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隨筆散文***2***

　　張愛玲隨筆散文篇三：論寫作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先生向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起頭起得好，方才能夠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結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昧。”我們大家點頭領會。她繼續說道:“中間一定也要好--”還未說出所以然來，我們早巳鬨堂大笑。

　　然而今天，當我將一篇小說寫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終於搖搖頭撕毀了的時候，我想到那位教師的話，不由得悲從中來。

　　寫作果然是一件苦事麼?寫作不過是發表意見，說話也同樣是發表意見，不見得寫文章就比說話難。古時候，紙張筆墨未經發明，名貴的記錄與訓誨，用漆寫在竹簡上，手續極其累贅麻煩，人們難得有書面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作風方面力求其簡短含蓄，不許有一句廢話。後來呢，有了紙，有了筆，可以一搖而就，廢話就漸漸多了。到了現在，印刷事業發達，寫文章更成了稀鬆平常的事，不必鄭重出之。最近紙張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變化，執筆者不得不三思而後寫了。

　　紙的問題不過是暫時的，基本問題還是: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我並不是說有許多天才沒沒無聞地餓死在閣樓上。比較天才更為要緊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說來，活過半輩子的人，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驗，一點獨到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就此湮沒了。也許是至理名言，也許僅僅是無足重輕的一句風趣的插渾，然而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項損失。舉個例子，我認識一位太大，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對於老年人的脫髮有極其精微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從前往往禿頭，現在不禿了。老太爺則反是，從前不禿，現在常有禿的。外國老太大不禿而老太爺禿。為什麼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結論:舊時代的中國女人梳著太緊的髮髻，將頭髮痛苦地往後拉著，所以易禿。男子以前沒有戴帽的習慣，現在的中國男子與西方人一般的長年離不開帽子，戴帽於頭髮的健康有礙，所以禿頭的漸漸多了。然則外國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禿呢?因為外國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壓在眉心，忽而釘在腦後，時時改變位置，所以不至於影響到頭皮的青春活力。

　　諸如此類，有許多值得一記的話，若是職業文人所說，我就不敢公然剽竊了，可是像他們不靠這個吃飯的，說過就算了，我就像撿垃圾一般的撿了回來。

　　職業文人病在“自我表現”表現得過度，以至於無病呻吟，普遍人則表現得不夠，悶得謊。年紀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位，說出話來有相當分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玲，總揀那爛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紀大了，退休之後，比較不負責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嘮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任是人情人理的話，也當做耳邊風。這是人生一大悲劇。

　　真是缺乏聽眾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空，由你發揮，誰打阿欠，扣誰的分數--再痛快也沒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請人吃飯，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點，聽你大展鴻論，推斷世界大戰何時結束，或是追敘你當年可歌可泣的初戀。

　　《笑林廣記》裡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這一天，看見朋友手搖白摺扇，立刻奪過來要替他寫。那朋友雙膝跪下。他攙扶不選道:“寫一把扇子並不費事，何必行此大禮?”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聽說從前有些文人為人所忌，給他們錢叫他們別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的，恐怕是享不得這種福了。

　　李籤翁在《閒情偶寄》裡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人彀之法。開卷之初，當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送別，此一法也。”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住了人，似乎是近於妻婦之道。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討論討論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西方有這麼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詩人之寫詩，純粹出於自然，腦子裡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確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書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輿論對於左翼文學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現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態，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裡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固然，大家都抱怨著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的說怎麼苦怎麼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麼?”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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