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投資和消費若干比例關係的探討
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是否合理,既關係到我國經濟能否健康發展,工業化程序能否順利推進,也關係到城鄉居民能否從經濟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投資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對於糾正以往經濟發展戰略的偏差,促進經濟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起到積極作用。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新階段,深入研究投資和消費的關係,特別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在其中的比例關係,對於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現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完成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係的變化軌跡
一我國工業化程序中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的態勢趨於減弱,改革開放以來兩者波動幅度明顯縮小
改革開放開始時,人們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重新審視,這時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 67.5%,達到最近20多年來的最高值,這種上升或許帶有一定的“矯正”性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覆出現過投資過熱和消費偏冷,但投資率和消費率偏離趨勢值的幅度明顯小於改革開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後投資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為2001年的38%,而消費率則穩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為59.8%。這種小幅度變動與趨勢線基本重合,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反覆出現的大起大落。
二在國際比較中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
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本文所引世界銀行關於中國和其他國家2000年的資料，均出自《世界發展報告2001/2002》，其中關於中國的資料與我國統計年鑑的計算結果有一個百分點左右的誤差。但為統一比較口徑，凡引用世界銀行資料，均不做改動,2000年,我國投資率高達38%,世界平均為23%,低收入國家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為27%,上中等收入國家為23%,高收入國家為22%。在世界銀行統計的國家和地區中,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的國家僅有少數幾個,分別為:亞塞拜然投資率46%,但貿易逆差率即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達34%,厄利垂亞投資率39%,貿易逆差率高達82%,賴索托投資率47%,貿易逆差率也高達82%,尼加拉瓜投資率38%,貿易逆差率高達41%,土庫曼投資率46%,貿易逆差率為20%。這5個國家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主要是由於貿易逆差過大,縮小了GDP這個分母,使得投資率看起來很高, 實際上低於我國,因為我國38%的投資率是以貿易順差為基礎的。2000年以貿易順差為基礎而投資率相對較高的國家,主要是分佈在我國周邊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例如新加坡,投資率為31%;韓國投資率為31%;馬來西亞投資率為26%;此外,發達國家日本的投資率也達到26%的較高水平。
對最終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00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0%,世界平均水平為77%,低收入國家為80%,下中等收入國家為68%,上中等收入國家為78%,高收入國家為78%。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最終消費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與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個百分點的差距。
二、我國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比例關係的變化軌跡:1997年以來政府投資率上升比較明顯,但仍低於一些亞洲國家;非政府投資率近10年來逐年下降,2001年開始回升
在投資構成中,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是一對重要的比例關係。兩者在GDP中各自所佔比重及其消長,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市場化改革程序中政府職能的轉換,民間投資的成長狀況,以及經濟內在的自主增長能力是否增強。目前我國的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部分重大基礎工業專案、區域開發、生態保護、國土整治、國防、航天和高新技術開發等領域。一般而言,由於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需要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投資。進一步說,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相當落後,地區差距極大,需要政府投資來緩解“瓶頸”制約,對促進工業化程序發揮比較積極的作用,也需要對欠發達地區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帶動地區協調發展。此外,我國尚處於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的轉換過程中,抵禦外部經濟金融危機衝擊的力量比較薄弱,適當的政府投資有助於調節社會總供求,防止經濟下滑。
對近10年來統計資料的分析表明,我國的政府投資率處於逐年上升態勢,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來看,1992～1997年政府投資率維持在
2.3～3.1%,1998年以來達到3.4～3.8%。政府投資率的這種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投資的需求;特別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國內通貨緊縮趨勢的影響,我國連續數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建設國債擴大政府直接投資,必然會促使政府投資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政府投資率的上升,並不必然意味著擠出民間投資,因為政府投資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西部大開發和關係國民經濟全域性的一些重大專案,亦即私人資本和其他民間投資主體通常不願涉足的領域,實際上對民間投資的成長起到一定的帶動效應。
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佔GDP的比重;政府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中政府部門投資佔GDP的比重,政府部門投資的資料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鑑“國民經濟核算”一章中的資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資率=資本形成額-政府部門投資額/GDP。
在國際比較中,我國的政府投資率低於周邊的一些亞洲國家,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韓國的政府投資率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資率為2.6%1997年,美國為1.7%,加拿大為2.2%1997年,德國為2.2%,義大利為1.3%,荷蘭為2.4%1995年,
英國為0.8%王召同志根據1999、2002年《國際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有關資料計算。中國1996年的政府投資率為2.7%,與巴基斯坦大體相當,顯著低於韓國即使中國2001年政府投資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於韓國1996年的水平。與上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政府投資率明顯高於英國、義大利和美國,略高於荷蘭、加拿大和德國。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階段,政府投資佔GDP的比重高於發達國家,應當說是正常的。在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亞洲國家中,我國的政府投資率則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說是比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資率與我國接近,韓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更是大大高於我國,這說明政府投資率的高低取決於不同國家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發展道路。事實上,在政府投資率為既定的前提下,關鍵在於政府投資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資集中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這樣就有利於帶動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資的增長,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經濟職能。1992～2001年,
我國的非政府投資率呈現出急劇上升———逐漸回落———緩慢回升的軌跡。先是由1992年的35%躍升為次年的40.7%,其後逐年回落為2000年的
32.8%,到2001年間回升為34.2%,但仍然低於1992～1997年間的每一年。這種變化軌跡反映的事實是,90年代初期開始的投資過熱迅速引致通貨膨脹,迫使國家採取緊縮性的巨集觀調控措施,逐漸實現國民經濟軟著陸,在這一過程中,整個投資率和非政府投資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毫無疑問應當以非政府投資為主,充分發揮各類民間投資的活力,但並不意味著非政府投資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論者經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間投資的高速增長,來對照說明近幾年民間投資的乏力。事實上,這種簡單類比是存在明顯漏洞的。主要是因為,很難用投資過熱時期較高的非政府投資比率或增速作為理想的參照系,來判斷現在的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則容易引起新一輪的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比例失調。
從發展趨勢看,考慮到積極財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設國債發行規模將逐步減少,今後政府投資率會相應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隨著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包括各類民間投資主體在內的非政府投資日趨活躍,尤其是非國有經濟投資正在加速成長,對全社會投資的貢獻越來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資率將會繼續回升。
三、我國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比例關係的變化軌跡:居民消費率下降幅度大於政府消費率,政府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低於同類發展水平的國家,居民消費率偏低的程度更為明顯
最終消費由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構成,兩者在GDP中所佔比重是最終消費內部一對重要的比例關係。分析政府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的變化,有助於看清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的比例關係是否合理,也有助於分析政府規模是否過大。我國政府消費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指出,包括國防、社會保障、教科文衛,以及向住戶以免費或低價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等方面的開支。適度的政府消費是維護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也是擴大內需、調節景氣週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由61.7%降為59.8%,下降1.9個百分點;政府消費率由13.5%降為13.2%,僅下降0.3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由48.2%降為46.6%,下降1.6個百分點,下降幅度大於政府消費率。近10年來,政府消費率雖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復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費率與1992年的水平還有較大差距。
國際比較顯示,中國的政府消費率與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大大低於亞洲的平均水平。從一定年份看,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00年,我國政府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為11%,低收入國家平均為11%,下中等收入國家為12%,上中等收入國家為13%,高收入國家為16%,世界平均為15%。以各國較長時間的平均數做比較,我國的政府消費率也偏低。美國90年代政府消費率平均為16%,西歐和加拿大一般為20%左右,北歐福利國家通常更高,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消費率也相當高,例如南非在
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烏地阿拉伯平均為30%。國外學者對118個國家1960～1985年資料的一項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費佔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優規模,這些國家的政府最優規模平均為23%;其中,非洲為20%,北美洲為16%,南美洲為33%,歐洲為18%,而亞洲為25%引自北師大資源和經濟管理研究所：《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2003年》。換言之,在這樣的政府消費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產生最優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規模過度膨脹。相比之下,我國90年代政府消費率平均僅為12%左右,明顯低於上述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類似的國家和地區。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新階段,如果政府消費率持續偏低,將難以滿足社會對政府公共服務越來越大的需求。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我國不僅最終消費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的狀況更為突出。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00年,中國城鄉居民的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僅佔GDP的 49%,全球平均為62%,低收入國家為69%,中等收入國家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為56%,上中等收入國家為65%,高收入國家為62%;
一些人口大國的這一比重也都高於中國,如美國為67%,日本為61%,印度為68%。與國際上的同口徑指標相比,目前我國家庭消費率明顯地偏低,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與同樣經濟發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國投資和消費關係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
分析投資和消費關係變化的影響因素,對於解釋投資和消費關係變化的成因和機理,預測投資和消費關係的未來變化趨勢,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是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關係的根本出發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費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費結構已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部分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類消費邁進。居民消費從注重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轉變為同時注重生活質量的提。1978～2000年,城鄉居民的恩格爾係數,
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總體低於50%,這是小康生活的一個特點。近些年來,城鄉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呈現出加速下降的趨勢,表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在客觀上要求最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使投資和消費保持一個相對協調的比例關係。如果投資率長期偏高而消費率長期偏低,將不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不利於發揮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需要進一步拓展居民消費的空間。
二國內較高的儲蓄率,支撐著我國投資率在相當長時期保持較高水平;而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制約著消費需求持續快速增長
我國是具有高儲蓄傳統的國家,1992～1998年,我國總儲蓄率總儲蓄佔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穩定保持在40%左右,遠遠高於20%的世界平均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低儲蓄傳統形成鮮明對照例如美國的總儲蓄率為15%,而居民儲蓄率僅為5%。高儲蓄是高投資的基礎,因此同期我國的投資率平均為40%左右,也遠遠高於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總儲蓄主要來源於居民儲蓄。在1992～1998年的總儲蓄構成中,住戶部門平均佔53%,非金融企業佔32.2%,金融機構佔1%,政府部門佔13.8%。我國總投資絕大部分是非金融企業完成的。在資本形成總額中,住戶部門平均佔14.4%,非金融企業平均佔比高達77%,金融機構佔0.6%,政府部門佔7.9%引自郭浩：《對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財經科學》
2001年第4期。我國總儲蓄構成和總投資構成的對比表明,住戶部門是最大的資金盈餘部門,為企業部門投資提供了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也為全部資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撐條件。在進行國際比較時,我國投資率之所以顯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國具有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特別是較高的居民儲蓄。不少亞洲國家也有高儲蓄的傳統,象韓國、新加坡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2000年的投資率仍然高達31%,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投資率仍然處於26%的較高水平,這不能不說與它們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有很大關係。
在居民收入水平為既定的前提下,儲蓄傾向即儲蓄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費傾向即消費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對便會越低,並導致最終消費率下降;如果居民儲蓄傾向降低,而消費傾向提高,則其投資率會下降到較低水平,而導致相應較高的最終消費率。9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傾向逐步下降,並出現消費增幅放緩的趨勢。1990～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0.847下降為
0.774,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0.85下降到
0.74;同期,儲蓄傾向不斷提高,城鄉居民儲蓄年均增長23.7%,而居民消費支出年均僅增長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國消費漸入快車道》，《經濟日報》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支出增長放緩的態勢,如果持續下去,勢必使儲蓄傾向過度提高,對投資和消費的合理變化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居民儲蓄傾向和消費傾向的協調變動,對於投資和消費關係的合理調整是至關重要的。
三工業化程序和產業結構特點,對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具有重要制約作用
各國工業化程序的一般規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率會出現上升———下降———穩定的變動軌跡,消費率則相應表現為下降———上升———
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為主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將會上升,進而導致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則會提高,並引起投資率下降和消費率上升。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將處於基本穩定狀態。
我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的加速發展,
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徵。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較高,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較低。第二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的生產過程更為複雜,需要大規模投資;而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相對簡單,需要投資量較少。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而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在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時,消費率還要受到工業化程序的制約,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較高水平,而可能表現為一個緩慢提高的過程。隨著工業化進入後期階段並基本完成後,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投資率的下降將會比較明顯,相應地為消費率的上升留下較大餘地。
四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合理消長具有積極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當長時間裡,我國採取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國家集中配置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為特徵,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資支出和重工業傾斜,而消費支出、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則得不到足夠的發展資源。經濟增長方式相應地表現為以投資飢渴、數量擴張、速度推動為特徵的粗放型增長。因而,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往往表現為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也往往在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而被迫壓縮投資的情況下,消費才得到應有的重視。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發展戰略逐步轉向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重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強調讓人民得到更多實惠,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漸向企業和居民個人傾斜;經濟增長方式隨之逐步轉向注重質量效益、結構優化和科技進步的集約型增長。由於這種轉換是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其過程難免會出現一定波折,所以投資和消費的關係也難免出現新的不協調。但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後期的情況看,投資和消費的關係總體上處於相對平穩協調的變動態勢。這說明,隨著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違背客觀規律的人為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干擾將越來越弱化,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有可能逐步遵循經濟內在的要求和發展趨勢,沿著相對協調的軌道消長變化。
五市場機制作用的增強,從經濟執行機制內部促進投資率和消費率合理變動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調節投資和消費關係的機制發生積極變化,是導致投資率和消費率趨於穩定的重要體制原因。從巨集觀調節機制看,隨著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間接調節方式為主的巨集觀調控體系基本建立,針對投資和消費波動所採取的巨集觀調節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鑑市場經濟的通行做法。從微觀執行機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資主體在全社會投資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業和個人根據市場供求變化和國家政策導向,自主地進行投資決策,尤其是各類非國有的民間投資日趨活躍,投資領域越來越廣泛;另一方面,各類非政府投資主體的發育成長,必然促使政府投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越來越集中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進而促使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的分工趨向合理。總之,經濟體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執行調節機制越是完善,越有利於投資和消費之間形成比較合理的關係。
五、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係的變化趨勢預測
預測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係的未來變化趨勢,可能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一經濟增長進一步向質量效益型轉換,社會各階層將充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進一步改進和增強。從投資和消費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務職能,主要體現為政府消費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資的增加,非公共領域的投資基本由企業和個人進行。這是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關係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最關鍵的標誌將是第一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保持穩定,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國現在的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GDP和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提升空間很小。產業結構升級將主要表現為:工業內部進一步高加工度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快發展,生產要素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加速流動,服務業比重明顯提高,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根據1952～2001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歷史資料進行外推,到2020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變化基本穩定在2001年的趨勢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來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並明顯超過第二產業的比重,則消費率可能會提高,而投資率會相應降低。
三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將保持較長時間,但伴隨人口老齡化趨勢,儲蓄率可能逐步下降,並導致投資率降低。據有關預測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來5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預測》，載於王夢奎、陸百甫、盧中原等著《新階段的中國經濟》，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於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國民儲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資率可能保持在
35～40%;以後由於適齡勞動力增長放慢,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投資率將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與目前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以及各國普遍情況相比,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最終消費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尤為突出,這種差距表明我國調整投資和消費關係的可能餘地。例如,到2020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於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間;我國的政府消費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12%的平均水平;相應地我國投資率則可能降低為30%左右,這仍然高於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31%的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對我國投資率和消費率變化趨勢的影響,預計到2020年,投資率可能下降為30～35%,其中政府投資率可能為1～2%,非政府投資率可能為30%以上;最終消費率可能上升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費率可能為60%左右,政府消費率可能為10%左右。
六、政策建議
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涉及投資政策、消費政策、政府職能轉換和微觀執行機制諸多方面,關鍵是應當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主要運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資和消費按內在發展趨勢協調變動。
一遵循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階段性規律,引導投資方向和優化投資結構。國家應當按照三次產業結構和工業內部結構升級的需要,運用規劃、政策和資訊釋出等手段,引導產業發展和投資方向;各類投資主體應當以市場導向為主要依據,關注政策導向,優化投資資源的配置。要在結構優化的前提下保持適當的投資率,避免單純的投資規模擴張。
二政府所承擔的一般經濟建設職能要進一步向公共服務職能轉換。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政府投資要基本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儘可能削減政府投資所擔負的一般經濟建設職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資。而且,公共服務職能由政府投資所實施的部分也應當儘量減少,而轉向主要由政府最終消費來體現。
三擴大非國有企業和個人等國內民間投資的准入領域,為各類非政府投資主體創造平等競爭條件。應當加快促進各類投資主體平等競爭的制度建設,包括財產保護、稅收、政府規制、市場準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對全社會投資波動的調節,應當主要運用法律和經濟的手段。
四提高最終消費率,重點在於提高居民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適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加快發展工業品消費和服務類消費,拓寬居民消費領域。考慮到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的情況,需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鼓勵居民增加即期消費。進一步擴大消費信貸,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清理限制消費的政策,改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五政府最終消費率應當保持穩定。為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公共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政府消費支出有必要隨GDP增長而相應增加,但政府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不宜過快上升,以免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