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道德對我國環境和環境法的影響

　　一、環境法的倫理基礎

　　自從世界各國相繼進入法治社會以來，環境狀況的發展和演變就與環境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追溯到環境法產生的層面，我們不難發現環境倫理道德對環境法的產生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進入工業社會，人類與環境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隨著人類改造、影響自然能力的空前提高，環境倫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也從最初的敬畏演變成征服，即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是生物圈的中心，環境只具有工具價值，由此導致了一系列環境問題，比如空氣、水、土壤汙染，環境災難頻發。隨著後工業化時代在世界各發達國家相繼到來，環境倫理道德經過了自然儲存主義、生物中心論等過渡階段，最終形成了生態中心論，把環境道德客體的範疇擴充套件至生態系統、自然過程及其他自然存在物。

　　生態中心論更關注生態共同體而非有機個體，它是一種整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倫理學。可持續發展理論在此基礎上產生，並且發展形成代際公平這一時間上的整體觀念。正因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相對的正確性和完整性，使之成為世界各國環境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二、我國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因

　　中國環境倫理道德和環境法的發展同樣遵循上述規律。特別的是，我國的工業化雖然起步較晚，發展卻是無比迅速的，這樣的高速發展產生了許多環境問題。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長期以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各項工業的發展不僅伴隨著單位GDP的高能耗，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不可逆轉的嚴重的環境汙染。紫金礦業汙染、中石油大連汙染、中石化松花江汙染等環境災難頻繁。經由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先汙染後治理”的方式發展經濟得不償失。中國的環境問題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它每年侵蝕5%到8%的GDP，基本上相當於中國每年GDP的增長速度。高速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益已經被環境問題的負面影響抵消，不能再任由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道德發展下去。

　　在發達國家已有的生態中心論等理論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理論。十七大對生態文明做了具體的說明：生態文明的崛起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後進行的一次新選擇。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作為行為準則，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態機制，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實質上就是一種環境倫理價值觀。它的要求與生態中心論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理論還建立在可持續發展觀的基礎之上，綜合了代際公平的理念，因此在理論上可以說是更加完善和全面的。在此基礎上，與生態文明觀相適應的法律法規也相繼出臺。中國所希望的是通過環境價值觀的根本轉變和環境法規的約束雙管齊下，徹底扭轉當前的環境狀況。當然，在實際情況中，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

　　三、環境道德在中國的失效和麵臨的挑戰

　　環境倫理道德在中國經歷的失效可以以基諾山為例：基諾山地區位於雲南省，長期沿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對環境開發有著嚴格的限制，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上個世紀50年代。但此後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毀林開荒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基諾山的環境嚴重惡化。

　　基諾山50年代以後傳統的生態道德規範突然失效與西方工業革命之後的環境問題湧現的原理是一致的。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在國家的幫助下基諾族的生產力有了迅速提高，糧食產出增加，在短時期內獲得很高的經濟效益。50年代的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生態倫理道德還沒有出現，在糧食產量的提高面前，基諾族人民片面地認為這是擺脫自然束縛的體現。基諾山的例子可以說是環境道德在中國的第一次失效。這次失效是由於人們還沒有意識到環境倫理道德的重要作用。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同時也逐漸意識到環境道德的重要意義。自從可持續發展的觀點被提出，中國就第一時間引進了這一概念，並且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在一系列立法中融入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提出中國自己的建設生態文明的環境道德觀。然而，從中國的環境現狀中不難看出，以可持續發展觀為代表的新時代環境倫理道德在中國仍面臨著現實的挑戰。

　　從根源上講這是由於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達到需要的高度。發達國家先進的環境倫理道德是建立在後工業化的基礎上的，而中國目前仍然處在重工業化時期，經濟發展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從長遠考慮，我國每年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環境代價不容忽視，而環境問題同樣也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此外，經濟發展水平同時還制約著環境立法和司法的實踐。即便先進的環境倫理道德在立法中能夠體現，但如果在司法中得不到貫徹，那麼仍然起不到實質作用。所以，新時代環境倫理道德的應用仍然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四、小結

　　從總體上看，環境倫理道德對中國環境和環境法的影響是持續的和深遠的。過去的環境道德加速了環境的破壞，那麼新的環境道德應該擺脫經濟發展的制約，在中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幫助中國恢復和重建環境。環境問題的緊迫現實要求中國不能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期待經濟水平發展到後工業化的高度之後，環境道德自動提升，而應該主動克服經濟發展水平的阻礙，把先進的環境道德應用到保護環境的實踐中，真正做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