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隨筆散文***2***

  張愛玲隨筆散文篇三:論寫作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先生向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起頭起得好,方才能夠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結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昧。”我們大家點頭領會。她繼續說道:“中間一定也要好--”還未說出所以然來,我們早巳鬨堂大笑。

  然而今天,當我將一篇小說寫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終於搖搖頭撕毀了的時候,我想到那位教師的話,不由得悲從中來。

  寫作果然是一件苦事麼?寫作不過是發表意見,說話也同樣是發表意見,不見得寫文章就比說話難。古時候,紙張筆墨未經發明,名貴的記錄與訓誨,用漆寫在竹簡上,手續極其累贅麻煩,人們難得有書面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作風方面力求其簡短含蓄,不許有一句廢話。後來呢,有了紙,有了筆,可以一搖而就,廢話就漸漸多了。到了現在,印刷事業發達,寫文章更成了稀鬆平常的事,不必鄭重出之。最近紙張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變化,執筆者不得不三思而後寫了。

  紙的問題不過是暫時的,基本問題還是: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我並不是說有許多天才沒沒無聞地餓死在閣樓上。比較天才更為要緊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說來,活過半輩子的人,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驗,一點獨到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就此湮沒了。也許是至理名言,也許僅僅是無足重輕的一句風趣的插渾,然而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項損失。舉個例子,我認識一位太大,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對於老年人的脫髮有極其精微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從前往往禿頭,現在不禿了。老太爺則反是,從前不禿,現在常有禿的。外國老太大不禿而老太爺禿。為什麼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結論:舊時代的中國女人梳著太緊的髮髻,將頭髮痛苦地往後拉著,所以易禿。男子以前沒有戴帽的習慣,現在的中國男子與西方人一般的長年離不開帽子,戴帽於頭髮的健康有礙,所以禿頭的漸漸多了。然則外國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禿呢?因為外國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壓在眉心,忽而釘在腦後,時時改變位置,所以不至於影響到頭皮的青春活力。

  諸如此類,有許多值得一記的話,若是職業文人所說,我就不敢公然剽竊了,可是像他們不靠這個吃飯的,說過就算了,我就像撿垃圾一般的撿了回來。

  職業文人病在“自我表現”表現得過度,以至於無病呻吟,普遍人則表現得不夠,悶得謊。年紀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位,說出話來有相當分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玲,總揀那爛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紀大了,退休之後,比較不負責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嘮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任是人情人理的話,也當做耳邊風。這是人生一大悲劇。

  真是缺乏聽眾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空,由你發揮,誰打阿欠,扣誰的分數--再痛快也沒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請人吃飯,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點,聽你大展鴻論,推斷世界大戰何時結束,或是追敘你當年可歌可泣的初戀。

  《笑林廣記》裡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這一天,看見朋友手搖白摺扇,立刻奪過來要替他寫。那朋友雙膝跪下。他攙扶不選道:“寫一把扇子並不費事,何必行此大禮?”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聽說從前有些文人為人所忌,給他們錢叫他們別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的,恐怕是享不得這種福了。

  李籤翁在《閒情偶寄》裡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人彀之法。開卷之初,當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送別,此一法也。”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住了人,似乎是近於妻婦之道。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討論討論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西方有這麼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詩人之寫詩,純粹出於自然,腦子裡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確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書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輿論對於左翼文學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現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態,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裡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固然,大家都抱怨著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的說怎麼苦怎麼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麼?”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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