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茶文化研究會的介紹
2009年6月6日，陝西省茶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召開。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一起來看看。
陝西省茶文化研究會與以往參加的民間社團組織不同，此次大會的規格非常之高，屬特重量級的大會。規格的高低就所有參會者的通訊工具都被遮蔽足以說明點什麼。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汝岱，原省委書記安啟元，原浙江政協主席、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名譽主席劉楓，陝西省政協主席馬中平，楊永茂、景俊海、張偉等副省級以上領導，丁全德、李炳武、曹莉莉、李三元、雷生輝等近二十位省廳級領導，程啟坤、丁文、張淑珍等茶界人士，鍾明善、釋增勤、胡成林等各界人士共三百餘人蔘加此次大會。
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研究茶文化是認識和弘揚傳統文化精華的重要途徑。茶文化是以茶為載體，涉及科技教育、醫療保健、經濟貿易、餐飲旅遊、文學藝術、歷史考古、民族宗教等領域。一元載體展現為多維輻射，多維輻射統一於一元載體。茶文化具體表現為物質與精神、歷史與現實、民族與國際、學科與生活、高雅與平民的五個統一的特徵。
“茶”關乎國計民生，尤其對民生的關係極大。
陝西省茶文化研究會的成立，對茶文化的挖掘和發展、茶經濟的助推和促動有極大的作用，在茶的領域內起到指導、協調、整合、推動的作用;有了同其他涉茶團體的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將會對西北地區的茶文化、茶經濟產生很大作用，向西北地區輻射、覆蓋。
一個社會團體組織，要想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要具有朝氣和活力，必須策劃一些有益的、實效的活動;要對茶文化進行挖掘、提煉、弘揚，並要大力宣傳。
“茶為國飲”，通過陝西省茶文化研究會這個平臺讓茶文化的內容和內涵更豐富、更精彩，使茶經濟更快、更強的發展。
陝西省茶文化的歷史
第一，居住在陝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國最早種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中的歷史位置已有定論，“巴先蜀後”也已為學界認同。
先說這個“巴先”。生活在荊巴茶文化圈的古代巴族是一個龐大的民族。據山海經·海內經》、《水經注》、《漢書·地理志》、何光嶽《南蠻源流史》、《路史·國名紀甲》等典籍作綜合分析，可以確認古巴國在夏代***前2070——前1600年***之前就已在漢水流域立國，“川山之間皆為巴族的根據地，似可假定”***童書業《中國古代地理考試論文集·古巴國辨》***。顧頡剛所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也將“巴方”標在漢水流域的黃金峽地段。此後到商代***前1600——前1046***，陝南的巴人東遷至今河南雎縣東部建立巴方國。商王武丁時***前1250——前1192，在位59年***，商王妻婦好率軍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編》記載：甲骨卜辭有“辛未卜，爭，貞婦好氣從沚■***左‘盾’右‘戈’***伐巴方”。巴方國力不濟，被迫遷往今山西永濟一帶。商王窮追不捨，巴方退避三舍，繼續西遷至今陝西渭南市東北30裡的巴邑鎮一帶，並投靠岐周。此後，巴方南遷至漢水中游，在今陝西南部安康、漢陰一帶，也可算是“打回老家去”。《華陽國志·巴志》雲：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戈後舞也。
由此可見，參與武王伐紂的是居住在陝西南部的的巴人。而且，最初承擔向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王室敬貢義務的是陝南的巴人而不是“清江的巴人”。《華陽國志·巴志》記載：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其地東至魚復***今四川奉節***，西至僰道***今四川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四川黔江及貴州道真、務川等***。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苧、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鬼、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枝，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
常璩在這裡說得十分明確：巴族在西周初年成了宗周的封國，既是封國當履行封國的義務：所以當地出產的茶葉和魚鹽銅鐵等各種方物，作為貢品敬獻朝廷。還明確指出，東周建立後，巴國進貢的有野生茶***荼***和園栽茶***香茗***，說明當時茶葉的主要來源是野生茶樹，但也有園栽茶樹，巴人至晚在周代便已開始了茶葉的人工栽培歷史，而且園栽茶葉的品質已勝過野生茶葉的品質。《華陽國志》是信史，可以認定，不晚於西周時代，陝南的巴人就已開始在園中人工栽培茶葉。因此，巴人種茶歷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這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漢唐時期因大規模移民的歷史機遇陝西得飲茶風氣之先
再說那個“蜀後”。在中國茶文化史上，若說是巴人最先懂得種茶和吃茶，那麼是居住在川西的蜀人真正地把落後的吃茶習俗發展為高雅的飲茶文化，他們在飲茶上為天下先。
西漢文學家王褒的《僮約》訂於西漢宣帝劉詢***前90——前49***神爵三年***前59***，記載了“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寡婦楊惠手下買了一個奴僕，名叫“便了”，雙方訂立“買券”，寫明“便了”的職責是“烹茶盡具，己而蓋藏”，還要“販於小市”，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武陽在今四川彭山，該縣仙女山***古彭望山***山頂還有古茶園。《僮約》提供的資訊表明：西漢劉詢時代四川已有飲茶時尚，有了專用茶具，有了茶市，且有烹茶之法，這說明飲茶已非草創時期，茶作為飲料的歷史還要提前數百年，也許始於戰國時期或春秋末期。
陝西雖不是飲茶文化的發祥地，但與蜀地的飲茶文化有密切的歷史淵源。據考證，川西的蜀族與黃帝族同源，祖居黃河上游。夏朝時，陝西秦嶺以南與四川盆地同屬梁州。陝西的寧強，原名寧羌，系衛州舊稱，古屬梁州。相傳這裡是古代羌人繁衍生息的地方。與產生飲茶文化的蜀不僅在夏商時同屬梁州，而且在族屬上同屬氐羌一脈。寧強一帶秦漢為葭萌縣地。《華陽國志·蜀志》中說，蜀王別封其弟“葭萌”於漢中，號苴候，名其邑曰“葭萌”。明代楊慎作過考證：“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謂茶曰葭萌，蓋以茶氏郡也。”唐司馬貞在《索隱》中注說：“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說明“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後繁衍出來的一支，是巴人的後裔。解讀“葭萌”可以發現蜀人與陝南羌人、巴人的直接關係，不僅是地域、族屬方面的關係，還見之於飲茶文化，也就是說陝西南部屬於巴蜀茶文化圈的一個組成部分。陝南地區與四川盆地同屬一個生態系統，如漢中從夏禹時代到南宋末年3300多年中，川漢之間竟有3080年的州郡合治史。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本世紀40年代就提出：先秦時期秦嶺之南即蜀境。並認為《牧誓》提及的跟隨武王伐紂的方國，乃漢水流域之蜀人，而非岷江流域之蜀人。***見王煒林、孫秉君《漢水上游巴蜀文化的蹤跡》***。
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推斷“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滅蜀後徙奏民10000戶到蜀地。顧炎武的話有兩解：或說秦人遷移到蜀地後才學會了飲茶，或說秦人遷移到蜀地後教會了蜀人飲茶。飲茶是盛世之清尚，以經濟狀況和社會文明論之，蜀人應早於秦人知“茗飲之事”。因此，前一種說法成立，即公元前316年時蜀人已開始種茶、飲茶，並將此藝能傳授給遷入蜀地的秦人。這和王褒《僮約》所反映的事實是一致的。
第三，陝西茶業歷史悠久並在中國茶業發展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
西北五省惟陝西產茶，陝西茶的主產地又在陝南的漢中和安康兩地區。陝南茶經歷過唐前巴蜀茶、唐宋山南茶、明代漢中茶和清後紫陽茶、漢中茶几個歷史階段。至唐代，陝西茶進入輝煌時期。陸羽《茶經》記載全國茶葉生產情況時寫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縣山谷。”即今安康、紫陽、石泉、嵐皋幾縣沿漢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寧強、南鄭、漢中、留壩、勉縣一帶。中國茶業的重心也就是從宋代以後漸向東南傾斜。但陝南茶在中國西部地區獨領風騷則是不容置喙的事實。《新唐書·地理志》載：“金州漢陰郡，土貢麩金、茶牙、椒、乾漆。”“興元府漢中郡土貢谷、紅棗……柑、批杷、茶。”陝西茶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也自唐代始。據西安“清盛魁”茶行的傳人回憶，他們家清代還儲存有唐代在長安經營“山南茶”的帳冊，上面記有唐代名臣秦瓊、尉遲敬德買山南茶的帳務。這足以說明，唐代的陝西已有較成熟的茶葉市場，茶業的消費者不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還有達官貴人。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場的時代。當時，山南人以種茶作為主要經濟來源。蘇轍《欒城集》中說：“洋州***今洋縣、西鄉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區***人戶以種茶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葉產區》一文言道：秦嶺以南包括陝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歲產茶2102萬斤”，佔全國總產量的30%。蘇轍《欒城集》中說：洋州***今洋縣、西鄉***、金州“人戶以種茶為生”。宋熙寧七年***1074***實行“茶馬法”，在京西路金州設買茶場6處，全陝西設賣茶場332處。當時，茶不僅是陝南農戶衣食的重要來源，朝廷也奈此開闢財源和擴充軍備。明代的漢中是陝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貿易中心。漢中茶的產量最高達到500萬斤***1557年***，合2500噸。
第四，陝西是歷代封建王朝“茶馬交易”國策的實施地和重要市場
早在唐貞元末年，朝廷為了固邊，擴充軍隊，急需大批馬匹，用於裝備騎兵和運輸糧秣，而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又急需大批茶葉，鑑於雙方的需求互補，朝廷適時的設立邊貿市場，用茶葉與西北的少數民族換馬，開了茶馬交易之先河。《新唐書·隱逸列傳·陸羽傳》載：“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山南茶的貢獻就是為唐王朝換回紇馬，是隱性的國防物資。
北宋末年，宋王朝與遼、金、西夏戰事頻繁，軍馬需求量大增，於熙寧七年***1074***規範邊關茶馬交易，訴諸立法，實施“茶馬法”，茶馬法規定了以茶易番馬的具體辦法。以茶換番馬的好處有三：一可發展邊貿，為國家廣開財源;可買下番人的馬匹，可以削番;三可提供國家軍事上急需馬匹，有了馬可以強國固邊。基於此，茶葉升格成為重要戰略物資，這就有效地刺激了茶葉生產。由於少數民族習慣飲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鄰運輸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馬的首選。
熙寧七年***1074***後，屬京西路金州所轄的茶區和蜀道茶葉貿易空前繁榮。雍正《敕修陝西通志·茶馬志》載：“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全陝西賣茶的邊貿市場共計有332處。榷茶政策的實質是帶強制性的統購統銷，由國家制定價格，低價收進，高價賣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解決了軍隊急需的馬匹。國因馬強，茶因馬貴。當時一馱茶可換回一匹馬，陝西每年輸邊茶葉20000馱，可換回20000匹馬。南宋時馬價增值，20000馱茶只能換3000匹馬，朝廷每年購馬11900匹之多。但這也是一種坑農政策，元符三年***1100***五月十一日，利州路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冒死呈《上皇帝萬言書》***見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3卷***為民請命。此文告訴我們：宋代茶風很盛，“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缺也”。種茶的農民有專門戶籍，謂之“園戶”，即是宋代的“種茶專業戶”，他們靠茶“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朝廷為了有效地杜絕他們私販茶葉，實行嚴刑峻罰，一旦查出即下獄，一旦下獄即“五木巨械，鉗首貫足，拷一逮寸，拷十連百，囹圄無虛”。這一“水火之政”打擊了茶農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馬的國策。朱元璋認為“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漢中茶作為間接的“國防資源”又升了級別，《茶法》90%的文字皆針對漢中茶和川茶《明史·食貨·茶法》中言道：洪武四年***1371***“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45頃，茶86萬株。四川巴茶350戶，茶238萬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薅採，十取其八。以易番馬。”但是“以茶易馬，惟漢中、保寧”，“以漢茶為主，湖茶左之”，“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明史》載：“用漢中茶300萬斤，可得馬30000匹。”100斤漢中茶可交換1匹回紇良馬，可見當時漢中茶價之昂貴!朝廷鑑於邊境烽火綿綿，敵國又善騎射，便加大了擴軍備戰的力度，以茶易馬更見其重要，對漢茶的生產成了當務之急，逼得茶農“晝夜製茶不休，另廢耕，女廢織”***《西鄉縣誌》***。為了控制茶葉的產銷，朝廷立法限制私茶交易，乃至限制民間飲茶。《續文獻通考·徵榷考·榷茶》中雲：朝廷規定“私茶出境者與關隘失察者律並凌遲處死”、“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的產供銷完全成了政府行為，全力以赴，故有效地促進了茶葉生產的大發展。加之明王朝由於遭到了襄陽流民起義軍的打擊，不得不廢止“禁山政策”，大規模的移民開發推動了山區經濟的發展。明成化十二年***1476***，陝西按察司僉司唐希文在呈文中寫道：“成化年間以來，各省逃逸人民，聚集栽埴，茶株數多……新開茶園，日新月異，漫無稽考。”“連山接隴”。萬曆《陝西通志》卷8載：明正德七年***1512***以後，金州、漢陰、紫陽、石泉一州四縣在官府註冊的茶戶為2000餘戶。陝南的茶葉產量在陝西災震***1557***之前，“正額茶易馬外，多開中以左公家，有至500萬斤者”。
第五，唐代長安的宮廷茶文化輻射全國並確立了茶的國飲地位
中唐以後，茶道大行於天下，試問：茶風的中心在哪裡呢?一般說來，中國數千年裡皇權中心即是一切社會現象的發生中心，總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領導全國。陝西長安作為大唐建都之地，成為一切文化現象的發源地和聚焦點而輻射全國，茶文化也不例外。
宮廷以茶為日常飲料始於何時呢?最早的記載見於東漢班固***27——97***《漢書·趙飛燕別傳》，雲：“帝***劉鶩***崩後***前7***，後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座，命進茶，左右奏帝雲，曏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啜者徐徐飲也，這說明漢代長安宮廷已有飲茶時尚，並認為這是高貴的享受，趙飛燕因侍帝不謹，聲名不佳，連品茶的資格也不夠。
迨至唐代，長安宮廷茶飲別開生面，推向極至，不僅前無古人，亦後無來者，在皇宮茶史中獨步一時。
唐天子對茶事亦很投入。雖無唐太宗飲茶的歷史記載，但馮贄《雲仙雜記》中載以茶賜公卿大臣乃“唐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幾句話即言此事。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出嫁，陪嫁香奩中均有茶葉。唐太宗以茶為禮，自己焉能不飲!玄宗開元年間***713***後茶道大行，所謂“王公朝士無不飲者”，足見唐代上層社會茶風之盛。
唐天子重視茶事，認為茶是高貴飲料，以茶示恩寵便成了慣例。中國的社會是皇權社會，皇帝的好惡足以影響社會，宮廷茶事遠離陸羽“儉德”原則姑且不論，唐宮嗜茶這一點實已確立了茶之國飲地位，大大推動了唐代茶葉的生產和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其正面作用遠遠大於負面效應。
長安宮廷茶事的另一個創舉是“清明茶宴”。《唐食貨志》載：“李隆基天寶***742——755***中，南嶽貢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農苦之。”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嘗新茶，並要辦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唐代詩人李郢作《茶山貢焙歌》書其事，詩中雲：“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長安唐宮茶事是宮廷作派的物化，其精神追求是炫耀富貴權勢，顯示君臨天下的威儀。唐天子好茶，士子們總是以皇帝的好惡為價值取向，所渭“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皇上嗜茶，士子焉能不好!唐宮茶風也正是通過長安的文人學士向全社會傳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文化效應，經濟效益是刺激了茶葉的生產和銷售，文化效應是文人響應，競相飲茶，茶興之餘便是作茶詩、寫茶文、描茶畫，從而形成了五光十色而又底蘊深厚的大唐茶文化。
第六，法門寺唐代地宮系列宮廷茶具的發現是中國茶史劃時代的事件
唐鹹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日，唐僖宗歸安佛骨於法門寺，以數千件皇室奇珍異寶安放地宮以作供養。地宮出土的鹹通十五年***874***《物帳碑》碑文中言道：懿宗供奉“火筋一對”，僖宗供奉“籠子一枚，重十六兩半。龜一枚，重二十兩。鹽臺—付，重二兩。結條籠子一枚，重八兩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羅、匙子一付，七事共重八十兩”細而言之，這套系列茶具包括有：鎏金飛鴻球路紋銀籠子、壺門高圈足座銀風爐、鎏金壺門座茶碾子、鎏金飛鴻紋銀匙、鎏金仙人駕鶴紋壺門座茶羅子、鎏金人物畫銀罈子、摩羯紋蕾紐三足架銀鹽臺、鎏金伎樂紋調達子、鎏金銀龜盒，另有系鏈銀火筋、琉璃茶盞、茶托等13件。
這套茶具表明了唐代宮廷茶道的存在和基本特徵。這套系列茶具的出土說明了陸羽創制了茶具二十四器，地宮系列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實物佐證;向世人展示了大唐宮廷茶道的存在和獨特風貌，由此可探知獨具特色的宮廷茶藝;它是唐代茶道文化最真實的體現，證實了陸羽所提倡的茶道文化的真實存在;地宮茶具的文化質點是三教融合，較明確地體現了佛教茶文化與宮廷茶文化的相互溝通;標明瞭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歷史源頭和最高層次，填補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為唐代茶文化研究開啟了新的思路。
因此說，法門寺地宮茶具的發現是茶文化史上的劃時代事件，正是因了這一發現有現在以法門寺地宮茶具為核心所開展的茶文化的研究，而且我們相信因此會引出世紀之交中華茶文化研究的精彩篇章。
第七，因長安宮廷茶文化而出現的貢茶之制對中國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為滿足長安宮廷飲茶的需求，於是有了貢茶之制。四川最著名的蒙頂茶在唐代列為貢品，有詩云：“蒙茸香葉如輕羅，自唐進貢入天府。”
唐代貢茶始於高祖武德三年***620***，完善於中唐。唐代貢茶制度很嚴格，要求定點、定時、定額納貢，包裝考究，進貢儀規也容不得半點馬虎。因為這正是顯示臣民忠心和帝王威儀的時刻。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高祖武德三年***620***，廬江郡上貢的茶名“黃芽”。次年擴大進貢範圍，增加了4郡，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山南道漢陰郡***今陝西紫陽***的毛尖茶榮幸地列為貢品。貢茶如一面歷史的鏡子，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反映了勞動者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現狀，這是問題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貢茶又有很多積極作用，得充分肯定其歷史意義。確定貢品，實際上是一次名茶評選活動，如士子登科及第，一朝選在君王側，便身價百倍。這無形中培養了唐人的“精品意識”，刺激了茶農們培植名品的積極性。於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術、製茶技術、儲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製造的工藝、產品包裝的不斷改進無不與貢茶之制有關。
第八，中國茶文化在海內外傳播唐代長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599——649***李世民宗室養女，後來嫁給了吐蕃王松贊干布，對促進漢藏兩族人民的友好關係和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舊唐書·吐蕃傳》載：貞觀十五年***641***，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藏史》載：“藏王鬆崗布之孫***即松贊干布***時，始自中國輸入茶葉，為茶葉輸入西藏之始。”在松贊干布之前藏族與茶無緣，是文成公主以茶為嫁奩之物帶入西藏，並開始了中原與藏區的茶馬交易，唐代名茶大批輸入藏區，首先成為吐蕃上層人士的時髦飲品，並以囤集茶葉顯示富貴。據《唐國史補》記載，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帳中，吐蕃的贊普問他煮什麼?使者神祕地說，這是“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不以為奇，平靜地說：“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皮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此後藏族茶葉消費一直呈上升趨勢，按人均今己居全國第一。文成公主開藏區千年茶風功不可沒。
關於日本茶道的歷史，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日本茶道發展的重要時刻，都是日本在華學問僧充當傳播使者，且作出了彪炳青史的貢獻。
日本國在隋唐260年裡先後派出19批***兩批未達***。公元803年，即唐貞元十九年，日本國遣藤原葛野磨等入唐，僧空海、最澄等同行。是為第17次遣唐使。他們到來的時節，正值中唐，此時陸羽《茶經》風靡全國，飲茶己成比屋之飲，這些僧人入鄉隨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如空海***774——835***居長安青龍寺學習佛法並學會了飲茶，應召去宮廷遊法，皇上以茶招待高僧。空海留學兩年後回國，於弘仁四年***815***呈給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獻表》中彙報在華日常生活，雲：“觀練餘暇，時學印度之文;茶湯坐來，乍閱振旦之書。”另一位高僧最澄***767——822***歸國後在京都比睿山修建了延歷寺，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他還帶回了中國的茶籽，種在日吉神社的旁邊，成為日本最古的茶園。在空海、最澄之前，高僧永忠己在華留學20餘年，大約是公元777年來華，與空海、永忠同年歸國。約30年的留學生活使永忠成為日本國第一茶僧，他歸國後掌管崇福寺和梵釋寺，率先引進中國的寺院茶禮，據《日本書紀》弘仁六年***815***4月的一項記載，說嵯峨天皇遊幸梵釋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這一非凡之舉為飲茶敲開了沉重的宮門，為日後茶成為日本國飲立下頭功。嵯峨天皇於兩個月後***815年6月***命令京畿內地區及近江、播磨等國種植茶葉，以備每年進貢用。這就是日本的“御茶園”。永忠、空海、最澄三位高僧給日本帶回了中國佛教與中國茶。就飲茶而言，最先形成的是宮廷茶文化，鼎盛於弘仁年間***810——824***，學術界稱之為“弘仁茶風”，以多才多藝的嵯峨天皇***809——823在位***為茶界領袖。弘仁茶風與中唐茶風一脈相承，飲茶不僅僅為養生延世，並被視為高雅、時髦的文化。這是一個全面學習唐文化的時代，茶文化是學習引進的重要方面。弘仁茶風是日本茶苑“東風第一技”，是藝術奇葩，誕生伊始便具很高文化品位。
唐代全國茶葉產量約80萬擔——100萬擔，人均2.4斤左右，是建國後人均數的4倍。不難推知，唐代茶葉的出口量很大，沿絲綢之路輸往中亞、東南歐和北非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外貿的主體商品之一。絲綢之路是誰鑿通的呢?是張騫***?——前114***兩次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發展了漢朝和中亞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張騫是西漢漢中成固***城固***人，他生於斯長於斯，對陝南當時出產的茶葉應當十分了解。可以說，絲綢之路實乃絲茶之路。明、清至民初，陝西茶在大西北市場佔有很大的份額，且仍舊沿著絲綢之路運銷西亞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西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