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好新聞題材的若干碎片化思考
筆者有幸作為浙江新聞獎的評委，參加了近兩年的評選工作，見證了好作品嚴格的篩選流程，尤其是認真聆聽了各位評委的真知灼見，平素也對中國新聞獎等優秀作品作了些揣摩與經驗借鑑，深感好新聞的構成要件是多方面的，其中對題材的駕馭與把握至為關鍵。
大題小做與小題大做
對於重大主題，是否一定要洋洋灑灑、濃墨重彩地推出呢？答案是：未必。往往是寫法靈活、善於以小見大、敘述角度巧妙的作品，容易被推舉為上乘佳作。2009年《浙江日報》獲得浙江新聞獎一等獎的作品《一臺浙江冰箱的下鄉之旅》寫法就十分靈活。記者對臺州產的一臺冰箱銷售進行了跟蹤，用時兩天，行程數千公里，一直跟蹤到了河南的農村。文章講述了“家電下鄉”中標企業究竟該如何生產適合農村的產品，關注了農村的消費潛力。
《都市快報》2009年做了一組“中國見底”的系列報道，關注的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下，我國經濟有沒有見底。記者沒有按照慣例找專家，而是寫了杭州的豆腐指數，通過市場上豆腐的銷量看經濟是否回暖。記者的理論依據是：如果食堂買豆腐的多了，說明開工的企業多了。這組報道中還有一篇《貨車司機不用喝可樂提神了》寫道：通常情況下，高速公路上車流少時，長途司機要喝飲料提神；當司機不喝可樂提神時，說明路上車多了、運輸量大了，經濟回暖了。這樣的角度不得不令人歎為觀止。
上面講的是“大題小做”、舉重若輕，那麼一些“小題”可否大做文章呢？《今日早報》2010年7月的一篇《一隻喇叭的身價暴漲記》，關注了南非世界盃上一件產自浙江的“嗡嗡祖拉”產品，記者通過對其生產到零售終端的整條產業鏈調查，將每個環節的利潤所得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深入淺出、以小見大地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浙江的中小企業要生存和發展，轉型升級迫在眉睫。表面上記者關心的是一隻喇叭的命運，其實著眼點在於整個浙江製造業的未來。
當然，一些明明是做短訊息就可以的題材，非得要以長篇通訊的形式推出，或者一些人為拔高的題材，比如，動輒丟擲一些概念化的東西，什麼“世界第一”、“史上最大”、“天價”之類，往往會給人以題文不符、言過其實之惑。與之相對應，一些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典型事件，由於記者發現力不足，開掘膚淺，失之交臂的“大題小作（品）”，也會令人萬分遺憾。
搶題快做與養題待做
重大題材的時間節點，一定不能有所閃失。以江郎山申遺的報道為例，中國與巴西時差有11個小時左右，正好晝夜顛倒。在江郎山申遺最終表決的那幾天，記者時時聯絡遠在巴西的江郎山申遺代表團成員，分分秒秒關注表決進展。功夫不負有心人，《衢州晚報》這篇頭版頭條訊息：《今天凌晨5時，記者被巴西來的一條簡訊驚醒：江郎山成為浙江省首個世界自然遺產》。該新聞搶在所有媒體之前刊登，成功獲得浙江新聞獎一等獎。
當然，有些題材適合於厚積薄發，要靠“養”而待發。比如《浙江日報》獲得浙江新聞獎一等獎的訊息《浙江農民人均收入超萬元》，憑藉長期從事三農報道的經驗，早在2009年年中，記者就判斷，2009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很可能突破萬元。記者早做準備，在採訪時有意收集農民增收情況和資料。隨著統計局半年報、三季度報表逐步釋出，破萬的趨勢更加明顯。記者立即展開細緻的採訪。據介紹，整個寫作過程歷經長時間討論，謀篇佈局，反覆修改十幾稿才最後定稿。
滬杭高鐵備受世人關注，但開通時間一直沒有準信，《錢江晚報》提前介入，制訂了“G速滬杭”高鐵開通特別報道計劃。之後，多路記者分工深入上海、海寧等工地提前採訪，掌握了海量的資訊，“養題待做”。最終，在滬杭高鐵正式開通的前一天，錢江晚報以13個版面的強勢重磅推出《G速滬杭，雙城同城》的特別報道，既有揭祕有資訊又有釋疑有服務，既有歷史積澱又有未來展望，在同城媒體同題作文中勝出一籌。這些例子充分說明：好題材除了靠“搶”還要靠“養”，一旦發現好的題材，最好集聚集體智慧，媒體內部建立整合資源爭創精品的工作機制，精心策劃，最大限度地挖掘新聞價值，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難題巧做與命題反做
媒體經常會接到一些指令性宣傳任務，是虛與委蛇還是精心策劃，變“難題”、“命題”為“巧題”、“好題”？在這方面，充分發揮媒體記者的主觀能動性，往往會峰迴路轉、拔得頭籌。比如有關先進性教育的報道，看似內容枯燥，《錢江晚報》則以《先進性教育的民間期待》令人耳目一新；有關新中國建國60週年的報道，《今日早報》選擇與浙江省檔案館合作，通過回訪當事人做《浙江60年檔案解密》的解密式報道，注重尋找新的視角，不再炒冷飯，一下子引起全社會的共鳴。
“難題巧做”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勞資矛盾愈演愈烈，《金華日報》策劃了一組“老闆和員工如何共克時艱”的報道。第一個步驟是報道一批老闆和員工同呼吸共命運的典型；第二個步驟開展社會大討論；第三個步驟是向全市的廣大職工徵集給老闆的寄語，並向廣大老闆徵集對員工的期望；第四個步驟是報社與市總工會開展雙十佳的評選表彰。整個報道策劃歷時半年，轟轟烈烈。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媒體愈來愈喜歡從新聞報道中衍生出相應的社會活動，藉以放大報道的傳播效應和自身品牌的公眾化認知。
那麼，針對一些典型人物的宣傳任務，這種“命題作文”又該從何處創新呢？雲南盈江縣交通局長趙家富，是一位因公殉職的好乾部，宣傳他屬於“命題作文”。新華社雲南分社接到報道任務後，嘗試命題作文“反面”做，從質疑和“有罪推定”開始：趙家富有沒有超生子女？有沒有超標準多佔住房？一樁樁去求證。作品《對一位先進人物的汙點調查》播發後，收到意想不到的傳播效果，群眾認同度出奇地高。這類報道至少還給我們這樣的啟發：人物宣傳要打破固有定勢，如何挖掘典型，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關鍵是記者的發現力問題。其實典型人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如安徽鳳陽小崗村書記沈浩、雲南楊善洲、捨己救人的孟祥斌等等，除此以外也可以多關注、尋找一些樂觀向上的小人物典型，比如感動寧波的“麵人姑娘”小麗的事蹟，就是從側面折射了主流價值觀。所以，“命題作文”一定要與時俱進，萬不可固步自封，一定要放在特定的時代語境下，去還原真實、提煉思想的厚度。
冷題熱做與熱題冷做
以深度取勝，後發制人，做深讀紙媒，成為報紙應對網路挑戰的不二法門。在這方面，冷題熱做與熱題冷做，都不失為一種創新嘗試。
《中國青年報》專門闢有《冰點週刊》，所關注的人物、題材絕不是同類媒體熱捧的“熱點”，相反可以稱之為近乎冷僻的“冰點”。但堅持數年下來，意外地贏得了上上下下的廣泛認可。這些被報道的“冰點”轉瞬之間被其他媒體熱炒，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報道視野。它的成功至少印證了這樣樸素的真理：慢工，才能出細活。
“熱題冷做”的例子就更多了。轉型升級是屬於一種“熱”題材，翻看各種報章雜誌，類似稿件多如牛毛。《市場導報》一篇通訊《浙江經濟轉型的空心化隱憂》卻以滿票獲得了評委的一致認可，成為當年度的浙江新聞獎一等獎。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國際金融危機下溫州不少企業外遷，正好那時候也是富士康內遷，輿論對於“騰籠換鳥”的討論非常熱火朝天。記者隱隱感覺到，浙商的資本去炒股、炒樓，製造大省有一種“去實業化”傾向。“大膽假設”之下，記者開始小心求證，從溫州緊韌體行業為切***，漸次過渡到省域經濟層面“離製造業”徵兆初顯。在轉型升級的大命題作文下，反彈琵琶，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好評。
“心要熱、頭要冷”，熱題冷做，不失為網路時代傳統媒體從業者的一種職業化選擇。
大題小做與小題大做
對於重大主題，是否一定要洋洋灑灑、濃墨重彩地推出呢？答案是：未必。往往是寫法靈活、善於以小見大、敘述角度巧妙的作品，容易被推舉為上乘佳作。2009年《浙江日報》獲得浙江新聞獎一等獎的作品《一臺浙江冰箱的下鄉之旅》寫法就十分靈活。記者對臺州產的一臺冰箱銷售進行了跟蹤，用時兩天，行程數千公里，一直跟蹤到了河南的農村。文章講述了“家電下鄉”中標企業究竟該如何生產適合農村的產品，關注了農村的消費潛力。
《都市快報》2009年做了一組“中國見底”的系列報道，關注的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下，我國經濟有沒有見底。記者沒有按照慣例找專家，而是寫了杭州的豆腐指數，通過市場上豆腐的銷量看經濟是否回暖。記者的理論依據是：如果食堂買豆腐的多了，說明開工的企業多了。這組報道中還有一篇《貨車司機不用喝可樂提神了》寫道：通常情況下，高速公路上車流少時，長途司機要喝飲料提神；當司機不喝可樂提神時，說明路上車多了、運輸量大了，經濟回暖了。這樣的角度不得不令人歎為觀止。
上面講的是“大題小做”、舉重若輕，那麼一些“小題”可否大做文章呢？《今日早報》2010年7月的一篇《一隻喇叭的身價暴漲記》，關注了南非世界盃上一件產自浙江的“嗡嗡祖拉”產品，記者通過對其生產到零售終端的整條產業鏈調查，將每個環節的利潤所得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深入淺出、以小見大地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浙江的中小企業要生存和發展，轉型升級迫在眉睫。表面上記者關心的是一隻喇叭的命運，其實著眼點在於整個浙江製造業的未來。
當然，一些明明是做短訊息就可以的題材，非得要以長篇通訊的形式推出，或者一些人為拔高的題材，比如，動輒丟擲一些概念化的東西，什麼“世界第一”、“史上最大”、“天價”之類，往往會給人以題文不符、言過其實之惑。與之相對應，一些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典型事件，由於記者發現力不足，開掘膚淺，失之交臂的“大題小作（品）”，也會令人萬分遺憾。
搶題快做與養題待做
重大題材的時間節點，一定不能有所閃失。以江郎山申遺的報道為例，中國與巴西時差有11個小時左右，正好晝夜顛倒。在江郎山申遺最終表決的那幾天，記者時時聯絡遠在巴西的江郎山申遺代表團成員，分分秒秒關注表決進展。功夫不負有心人，《衢州晚報》這篇頭版頭條訊息：《今天凌晨5時，記者被巴西來的一條簡訊驚醒：江郎山成為浙江省首個世界自然遺產》。該新聞搶在所有媒體之前刊登，成功獲得浙江新聞獎一等獎。
當然，有些題材適合於厚積薄發，要靠“養”而待發。比如《浙江日報》獲得浙江新聞獎一等獎的訊息《浙江農民人均收入超萬元》，憑藉長期從事三農報道的經驗，早在2009年年中，記者就判斷，2009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很可能突破萬元。記者早做準備，在採訪時有意收集農民增收情況和資料。隨著統計局半年報、三季度報表逐步釋出，破萬的趨勢更加明顯。記者立即展開細緻的採訪。據介紹，整個寫作過程歷經長時間討論，謀篇佈局，反覆修改十幾稿才最後定稿。
滬杭高鐵備受世人關注，但開通時間一直沒有準信，《錢江晚報》提前介入，制訂了“G速滬杭”高鐵開通特別報道計劃。之後，多路記者分工深入上海、海寧等工地提前採訪，掌握了海量的資訊，“養題待做”。最終，在滬杭高鐵正式開通的前一天，錢江晚報以13個版面的強勢重磅推出《G速滬杭，雙城同城》的特別報道，既有揭祕有資訊又有釋疑有服務，既有歷史積澱又有未來展望，在同城媒體同題作文中勝出一籌。這些例子充分說明：好題材除了靠“搶”還要靠“養”，一旦發現好的題材，最好集聚集體智慧，媒體內部建立整合資源爭創精品的工作機制，精心策劃，最大限度地挖掘新聞價值，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難題巧做與命題反做
媒體經常會接到一些指令性宣傳任務，是虛與委蛇還是精心策劃，變“難題”、“命題”為“巧題”、“好題”？在這方面，充分發揮媒體記者的主觀能動性，往往會峰迴路轉、拔得頭籌。比如有關先進性教育的報道，看似內容枯燥，《錢江晚報》則以《先進性教育的民間期待》令人耳目一新；有關新中國建國60週年的報道，《今日早報》選擇與浙江省檔案館合作，通過回訪當事人做《浙江60年檔案解密》的解密式報道，注重尋找新的視角，不再炒冷飯，一下子引起全社會的共鳴。
“難題巧做”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勞資矛盾愈演愈烈，《金華日報》策劃了一組“老闆和員工如何共克時艱”的報道。第一個步驟是報道一批老闆和員工同呼吸共命運的典型；第二個步驟開展社會大討論；第三個步驟是向全市的廣大職工徵集給老闆的寄語，並向廣大老闆徵集對員工的期望；第四個步驟是報社與市總工會開展雙十佳的評選表彰。整個報道策劃歷時半年，轟轟烈烈。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媒體愈來愈喜歡從新聞報道中衍生出相應的社會活動，藉以放大報道的傳播效應和自身品牌的公眾化認知。
那麼，針對一些典型人物的宣傳任務，這種“命題作文”又該從何處創新呢？雲南盈江縣交通局長趙家富，是一位因公殉職的好乾部，宣傳他屬於“命題作文”。新華社雲南分社接到報道任務後，嘗試命題作文“反面”做，從質疑和“有罪推定”開始：趙家富有沒有超生子女？有沒有超標準多佔住房？一樁樁去求證。作品《對一位先進人物的汙點調查》播發後，收到意想不到的傳播效果，群眾認同度出奇地高。這類報道至少還給我們這樣的啟發：人物宣傳要打破固有定勢，如何挖掘典型，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關鍵是記者的發現力問題。其實典型人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如安徽鳳陽小崗村書記沈浩、雲南楊善洲、捨己救人的孟祥斌等等，除此以外也可以多關注、尋找一些樂觀向上的小人物典型，比如感動寧波的“麵人姑娘”小麗的事蹟，就是從側面折射了主流價值觀。所以，“命題作文”一定要與時俱進，萬不可固步自封，一定要放在特定的時代語境下，去還原真實、提煉思想的厚度。
冷題熱做與熱題冷做
以深度取勝，後發制人，做深讀紙媒，成為報紙應對網路挑戰的不二法門。在這方面，冷題熱做與熱題冷做，都不失為一種創新嘗試。
《中國青年報》專門闢有《冰點週刊》，所關注的人物、題材絕不是同類媒體熱捧的“熱點”，相反可以稱之為近乎冷僻的“冰點”。但堅持數年下來，意外地贏得了上上下下的廣泛認可。這些被報道的“冰點”轉瞬之間被其他媒體熱炒，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報道視野。它的成功至少印證了這樣樸素的真理：慢工，才能出細活。
“熱題冷做”的例子就更多了。轉型升級是屬於一種“熱”題材，翻看各種報章雜誌，類似稿件多如牛毛。《市場導報》一篇通訊《浙江經濟轉型的空心化隱憂》卻以滿票獲得了評委的一致認可，成為當年度的浙江新聞獎一等獎。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國際金融危機下溫州不少企業外遷，正好那時候也是富士康內遷，輿論對於“騰籠換鳥”的討論非常熱火朝天。記者隱隱感覺到，浙商的資本去炒股、炒樓，製造大省有一種“去實業化”傾向。“大膽假設”之下，記者開始小心求證，從溫州緊韌體行業為切***，漸次過渡到省域經濟層面“離製造業”徵兆初顯。在轉型升級的大命題作文下，反彈琵琶，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好評。
“心要熱、頭要冷”，熱題冷做，不失為網路時代傳統媒體從業者的一種職業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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