。這是因為屎有做肥料的價值，不能隨便扔掉。但是那一夜不同，因為廁所裡沒有空位，大量這種寶貴的資源被拋撒在廁所後的小河邊。幹完這件不登大雅之事，我們本來該回去睡覺，但是走不了幾步又想回來，所以我們索性坐在了小橋上，聊著天，挨著蚊子咬，時不常地到草叢裡去一趟。直到肚子完全出清。到了第二天，我們隊的人臉色都有點綠，下巴有點尖，走路也有點打晃。像這個樣子當然不能下地，只好放一天假。這個故事應該有個寓意，我還沒想出來。反正我不覺得這是在受教育，只覺得是折騰人--雖然它也是一種生活。總的來說，人要想受罪，實在很容易，在家裡也可以拿頭往門框上碰。既然痛苦是這樣簡便易尋，所以似乎用不著特別去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