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安狀況調查報告論文
社會治安狀況並不是由犯罪量的發展變化這唯一變數所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治安秩序的控制力和破壞力相互制約構成的動態平衡狀態。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社會治安狀況調查論文，供大家參考。
社會治安狀況調查論文篇一：《對農村社會治安現狀的調查與思考》
摘 要：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地區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農民生活狀況不容樂觀，社會矛盾比較突出。因此，認真分析農村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工作，把握特點，找準原因，增添措施，對於維護農村社會長期和諧穩定，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又快又好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農村治安 犯罪特點 誤區成因 對策建議
平安是和諧的基礎，當前影響農村和諧的因素除幹群關係、矛盾糾紛外，社會治安問題雖較以前有所緩解，但仍很嚴峻。僅以國家級貧困縣宣漢縣為例，該縣轄54個鄉鎮，人口127萬，屬典型的山區農業大縣。上世紀80年代中期修建四川江口湖電站，淹沒區涉7個鄉鎮57個村220個社14萬餘人，其中庫區移民1.8萬人。由於涉及面寬，社會矛盾突出，維穩壓力大。近三年來社會治安刑事案件發案率仍居高不下，平均每年分別發案25起和5起。
一、主要特點
1、農村民事糾紛明顯攀升。由於村民文化素質偏低，法制意識淡薄，個人利益嚴重，留守在家的大多數是婦女、未成年人和空巢老人,加上一些村民的心胸比較狹窄，往往因口角、爭執、借款、鄰里排水以及承包地的邊界、澆水、收種農作物等發生矛盾衝突。
2、侵犯財產犯罪日益猖獗。由於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消費慾望膨脹，為達到對金錢和物質的佔有，有的人往往不擇手段，在犯罪型別上表現為盜竊、搶劫、詐騙等。
3、黃賭毒沉渣泛起、死灰復燃。農村文化生活單調，一些“黃色”低俗的電影、錄影、書畫趁虛而入，導致意志不堅定的人沉湎於追求肉體的享受上不可自拔。“賭”是萬惡之源。在農村賭博十分普遍，不論農忙還是農閒，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少數家庭因賭博而拆散，少數農民因賭博走上盜竊、搶劫、販毒等違法犯罪道路的也時有發生。以上這些“黃、毒、賭”等社會醜惡現象，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引發了大量刑事治安案件，成為影響農村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4、農村宗族勢力有所抬頭。目前，宗族勢力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可低估，宗族勢力以其嚴密的組織、較強的凝聚力，取代了少數同宗同族群居地渙散的基層政權組織。個別宗族勢力對基層幹部執行公務橫加干涉，企圖以“族權”取而代之;有的宗族勢力通過參與基層組織的選舉向村級組織滲透，使宗族矛盾不能調和，逐漸激化;有的本是民間的一般性糾紛，由於宗族勢力的介入反而會演變成一場血腥的宗族械鬥;有的地痞無賴依靠本族的強大勢力，欺負外姓群眾，公開進行辱罵、鬥毆、搶劫、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成為危害一方的惡霸，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
5、社會矛盾演變為治安問題。一是社會管理問題突出。隨著中石油、中石化勘探開發的進入，在拆遷安置、徵地補償、山林、水土糾紛中，往往涉及群體利益，由於利益一致、要求相似，易產生共同行動，極易由一般性矛盾演變為群體性糾紛，甚至釀成社會治安問題。二是庫區移民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三是幹群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二、誤區成因
1、經濟發展嚴重滯後是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原因。農村經濟落後，村與村之間、鄰里之間、親屬之間常為一些經濟利益發生紛爭，處理不當，便會造成矛盾激化。宣漢縣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662元，遠遠低於全省的人均收入。“寸土不讓，寸利必爭”的狹隘的小農經濟意識和私有觀念，導致村與村之間、鄰里之間、親屬之間時常因利益紛爭激化矛盾。農村經濟落後，一些農民受利益驅動，不惜以身試法，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一些農民一旦發生民間糾紛，嫌打官司費時、費力、費錢，法制觀念淡薄，不願走法律程式解決問題，而是依仗家族勢力、串聯、聚眾、集體上訪、越級上訪，甚至採取違法犯罪等極端手段。
2、農民法制意識淡薄是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的內在原因。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相對較低，法制意識淡薄，對自身的行為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及應負的法律責任缺乏認識。
由於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他們極易被一些封建、腐朽、反動的思想侵蝕，在無知中掉進違法犯罪的泥潭;由於文化水平較低，法制意識淡薄，他們思維簡單，遇到矛盾糾紛不冷靜、鑽牛角尖，不能剋制自己，不懂得尋求法律解決問題的途徑。 3、基層基礎工作薄弱是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的重要原因。一些基層政權組織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認識不足，沒有把社會治安擺上應有的位置，防範措施落實不夠，治保、調解組織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群防群治力量不足，治安聯防隊伍建設工作滯後，導致盜竊等可防性案件防範不力。有的對一些鬧事苗頭麻木不仁，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實，甚至能遮的遮、能拖的拖，導致問題越拖越大，釀成難以收拾的局面;有的對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沒有及時做好疏導教育工作，任其事態發展;有的村、組幹部認為眾怒難犯，工作不好開展，遇到群體事件制止不力、配合不夠;有的甚至逃避工作，致使處置工作難度加大;有的幹部還起到“軍師”的作用，為一些非法活動出謀獻策，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4、治安防控體系不健全是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的機制原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相關防控措施在農村無法落實，農村聯戶聯防組織、治保會、調委會建立不完善，必要的報警求助設施不齊;有的村沒落實專人從事治保調解工作，未建立相應的不穩定資訊收集網路，不能及時收集不穩定資訊;有的村法制宣傳教育未跟上，沒有用先進的思想和法律知識佔領農民的思想陣地，封建迷信、歪理邪說、黃色低俗的不健康文化趁虛而入，導致一些農民理想信念、價值取向發生偏差，極易產生違法犯罪行為。
三、對策建議
1、建立完善教育機制，提高農民綜合素質。要儘快建立和完善適應當前農村社會發展的教育機制，進一步提高農民素質，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現代文明理念教育武裝農民頭腦，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積極搞好公民道德連萬家活動，認真抓好科普和移風易俗工作，培養廣大農民的文明意識。
2、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增強農村維穩能力。要全面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健全農村基層組織，把村級兩委班子和黨員幹部隊伍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抓班子、帶隊伍，提高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以及兩委班子領導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把兩委班子真正建設成為有凝聚力、戰鬥力，能夠帶領全村廣大農民建設新農村的領導集體。要進一步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全面推進村級民主決策，加強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進一步健全與落實村務公開制度，凡是村裡的重大事項和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都要及時向村民公開，充分發揮村民民主理財小組、村民代表會議的民主監督、民主管理的作用，規範集體經濟的財務管理。
3、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整治農村治安秩序。要進一步加大對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對農村各種刑事犯罪活動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對農村發生的治安、刑事案件要儘快處理，震懾違法犯罪。要嚴厲打擊、及時剷除危害一方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嚴厲打擊嚴重危害農民生命、財產安全和侵害農民利益的犯罪，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堅持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嚴厲打擊盜竊、搶劫、殺人、強姦、傷害、詐騙、車匪路霸等危害群眾安全感的刑事犯罪活動;定期不定期排查治安混亂的村、路段，組織力量集中整治;對於制販假農藥、假化肥、假種子，坑農害農、破壞生產、嚴重侵害農民利益的案件，做到快速查處、堅決打擊、絕不手軟。
4、建立治安防範機制，構築農村預防體系。首先，鄉鎮領導要樹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的思想，切實把社會治安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從人員、經費上予以保障，紮實抓好治安防範各項基礎工作。其次，要全面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治安防控組織，使以前流於形式的治保會組織真正成為農村社會治安的守護神。第三，要落實民警治安工作責任制，在有條件的前提下，可以實行一村一警制，切實加強農村治安管理工作。第四，構築預防體系。通過在廣大群眾中大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群眾的法制觀念，提高全民族素質，形成文明健康的社會風氣，預防和減少各類違法犯罪。第 五，廣泛發動群眾。人民群眾是社會治安工作的受益者和參與者，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將治安防範變為自己的自覺行動，在全社會形成人人蔘與的良好社會風氣。
胡錦濤同志指出：“維護社會穩定，保持安定團結，是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能否確保社會長期穩定，對黨的執政能力來說，既是一個重要標誌，也是一個重要考驗。”因此，認真分析農村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工作，把握特點，找準原因，增添措施，對於維護農村社會長期和諧穩定、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又快又好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社會治安狀況調查論文篇二：《試談我國社會治安隱患及其防範對策》
摘要：美國“零容忍警務”的核心，集中表現在警務活動中，對一切不法行為和不良現象的否定態度與警務傾向。“零容忍警務”最大的借鑑價值在於以規範化為標準，提高人民警察的誠信警務水平，以及對違法犯罪及其不良社會行為的社會控制能力，教育引導社會大眾主動消除不文明行為，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崇尚社會公德、遵紀守法等社會治安積極性，凝聚社會力量，築建打、防、控違法犯罪的銅牆鐵壁，有效避免養癰遺患，從源頭上減少社會治安隱患。
關鍵詞：人民警察;誠信警務;治安隱患
“零容忍警務”以“破窗”理論為理論基礎，認為輕微違法犯罪與嚴重違法犯罪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重要的聯絡。因為，無論是輕微違法犯罪，還是嚴重的違法犯罪，都能夠造成社會大眾對犯罪侵害的恐懼感，尤其是容易被輕視的輕微違法犯罪行為或不道德行為，實際上等於向社會傳輸一個寬容那些失去理性，甚至違法行為的不良資訊，很容易形成一種社會失控或混亂的氛圍，導致失去社會大眾的尊重與信任，而嚴重違法犯罪的數量與惡性程度則日趨攀升。所以，維護公共秩序與打擊違法犯罪同樣重要。作為一種打擊違法犯罪的政策，美國紐約警察局的“零容忍警務”主要強調的是對一切反社會的行為與違法犯罪必須堅決嚴厲地打擊，而且對輕微的違法犯罪行為也決不妥協，從而避免一些潛在的犯罪分子受到鼓勵，或得到因此可以肆意妄為的某種暗示。其核心集中表現在警務活動中，對一切不法行為和不良現象的否定態度與警務傾向，有利於保護守法的社會大眾，並能夠以快速、嚴厲的懲治結果震懾那些公然無視與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心理和行為陋習，達到有效降低社會大眾對違法犯罪的恐懼感，增強安全感。
一、“零容忍警務”是治安防範的根基
當前，現代化建設的經濟轉軌、社會轉型，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使得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我國再次進入了社會不穩定時期。一方面，人們的利益訴求與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日益趨向多元化，社會大眾對經濟、政治生活的期望值不斷提高，而警察機關則在警務機制、科學預測與控制犯罪策略等方面不能滿足較高的社會期望。另一方面，弱化的傳統社會控制機制下，貧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社會矛盾加劇，導致警察機關對維護社會穩定工作難度的加大。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面對新的形勢、新的問題與新的挑戰，在警務實踐中，引入、借鑑與拓展“零容忍警務”，既有益於增強人民警察的責任感，防止權力的非責任化，更有益於人民警察機關選擇科學的社會治安治理策略，和諧警民關係，消除與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有效減輕社會治安壓力，實現安定有序的社會治安穩定目標，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社會。
二、我國社會治安防範存在的問題
社會治安問題是社會各種矛盾和消極因素的集中反映。社會治安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因素。
一法治建設亟待完善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與全球化發展，社會變革日趨深刻，但是普法跟不上立法現象凸顯。社會的流動性與開放性不斷增強，人、財、物的跨國界流動和頻繁的資訊流動，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而社會管理與治安防範卻相對滯後，使一部分人遊離於治安管理之外，並在治安空白處獲得了作案的機會與條件。二是執法跟不上立法。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對社會治安產生的影響與引發的劇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迅速更新，不同階層的人對變革的適應程度參差不齊，外來暴力、色情等腐朽文化滲透等原因，誘發和滋生的違法犯罪因素增加。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及各種型別的傳統、新型犯罪與犯罪的有組織化、暴力化、智慧化相互交織，使得刑事犯罪呈現犯罪總量增加、惡性程度和社會危害性增大等態勢。但是，相對薄弱的執法力量卻難以及時有效地打擊違法犯罪。三是基層組織軟弱渙散，聯防網路形同虛設。社會治安本應全社會參與、齊抓共管，但現實實踐中卻一定程度上成了“公安治安”。隨著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與利益關係日益多樣化，利益衝突、財富分配懸殊，不同社會階層與群體之間衝突和分化加劇，一方面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趨利性增強，另一方面是各利益主體、尤其是弱勢群體維權途徑和訴求表達渠道不暢、溝通與反饋不及時，由利益關係緊張而導致的非常化的抗爭事件不斷髮生，各類群體事件急劇上升。人民內部矛盾因得不到及時有效地解決而被激化，逐漸轉變為對抗矛盾，民事糾紛轉化為刑事案件。加之黨內腐敗現象的“精神離心力”影響，危害、攻擊與反社會傾向，成為危害社會治安的惡癰。四是傳播媒介對外來文化開放過濫，而又缺乏過濾能力，尤其是西方的腐朽文化與我國封建文化中的糟粕交織一體所產生的怪胎，極大地危害著青少年，使未成年犯罪比例急劇上升。而我國刑事法律規範相對滯後，抑制違法犯罪的能力又相對薄弱，犯罪的低齡化發展趨勢愈加明顯，併成為當前嚴重的社會問題。
犯罪現象是社會的伴生物，受社會特別是經濟因素影響導致治安問題增多是一種必然。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犯罪浪潮，又面對社會各界對追求社會穩定較高的期望值時，公安機關必須從自我封閉的神祕狀態中走出，實行治安工作社會化，建立一種動態的、積極的穩定一有序一發展的社會穩定目標模式，更好地推進大治安戰略發展。
二無察覺危機難以消弭
“無察覺”是一種忽略與重視不夠，但它的危害與影響卻是重大與不可小視的。“禍患多生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對危機的無察覺以及無察覺危機的逐漸積累，其負面影響經過社會心理的放大，往往導致社會失衡、失序，乃至的發生，以至於無法防範、無法逆轉、無法挽回。因為“危機”既是產生危險的禍根，又是將發生禍害的末端。並且一種危機爆發還可能帶來連鎖效應，導致其他危機的顯性化與產生新的無察覺危機。 1..在我國公安實踐中由於混淆了“嚴打鬥爭”與“嚴打方針”，並且由於過於追求“嚴打”的轟動效果，忽視人權保障，其結果必然導致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自暴自棄及仇視社會心理的加劇，尤其是由此引起的成效表象化和功利化，反而埋下嚴重的社會治安隱患。
2.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社會病“生產上去了，道德墮落了”在我國凸顯與蔓延。社會生活中存在的道德困惑、道德失落、是非顛倒、理想消沉等種種現象，導致社會公眾麻木、冷漠、自私。這一嚴重問題在分化與瓦解社會組織的同時，影響與侵蝕著人們的道德意識，而道德失落必然導致人們在道德選擇時束手無策，形成普遍的不道德，進而養成妨害他人的習慣，妨害他人的習慣是惡劣品質形成的重要根源，但是這種惡劣品質形成的重要根源卻往往被忽視。
3.由於我國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係數標誌的警戒“紅線”，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一方面社會財富的畸形集中，足以給經濟發展造成相當的威脅，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安定。另一方面按照“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分析，現有體制如果不能夠懲罰劣幣持有者，必然引起效仿行為的發生，並且這種負面社會情緒逐漸積聚，其惡性影響再經過社會心理的放大，最終導致社會失衡、失序乃至，社會因此就會進入惡性迴圈。
4.黨內及權力者逐漸增多的腐敗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違法犯罪的催化劑。社會種種腐敗現象導致廣大公民喪失信仰，抱怨、憤懣、失落感、挫折感等不健康情緒積累，形成反社會人格，進而不斷衍生出反社會傾向，攻擊與危害社會、危害他人成為一種普遍行為，為社會治安埋下深層隱患。
5.社會階層的固化。隨著社會的發展，每個社會人都積極期盼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有這樣整個社會才充滿活力。社會階層的固化導致人們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辛勤打拼努力，卻始終無法衝破社會流動壁壘、達到理想的彼岸。尤其是貧富差距的穩定性發展形成的階層與代際轉移，以及經濟生活變動導致的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低下的生活條件使貧困人口充滿抱怨、憤懣和絕望，逐漸喪失勞動積極性。社會不公平，以及大量人口資源閒置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必然威脅社會的長治久安。
三、構建良性互動的警務防範機制
“零容忍警務”強調的是不能夠容忍任何、甚至是輕微的違法犯罪行為與反社會及社會失序現象，以此有效避免養癰遺患。“零容忍警務”之所以被世界各國青睞與效仿，在於它對輕微違法犯罪嚴格地執法與堅決地打擊，一方面提高對社會中不安因素的警惕性與敏感性，有效地預防和減少輕微違法犯罪的惡性發展，降低犯罪率。另一方面在於不斷提高社會公共安全管理水平，明顯減少了對犯罪的恐懼感，安全感大幅度增強。
我國公安機關在新的歷史時期擔負著三大政治和社會責任，其首要職責是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零容忍”堅決否定一切不法行為、不當做法、不良習慣與現象，乃至缺點與不足，對違法犯罪原因鏈條中的關鍵環節集中打擊，從而減少社會犯罪與社會無序現象。除惡務盡，只有對於罪大惡極的刑事犯罪分子進行嚴厲的打擊，才能夠狠狠打擊違法犯罪的囂張氣焰，及時有效地解決突出的社會治安問題，阻斷影響的連續放大，將問題遏制並消除在區域性和萌芽中，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保駕護航。
一建立健全危機管理體系
當前我國社會治安呈現危機事件多頻次、多領域發生態勢。重大自然災害、災難性突發事件，以及極端組織猖獗地煽動破壞活動，加之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使得社會治安出現新的特點，對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指導思想上堅持與逐步完善打防並舉、預防為主、標本兼治原則，針對社會治安長期性、艱鉅性和複雜性的特點，尊重法治，重視探索、掌握、控制犯罪及其基本社會原因和反社會行為等方面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儘快制定與完善具有統一指揮、全面協調的社會預警系統，並對社會公共安全進行科學、定量、定時的監測、判斷與控制，通過法制宣傳教育，不斷提高社會公眾遵紀守法的自覺性，及時隔離犯罪傳染源，有效遏制違法犯罪的蔓延。一是制定統一的切實可行的緊急狀態法，完善危機管理的法律、法規;二是建立政治、法律問責制，完善對重大責任事故的追究制度，加大對危機處理不力，尤其是謊報、隱瞞不報的懲罰力度，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增強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三是組建危機協調管理中心，準確預測社會穩定的動態演化趨勢，有效避免面對危機來臨時的被動局面;四是建立危機預警和資訊溝通機制，及時對潛伏危機資訊進行處理與正確傳遞，提高準確分析危機的概率，避免危機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五是建立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全天候打、防、管、控多種手段綜合運用，多警種整體聯動，強調國際合作的危機善後處理機制，有效控制危機，降低救治成本，提高危機救治效率。
二強化民意導向型警務建設
民意導向型警務的首要原則就是要緊緊圍繞公安中心工作，從根本上強調以民為本，堅持“問計於民、問需於民”，一切圍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對群眾深惡痛絕的事，堅持零容忍，對群眾期盼的事，堅持零懈怠，不斷提高警務社會化水平，實現人民警察社會治安控制能力的最大化發展。民意導向型警務，重在以民意與社會治安需求為導向，明確人民警察角色責任，動員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社會管理，並使民意成為一種驅動力，促進建立完善的系統化警務執行機制，規範警務運作流程，引人公眾主觀評價方式，將群眾滿意度作為衡量工作績效的重要標準，不斷增強社會公眾安全感及社會穩定與和諧度。民意導向型警務建設首先必須在理念引導方面確立以民為本執法理念，重視社會公眾對社會治安的新訴求和新期盼，形成關注民意、尊重民意、順應民意，牢固樹立民生思想與民權意識，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治安管理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其次是整合權力理念，培育契約精神，提高誠信警務水平。按照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順應現代行政的民主性訴求，以落實警務工作中的責任書、承諾書作為治安管理與警務組織建設的有力抓手，提高治安管理措施的科學合理與可行性，不斷增強幹警遵守承諾、敢於擔當的責任意識。社會治安問題與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評判權，才能切實維護好公民的合法權益，才能與社會公眾建立起彼此信任的良性互動。再次是拓展警務社會化機制，實現警務戰略轉型。警務社會化的實質是按照專門機關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實現警務基礎性工作部分權力的逐步迴歸社會，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治安積極性，並充分利用和動員社會力量與資源，形成公安管理與群防群治的良性互動機制，提高社會防禦與自治能力。 三警民防範機制建設
構建和諧的警民關係是公安機關“三項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警務工作的永恆主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隨著社會科技化的高速發展，一方面，警察隊伍的高度科技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警務工作逐漸疏離社會公眾，造成警民關係冷淡，以至於使其陷入惡化的狀態。另一方面，科技化發展在不斷提高社會公眾生活質量的同時，也極大地刺激並提高了公民對警務工作質量的期望值。如西方社會“要傳統的更夫，不要機器人”的呼喚，也已成為我國廣大公民普遍的訴求。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也使警民關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警民關係中矛盾因素的增加，警察的社會威信與群眾信任感下降，不理解、不關心、不支援乃至襲警案件導致警察執法環境的惡性化發展。
警務關係的實質體現在權力與權利的關係上。警民之間的關係來源於廣大人民警察對法律的忠誠和對社會的服務，而人民警察的性質決定了人民警察必須承擔政治上、道義上、法律上的責任，全力解決好廣大人民最關心、最直接和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因為警民關係首先體現為服務關係，所以，人民警察必須以社群警務為平臺，以開展全方位良好的社會服務為基礎，建立與社會各界的誠信機制，爭取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援。其次，警民關係體現為一種公共關係，構建和諧的警民關係，就必須致力於零距離的警民關係，不斷弱化權力、強化制度，堅持以民為本的理念，不斷延伸社會治安管理的服務空間，拓寬服務思路、服務範圍與服務職責，創新開放型服務體系，有針對性地實施零距離服務。再次，警民關係體現為一種評價關係，因此，構建和諧警民關係必須以為民服務作引領，以監督制度作保障，強化人民警察的職業認同感、宗旨神聖感及為人民謀利益的使命感，提高人民警察勤政為民、廉潔從警和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意識，創新規則治理，抵制形形色色的潛規則行為，著力營造和諧的警民關係。
“零容忍警務”的關鍵是準確抓住打擊違法犯罪鏈條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有效減輕了社會公眾對犯罪的恐懼感，增強了社會公眾與違法犯罪作鬥爭的信心;有效遏制了嚴重違法犯罪的發生，最終使社會犯罪率明顯下降，警民關係更加密切。在我國經濟社會“雙轉型”時期，社會治安形勢更加嚴峻，當前社會治安最根本的防範必須從各種反社會行為，尤其是從預防懲治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人手，達到防微杜漸。社會治安問題是各種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的綜合反映，只有整合社會力量、動員社會公眾的治安積極性，在進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過程中，否定一切損害社會與損害他人的行為，促進社會公眾對“中國式陋習”由熱嘲到自省達到驚醒，剷除一切導致社會治安失控與混亂的根源，為國家政治的穩定、社會秩序的安寧、社會治安環境的保障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