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絡，這種緊密聯絡從根本上說植根於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今天小編為大家分享的是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絡，這種緊密聯絡從根本上說植根於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於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執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儘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絡還來源於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闡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於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執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程序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執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加強，巨集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衝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巨集觀調控任務的複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複雜的環境下，對更為複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於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儘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來，經濟執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巨集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效果的相互掣肘和抵消。

　　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於貨幣政策對於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於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並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應儘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作用。

　　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巨集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主權基金。

　　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後，由於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餘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製約，因此，2003年之後，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衝，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於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於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中國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其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巨集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於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在我國現階段經濟趨於過熱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鬆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鬆緊狀況，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後探索在已有的國債“餘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於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的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徵是每年的前11個月存款餘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12月份則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複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於提高財政收支規範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衝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資訊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並提前消化財政存款餘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外匯儲備領域

　　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佔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並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衝。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並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於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於國”或者說是藏匯於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執行壓力，有利於在總體上降低巨集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巨集觀調控的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衝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於國家結合藏匯於企業、藏匯於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控水平和協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