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管理學的學術論文
管理 學不僅僅要研究政府 組織的管理問題，而且也要研究作為第三部門的公益企業和事業組織、非政府公共機構的管理問題。這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僅供參考!
篇一
管理學中的文化研究
文化與管理的關係是複雜的。在管理的情境因素中,文化最難把握,面對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即便是訓練有素的學者也難以理出其科學化的邏輯關係,難以進行類似於自然科學的實驗。別的不說,僅僅要找出一個相對不變的對照系就已經十分困難,更何談保證實驗的可重複性,所以,對文化假設進行嚴密的證偽活動幾乎不可能。這樣,就使文化研究被排斥在波普爾式的假設與驗證體系之外,只能靠經驗性證明。但是,文化研究又能夠在相當一部分學者中達成共識,形成共同的概念體系和表達方式,這也就預示著它可以被“科學革命”類似於波普爾的證偽所打破,所以,它又符合庫恩所說的科學正規化標準。這種對立,構成了文化研究的難點,也製造了人文與科學之間的藩籬,影響了二者的相互交流。儘管有著文化人類學家的不斷努力,但總體上文化研究更趨近於人文,而管理研究更趨近於科學。
不管對文化怎樣看,它確確實實存在著,而且影響著管理活動。所以,研究管理,迴避不了文化問題。正是在打通文化研究與管理研究的關係上,霍夫斯泰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霍夫斯泰德的成果是有意義的。他以國家為單元進行文化分析,對人們從概率角度掌握以國界劃定的人群行為方式,具有巨集觀參照作用。他的五個維度,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人們判斷不同國別人群行為模式的主要特徵。至於他所用的抽樣分析方法,在學界是廣泛存在的,而且也是普遍認可的。所以,管理學界對他的觀點已經有了大量引用。儘管在他之前,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不少,成果也十分豐富,但是,霍夫斯泰德之前的文化研究,是人文與社會研究,頂多是同管理有關,卻沒有融入管理活動。所以,霍氏屬於把文化情境融入管理學研究的探索者。
但是,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研究,只能說是在文化與管理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這座橋樑是否好用,能否做到暢通無阻,橋樑的壽命和作用到底有多大,還有待於時間檢驗。其中有些問題,不可能是霍夫斯泰德獨力能夠解決的,有待於整個管理學界不斷探索和深化。
首先,文化分析的單位如何確定。任何文化,都是群體現象,群體的範圍界定在什麼地方,對文化研究至關重要。在社會學中和文化人類學中,雖然也有以國家為單位的,但是,多數文化人類學者認為國家不足以反映出文化特質,他們在研究中,往往是以族群、部落、聚居點、語言尤其是方言等區別劃定分析單位的。因為在人類學家看來,這種邊界更能反映出文化差異,而國家一般是文化混合體,不足以進行文化分析。在這方面,文化人類學家先行一步,社會學家緊緊跟上,已經做出了豐富的成果。而管理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明顯滯後,霍夫斯泰德是學科滯後中的先行者。所以,在管理學界,霍夫斯泰德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可能在文化人類學家看來,這種研究不過是粗淺的表象研究,距離發掘文化核心和本質還差得很遠。就拿為數不多的以國家為單位的著作來說,如果看看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或者看看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另一版本名為《中國人》,馬上就可以觀察到霍氏著作的單薄。
即便是在管理學界,對於是否以國家作為文化分析的單位,霍夫斯泰德也遇到了質疑。國家之間的差別,到底是文化差異為主,還是制度差異為主,一直存在爭論。對此,霍夫斯泰德一方面承認以“國家”為單元是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又反覆拿布萊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語錄“在此國為真理者,在彼國為謬誤”為自己辯解。對於到底是國家制度還是國家文化起決定作用,他的回答是不理解文化就無法理解制度。這些,作為一般的論爭依據是可以用的,但卻缺乏學術的嚴密性。不過,從現實講,管理是有國界的,而且管理中間的文化差別,更鮮明地表現為國家差別,所以,霍夫斯泰德選定國家作為研究單位,表現出他確實有著幾分無奈,有著為了滿足管理實踐要求的不得已。至於說不以國家為單位就難以獲得相關資料和資料,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文化人類學已經有了許多行之有效的、不以國家為單位的田野研究方法。只能說,霍氏從事的是管理學研究,而不是文化人類學研究,如此而已。
正因為霍夫斯泰德是從管理學出發,所以,他的分析維度和模式化結構,存在一定的不足。霍氏的所有理論,都建立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然而問卷方法僅僅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且不說問卷的設計誘導、填寫問卷的掩飾迴避等等問題,即便是十分完善的問卷,也往往會出現以假設生成問卷、以問卷證明假設的自證迴圈。更重要的是,問卷方式實際上進行的是要素調查,很難進行要素之間的關係研究。按照系統觀念來看,要素之間的關係,要比要素本身更重要。某一群體的文化特質,是在群體關係中定位的,而不是根據個體具備的要素定位的。在文化要素的關係方面,社會網的研究已經有了較為全面的方法,同樣能進行細緻的量化分析和模型表達。而霍夫斯泰德沒有借鑑和採納社會網的研究方法,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如果說文化人類學因其人文色彩而科學味不夠濃烈,那麼社會學的社會網研究則科學化程度要高出很多,不加借鑑是說不過去的。至於文化人學中的田野方法,在霍氏這種巨集觀研究中當然不便採用,但缺少了田野式的調研,就難免在具體細節上疏漏過多。
由於霍夫斯泰德沒有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積澱,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容易引起質疑的地方相當多見。例如,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維度上,日本的個體指數竟然高於中國一倍多,似乎日本人要比中國人更重視個人價值,而中國人比日本人更有集體意識。在陰柔氣質型別剛氣質維度上,伊朗、韓國、俄羅斯這幾個國家,竟然都屬於陰柔氣質型別,好像他們的行為方式女性味更重。在不確定性規避方面,竟然新加坡人的得分最低。如此等等,都與人們的經驗和常識不符,需要有更多的資料和更好的分析來驗證。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不用更多的資料,僅僅靠著一般的經驗和常識,就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說法有許多不足。如果讓社會學家來進行這樣的研究,恐怕在問卷的設計上就要調整,假如問卷統計確實如上所述,就需要以訪談、觀察、紮根等方法進一步驗證和校對,找出經驗感覺與調查資料的差別原因,給出更嚴密的學術解釋。
指出霍夫斯泰德的這些不足,並不是否定他的研究價值。我們要看到,從整體來看,霍夫斯泰德關於文化維度和國別分析的結論,多數還是能夠得到經驗和常識支援的。他採用的國別單位,也符合管理中常用的歸類習慣。所以,他的研究對管理實踐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作為管理單元的人群,與作為生活單元的人群是不大一樣的。在企業管理中,文化差異比較粗放,而在社會生活中,文化差異更為細膩。作為一個經理,他迫切需要的是分清手下德國人與法國人或者英國人的顯性行為差別,而不是從情感、信仰、心理感受角度分清不同族屬和語言群體的隱性行為差別。所以,霍氏的研究,在管理學界領域無疑具有探索和開創意義,在管理思想的發展演化上值得關注,
然而超出管理學領域,我們還要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同學科學有不同的優勢。,有必要在霍夫斯泰德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引進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網研究,推進管理思想的擴充套件。上世紀30年代霍桑實驗以後,心理學和社會學進入管理學領域,使管理學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在跨國經營變成常態的今天,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網研究進入管理學,有可能會使管理學再上一個新的臺階。
篇二
試析公共管理學
【論文關鍵詞】: 公共 管 理學 ; 行政 管理 學 ; 經濟
【論文摘要】: 公共管理 學不僅僅要研究政府 組織的管理問題，而且也要研究作為第三部門的公益企業和事業組織、非政府公共機構的管理問題。政府組織的管理問題與第三部門的管理問題共同構成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範圍。
在今天的中國探討公共管理學與行政管理學的關係，不能僅僅以西方學者的觀點為依據，而主要應根據中國目前的理論與 實踐來探討。文章試圖首先通過對公共部門的科學界定來確定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範圍，然後在此基礎上探究公共管理學與行政管理學的關係。
一、關於"純粹的"公共部門與"純粹的"非公共部門之區別
人類 社會 是一個整體，然而這個整體又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人們可以對這些不同的部分給予不同的稱謂，如社會團體、社會群體、社會部門等。其中，有關這些社會部門的分類，人們又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或運用不同的標準對之加以區分。例如，傳統社會科學一般將整個社會部門分為 政治 部門、經濟部門、 文化 教育 部門、科學技術部門，等等。為了從更巨集觀上對社會部門進行分類，並有助於研究不同社會部門管理的規律，當代一些社會科學家將整個社會部門區分為三大部門：第一部門為政府組織，這是純粹的公共部門;第二部門為 工商 企業，這是非公共部門，西方的一些學者將之稱為私人部門;第三部門是介於政府組織與工商企業之間的一些部門，這些部門非常複雜，有的更具有工商企業的特點但又不同於工商企業，往往被稱為公共企業或公益企業;有的則更類似於或依賴於政府組織，往往被稱為非政府公共機構。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 投資 興辦和經營的自來水公司、城市公共 交通 公司等;後者如由政府投資興辦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非營利性的公共醫療機構以及類似於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的中介組織等等。
競爭性工商企業作為"純粹的"非公共部門，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競爭性工商企業的基本投資主體，在西方國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權益主要歸私人所有。這表明，這類組織所控制的資源，實際上歸企業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種非公共資源。當然，這裡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個人，而可能是多個人的聯合，但其產權是非常明確的，因而每個人所享有的權益也是非常明確的;在我國，國有資產也將逐步從競爭性行業中退出。在有些競爭性企業，雖然國有資產還佔有很大比例，但已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享有充分的自主經營權，實行自負盈虧，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門過渡。第二，競爭性工商企業為社會所提供的產品，一般屬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徵是：它能夠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夠分別按競爭價格賣給不同的個人，而且一般不會對他人產生外部效應。因此，個人對私人物品的消費是可計價的，這樣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購買，而不必由政府來提供;其價格完全可以通過 市場 競爭來加以確定，而不必由政府來加以控制。第三，競爭性工商企業的行為價值取向是本企業利益的最大化。競爭性工商企業活動所遵循的是"經濟人"原則，這種原則實際上是一種"自利人"原則，其目的是追求本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儘管企業必須提供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有益於整個社會的價值，但就其基本動機而言，為社會提供產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潤的最大化。這種經濟人的實質正如18世紀英國 經濟學 家亞當·斯密在其著名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利己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
二、關於第三部門及其與 公共 部門的關係
人們通常所說的公共部門應該既包括"純粹的"公共部門即政府 組織，也包括"準"公共部門即第三部門。第三部門之所以被歸入公共部門，主要原因在於：第一，第三部門主要是一些從事公益事業的組織，其生產或活動的基本目標是公益性，即為公共利益服務，這與政府組織即"純粹的"公共部門的目標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門 市場 化程度較低或非市場化，其生產、活動的內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實行控制或必要的 行政 管制，因此它與政府組織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係，甚至被當做政府組織用來實現其目標的一個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門為 社會 提供的產品也往往是一種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這與政府為社會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門的 投資 主體或提供資源的主體也主要是政府。當然，在現代市場 經濟 條件下，某些第三部門也應向私人資本開放，允許私人資本進入某些第三部門，毫無疑問這是對的，甚至是一種趨勢。但私人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可能是完全市場化的，它必須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產品或服務價格必須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門的"非營利性"與政府組織以"公共利益"作為行為價值取向的目標或原則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種"公益人"而非"經濟人"的面貌出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三部門很難被歸入私人企業部門或競爭性 工商 部門，儘管它不屬於"純粹的"公共部門，將它稱之為"準"公共部門是合理的。
三、關於公共管 理學 的研究範圍及其與行政 管理 學 之同異
什麼是 公共管理 學?簡單地說，就是研究公共部門管理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門如何高效率地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科學。既然公共部門既包括作為"純粹的"公共部門的政府組織，又包括作為"準"公共部門的第三部門，因此，公共管理學不僅僅要研究政府組織的管理問題，而且也要研究作為第三部門的公益企業和事業組織、非政府公共機構的管理問題。政府組織的管理問題與第三部門的管理問題共同構成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範圍。
公共管理學所關注的是公共部門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現有公共資源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它在研究"純粹的"公共部門即政府組織時，也是把政府組織當成一個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機構的，研究的重點是如何把政府機構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在公共管理學看來，包括政府組織在內的所有公共部門都是管理的客體，至於政府機構作為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主體地位，公共管理學則關心不多，而這一點正是行政管理學所十分強調的。行政管理學把政府機構既看成是管理的客體，又看成是管理的主體。當它把政府機構看成是管理的客體時，它所強調的是要把政府機構自身管理好;當它把政府機構看成是管理的主體時，它所強調的是要求政府把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學的視野裡，政府組織與工商企業一樣，只是性質以及方式不同罷了。因此，公共管理學更強調公共部門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學則更強調公共部門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這也是公共管理學與行政管理學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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