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創新制度範文

　　國家重點支援核心技術創新，從經濟學角度講，是因為核心技術屬於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特性。首先，基礎技術創新需以基礎理論研究作支撐，而基礎理論研究不同於應用型技術研發。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創新制度範文4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創新制度範文1

　　11月5日，市直某單位司機王師傅來到城區中石化某加油站加油，他在自助加油機插上加油卡後，輸入密碼，此時他並不能自己完成加油。還需要加油員在核對王師傅插卡顯示的車牌號與加油車輛一致後，再輸入加油站分派給的密碼才能進行加油。這是我市探索公車定點加油管理方式的一項創新做法。

　　近年來，市紀委市監委在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及隱形“四風”問題過程中發現，“私車公養”因缺乏有效監督，依然處於易發階段。為加強公務用車管理，我市創新思路、辦法，制定了《德州市公務用車加油制度》，切實預防“私車公養”問題發生。

　　根據制度流程，市機關事務保障中心在全市擇優選取3家加油企業，市直各部門、單位在就近加油站購置加油卡後，司機與加油站員工持有各自密碼，互相鎖定，核對一致後，才能順利加油，這一做法實現了“定點加油、一車一卡、雙密碼、雙鎖定”。

　　為防止司機與加油員合謀獲取私利，市機關事務保障中心督促定點加油站制定嚴格的人員管理、獎懲制度，一週更換一次加油員的加油密碼。要求定點加油企業加強監督管理，對涉及公車加油過程實行全流程監控，確保隨時調取監控錄影需要。同時，市機關事務保障中心不定期派員到定點加油站進行督導檢查、暗訪，防範違規違紀問題發生。“定點加油制度的創新，有利於從根源上杜絕違規加油的問題，有效剎住‘車輪上的腐敗’。”市紀委市監委派駐第六紀檢監察組組長黃德明說。

　　創新制度範文2

　　在記者招待會上，釋出了以下資訊：

　　一制定離退休士兵調動接待、退休安置、教育培訓、就業創業、服務保障、優先養老等總體設計和制度規範;

　　02.退伍軍人的既定特權;

　　03.建立退役軍人檔案卡，發放優撫證;

　　試點實施了一系列創新制度，如退役軍人安置責任制、評估評價制度等。

　　完善退役士兵保護法，並按照規定程式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退伍軍人的特殊待遇理念在這兩個士兵的朋友圈子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認可，其中許多人都等不及聽到這個訊息了。現在，據國防部說，它確實保持了!

　　在戰爭中作戰的士兵曾經為國家犧牲，在戰場上流血流汗，但現在他們終於獲得了自己的榮譽!戰爭中的士兵從來不需要經濟援助，如果他們如此關心外面發生的事情，他們那時不會選擇參軍。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他們只是想讓士兵們得到他們自己的尊重!士兵們，可以得到官方和人民的廣泛認可!士兵們，你可以讓你的家人感到驕傲!倉庫!

　　至於這一獎項，自河北省頒發以來，吸引了無數退伍軍人的羨慕，希望有朝一日能享受到這樣的政策。今天，也有了熱烈的迴應：對於退伍軍人檔案卡，統一頒發優秀證書。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你得到發展，你會盡快把它發給每一個人。

　　至於第四點，這是非常必要的。能夠更好地激勵相關人員的相關部門。那些直接與業績掛鉤的人將把退伍老兵看作自己的企業，認為他們也有工作的心，人們最害怕做事情是嚴肅的兩個字。

　　我相信，經過這一系列創新制度的嘗試，會取得良好的效果，退伍軍人相關工作會更快更好。

　　退伍軍人保護法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所有的新聞都是關於它的。如前所述，特別法已經發給各單位徵求意見。目前，外交部正在對其進行梳理和總結，我相信在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之後，我們會盡快會見你，屆時一切都將受到法律的規範，以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如果在動盪的秋天和戰爭年代，軍事價值的最好體現就是忘記死去，勇敢地殺死敵人，然後在和平時期，關心和幫助退兵是社會價值的最佳體現。有工作的權利，對整個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創新制度範文3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兩個輪子要一起轉。他在談到科技創新與改革的關係時還指出：“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麼改革就是點燃這一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的重要講話精神，當前應在體制層面著力推進三方面創新。

　　創新投資體制：集中財力支援核心技術創新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家當然應該支援創新，但國家支援創新並不等於所有創新專案都要由國家投資。事實上，我國現行科技投資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投資過於分散：無需由政府投資的專案投了不少;而應該由政府投資的專案卻又投入不足。正是基於此，所以有必要對科技投資體制進行改革和創新。

　　科技投資體制怎麼改?或者說國家投資創新的重點領域何在?總的原則，國家應重點投資核心技術創新。對什麼是核心技術，習近平總書記曾作過明確界定：一是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二是非對稱技術、“殺手鐗”技術;三是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政府為何要投資核心技術?習近平總書記分析說：“在這些領域，我們同國外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能夠超前部署、集中攻關，很有可能實現從跟跑並跑到並跑領跑的轉變。”

　　國家重點支援核心技術創新，從經濟學角度講，是因為核心技術屬於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特性。首先，基礎技術創新需以基礎理論研究作支撐，而基礎理論研究不同於應用型技術研發。應用型技術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償轉讓;而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卻難以通過市場取得回報。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舉世公認進化論是人類的偉大發現之一，可有誰會花錢買“進化理論”呢?

　　再看“殺手鐗”技術。顧名思義，“殺手鐗”技術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國防軍工技術。國家安全是重要的公共品服務，故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政府的首要職能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從這個角度看，投資“殺手鐗”技術創新，原來就是政府職責內的事;更何況投資“殺手鐗”技術並不以盈利為目標，技術成果也不能買賣，要是政府不投資，單靠市場籌資絕不可能搞出“殺手鐗”技術。

　　再看顛覆性技術。顛覆性技術是指對傳統產業具有顛覆性影響的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此類技術其實也帶有公共品特性。比如數碼技術出現後顛覆了膠捲相機巨擘柯達，數碼技術就屬於顛覆性技術。顛覆性技術具有前沿性、超前性，創新成功不僅能帶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而且能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可是顛覆性技術投資大、風險也大，所以也需要國家予以投資支援。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政府重點投資以上三類技術創新，並不表示政府對其他創新就可置身事外。我們知道，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對技術創新來說，公共財政的政策含義有兩層：一是非公共品服務類的科技創新政府不必投資，此類創新應面向市場融資;二是政府應在科技融資平臺、中試車間、技術專利權保護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務，要為企業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

　　創新融資機制：分散風險鼓勵大眾創新

　　核心技術創新由政府投資，風險自然是由政府承擔，可非核心技術創新的風險由誰承擔呢?倘若全讓創新企業承擔，勢必會抑制企業創新的動力。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在我看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奈特1920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對我們研究此問題應該有啟發，下面讓我扼要介紹奈特的主要觀點：

　　奈特認為，但凡風險皆源於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可分兩類：一類是可以量度的不確定性;一類是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前者是指風險發生的概率可根據經驗資料估算，如汽車交通事故的概率是萬分之三，飛機失事的概率是三百萬分之一。奈特說，可以量度的不確定性是風險，只有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才是真正的“不確定性”。

　　關於風險損失的處理，奈特提出了兩種方法：一是對可量度的風險用“合併”購買商業保險方法處理;二是對不可量度的風險用“分散”方法處理。所謂分散處理，就是通過某種制度安排讓更多的人一起分擔風險。對為何要分散承擔風險，奈特作過形象的解釋，他說：與其讓一個人損失10000元，不如讓100人每人損失100元。奈特提出的分散處理方法，顯然適用於創新風險的應對。

　　這裡有個問題想問讀者：今天全球保險業已十分發達，生老病死、天災人禍都有保險公司提供保險，可為何沒有保險機構為“創新”保險?我的回答是，保險公司肯提供某類保險，一定是該險種的出險概率可以量度;反過來說，保險公司不為“創新”保險，是因為創新失敗的概率難以量度，或者即便能夠量度，創新者也未必接受。

　　舉個例子說吧。假若根據歷史資料計算出某地區創新出險的概率為90%，於是保險公司按90%概率收取保費。你認為投資者會買保險麼?我認為不會。道理很簡單：創新是“不確定性”事件，而投資者對創新成功的預期通常要高於失敗的預期且預期失敗的概率不會超過50%，否則就不會投資。倘如此，投資者怎會花高保費買保險呢?可是從保險公司角度看，若按50%概率收取保費，出險率一旦超過50%，則必將破產無疑。

　　據此分析，由於創新具有不確定性，創新失敗的損失不能通過“合併”處理。既然不能合併處理就只能分散處理。問題是怎樣分散處理呢?經濟學的建議，是要建立“有限責任公司制度”。是的，有了公司制度，投資者只承擔有限責任，這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分擔機制。巴特勒說，公司制度是近代最偉大的發明。事實確實如此。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共有160多項重大創新，其中80%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然而往深處想，公司制度對創新固然重要，但要分散創新風險僅有公司制度卻不夠，同時還得有創新融資平臺。在這方面，美國“納斯達克”科創板是成功範例，美國科技領先全球，“納斯達克”功不可沒。可喜的是，我國已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了科創板，並於今年7月22日舉行了首批企業上市儀式。萬事開頭難，下一步應在試點基礎上儘快推開，讓科創板為支援創新發揮更大作用。

　　創新分配機制：收益共享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

　　國家支援創新，目的是驅動經濟發展;而要用創新驅動發展，必須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強調“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實現科技同產業無縫對接。”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無疑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據公開資料顯示，我國近年來每年受理的專利申請達90多萬件，獲得專利授權16萬多件，可目前專利成果轉化率卻平均不足20%;產業化率更低，不到5%。

　　我國科技人員為何不重視成果轉化?就此問題我曾赴南方几個省市作過調研，據科技人員反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科技成果評價厚此薄彼。以資金來源分，科技課題有政府縱向與企業橫向兩類。據湖南、雲南等地科技部門負責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評職稱往往重“縱向”輕“橫向”。在長沙座談時就有科技人員說，他所在單位評職稱，沒有國家課題近乎免談。

　　二是財政大包大攬。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政對科技投入增長了近百倍，特別是近7年來，財政投入平均增長20%以上。這些資金大多以課題形式投給了科研院所。國家既發工資又撥科研經費，科技人員高枕無憂，自然也就不太關心科技成果能否轉化。

　　三是公共服務平臺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難轉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試車間”等公共平臺短缺。一項新技術成果從實驗室到規模化生產通常需要中試，有資料說，新技術成果通過中試後，產業化成功率可達80%;而未經中試成功率僅30%。困難在於，建中試車間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與企業誰也不願投資建中試車間。

　　以上因素確實會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但我認為並不是關鍵原因。若說成果評價重“縱向”輕“橫向”導致了產學研脫節，請問那些有高階職稱的科技人員為何也不重視成果轉化?如果說財政包攬導致產學研脫節，歐美國家政府也投資科技研發，可人家的成果轉化率為何能達到70%~80%;至於中試車間，表面看是沒人出錢，而背後真正原因是科技人員缺乏成果轉化的動力。

　　進一步分析，科技人員缺乏成果轉化的動力，是分配機制不合理，確切地說是科技人員未能分享成果轉化的收益。以美國為例，1980年以前，美國聯邦財政資助研發的技術專利權歸政府所有，專利轉讓收益也歸政府，當時美國的專利成果轉化率僅為5%。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拜杜法案”，將專利權下放給了研發機構，結果轉化率一路飆升，今天已達到80%以上。

　　中國的情況與此類似。2007年以前，中央財政資助研發的技術專利權也歸國家所有，2007年頒佈《科學技術進步法》後，國家將專利權下放給了科研院所。照理，我們的專利成果轉化率應該提升，可現實卻讓人大跌眼鏡。何以如此?原來國內的科研院所與美國不同，美國的研發機構是私人企業;而我們的研發機構是國家事業單位，專利權下放不過是“大鍋飯”變成了“小鍋飯”。

　　現在看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有兩個選擇：一是轉換科研院所“事業單位”身份，讓其成為真正的企業;二是讓科技主創人員參與分享專利成果轉讓收益。前者要改體制，後者相對容易些。中央早已提出“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2015年國家頒佈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此也有相關規定，現在的關鍵是要抓落實。

　　三點重要結論

　　總結以上分析，有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家當然要支援創新。然而國家公共財政的性質決定了國家投資創新的重點是核心技術領域。核心技術不僅具有公共品特性，而且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投資核心技術創新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基於此，政府對投資創新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應集中財力支援核心技術攻關。

　　第二，政府對非核心技術創新可以不投資，但也不能置身事外。非核心技術創新同樣有風險，創新失敗的損失不能全由企業獨立承擔;同時企業作為納稅人，也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具體說，政府不僅要搭建融資平臺科創板為企業分散風險，而且要在中試車間建設、技術專利保護等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

　　第三，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關鍵在產學研深度融合，實現科技與產業無縫對接，為此政府必須創新分配機制。有兩個要點：一是將政府投資形成的技術成果的專利權明確界定給科研院所;二是允許科技主創人員參與分享技術成果轉讓的收益。只有這樣雙管齊下，才能激發科研機構與科技人員面向市場進行創新的動力。

　　創新制度範文4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的學習體會是通過體制創新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巨集偉目標，是《決定》的一個重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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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起能夠支援一個國家數十年上百年既定發展方向的體制機制

　　作為相對後發的現代化國家，現代化事業是事先設定的，也就是到一定的歷史階段，我們將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我們已經確定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尋找到通向這個目標的合適路徑。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循著一定的路徑、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實現的巨集偉事業，特別是對於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史無前例，世界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照抄，需要我們自己在實踐中不斷地探索、廣泛吸取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子。尋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子，堅持數十年、上百年，我們的現代化偉大事業才能成功。而能夠維持一個國家數十年、上百年既定發展方向的就是這個國家的體制、機制，要靠這樣的基本制度來實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形態，或者說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具有一系列內在的規定和表象特徵，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具有現代化理念的體制、機制。體制、機制也就是基本的做法，基本的準繩，有了這樣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現代化。依靠這樣的體制實現了現代化以後，才能維持這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沒有現代形態的基本體制，若干指標就是一時達到了現代化的水準，也難以長久維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宗旨，就是努力建構起具有現代理念、現代氣質的體制、機制，從而靠這樣先進的體制、機制，支撐現代化的偉大事業。運用具有現代化理念的體制、機制，通過幾代人不懈地努力，現代化的國度才能創造出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呈現出來。實現了現代化之後，也要依靠先進的體制，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

　　基本制度的最大特徵是具有高度的穩定性。事物會不斷變化，人也處於不斷流動之中，唯有體制，基本的做法，可以成為一代代人遵循的基本準則。現代化的目標明確以後，就是要運用具有穩定性的體制、機制來實現這一巨集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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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起一整套現代化體制並實現長期發展

　　改革開放開闢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新階段，我們現在正處於改革開放年代。所謂改革開放，即對內進行體制變革、改革，對外實施開放戰略。這兩個方面是完全統一的，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改革，就是要破除過去計劃經濟的舊體制、舊機制，構建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體制。對外開放，不僅是經濟貿易、人員來往，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世界眼光、全球意識，明確自己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定位，我們要善於吸納世界上成功的經驗，吸取他人的教訓，來豐富、完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體制。因為現代化的時代，本質上是一場全球化運動，現代化是一場全球的進步運動，沒有哪一個國家將自己封閉起來可以實現現代化。所以，誰要是閉關鎖國，必定被現代化的大潮所淘汰。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正處於大變革的歷史階段，經濟體制轉軌，社會結構轉型，人口大流動，城鄉大建設，同時也是現代化建設的起飛時期、關鍵階段，在這樣的年代，努力建構起比較成熟、定型的體制、機制特別重要，建構起完善、定型、具有現代化理念的體制、機制是這個發展階段的歷史任務、時代責任，事關現代化事業的成功。因為有一系列的體制需要長時間的執行，才能顯示出優越性。比如，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制度，現在多數國家採用的是基金制，而基金的多少取決於積累的時間長短，一個人如果從一就業就有了養老保障基金，在他退出勞動崗位時已積累了數十年，足能抵禦任何風險。再如，我們管理基層社會，需要建構起具有現代化理念的基層社會治理結構，靠這種比較穩定的、定型的治理結構管理我們的基層社會，實現基層社會的長治久安。

　　處於現代化起飛階段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建構起成熟、定型的現代化體制。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年代，也是現代化體制建設的年代，建構起一套成熟的、定型的現代化建設體制特別重要，也非常迫切。實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對於我們來說，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從整個歷史長過程來看，從傳統到現代，是時代的質的飛躍，現代型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是整個社會質的提升，根本面貌的改變，所以傳統社會的一系列規定、做法不適合了，我們要建構起能夠支撐現代化事業的新型體制、機制。作為一個大國，實現現代化的路途還很漫長，需要完成的任務特別繁重，前進的道路上難免還會有很多風險，我們要建構起一整套現代化的體制，靠這套先進的體制實現長期發展，靠這套先進的體制抵禦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風險。

 

　　3建構起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整套具有現代化理念的制度體系

　　現代化體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因為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整體，是全社會的現代化，整個社會，包羅永珍，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相互依賴。如果經濟建設成就突出，社會建設嚴重滯後，這樣的現代化必然嚴重打折扣。如果人們吃得很好，住得也不差，但生態環境嚴重汙染了，這樣的狀態也不理想。所以，《決定》講的是“制度體系”。我們要建構起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獨一無二的人口大國，能夠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整套具有現代化理念的制度體系。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正是立足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長遠發展，就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戰略安排，全會的精神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程序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經過新中國成立七十年和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實踐，我們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體制、機制的條件具備了，我們也應當有能力將實踐中一系列好的做法沉澱下來，形成定製。在這樣的歷史階段，及時將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任務作為重要工作具有戰略意義。

　　《決定》所論及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法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等，就是實現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運用這些體制、機制，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為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南京網格學院南京市域現代化研究院執行院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上強調，要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把科技成果充分應用到現代化事業中去。當今國際化競爭凸顯為全球價值鏈競爭，推動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階是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其關鍵在於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而圍繞產業鏈佈局創新鏈，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更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南京應以創新名城建設和“121”戰略為引領，抓住國家創新強國戰略佈局機遇期，構建一流的創新生態體系，加強頂層設計和系統籌劃，著力破題，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以提升城市發展能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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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實基礎研究，為“雙鏈”融合注動能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健全鼓勵支援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這充分凸顯了基礎研究在創新中的核心地位。基礎研究是創新的策源地，能夠為“雙鏈”融合提供源源不斷之動能。更好發揮基礎研究的強大創新潛力，應結合南京的現實基礎進一步加強政策引導和戰略佈局。

　　加強科教資源與主導產業高耦合。針對南京高校院所優勢學科與本市主導產業關聯度不高，未能更好實現科研成果就地轉化和賦能本土產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等問題，為更好發揮科教資源優勢為產業鏈價值攀升提供沃土，應制定具有持續性且可操作的政策鼓勵高校院所開設與南京“4+4+1”主導產業高度相關的學科，同時也要本著超前佈局的戰略視野，積極謀劃鼓勵高校院所在資訊新技術、生物新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工科”方向發展。

　　加快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強集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簡稱大科學裝置，是技術創新的高地。本著以大科學裝置打造創新高地，爭建國家綜合性科學中心的戰略目標，緊緊抓住紫東地區建設機會視窗期，進行高起點謀劃，結合南京主導產業體系，明確未來要重點突破的領域，通過積極引進重大專案和高階人才來做強做優大科學裝置的集合配置，為實現高階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提供主陣地。

　　加大高階人才優匯聚。從破題南京高階人才有“高原”無“高峰”的現狀入手，繼續深化完善人才引進政策體系，加強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採取市場化運作方式重點引進在前沿科技領域引領重大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的企業家，以及從事前瞻性基礎研究和引領性成果突破的科學家。從破題南京新引高階人才支撐產業鏈創新效能偏弱入手，有的放矢地圍繞產業鏈加強相關領域領軍人才的政策制定，集中力量引進可助力本土產業創新升級的“高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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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實產學研協同創新，為“雙鏈”融合加動力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援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積極發展新動能，強化標準引領，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落實這一精神理念，需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構建和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主導企業、創新載體等形成聯動效應，提高創新效率和質量，實現“雙鏈”融合。

　　紮實推進“科創企業森林”建設。深入堅持企業是技術創新體系的主體，注重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獨角獸和瞪羚企業等型別企業的分類管理和培養，瞄準障礙阻礙，促進其獲得質的提升和規模集聚發展，為南京主導產業體系完善做加法。

　　加強佈局高新園區發展。針對南京高新園區存在的產業同質化競爭、創新發展能力不強、管理體制機制不活、統計體系不完善等問題，打出政策組合拳，著力圍繞產業鏈佈局創新鏈，由園區牽頭召開企業和創新載體對接會，一對一滿足企業創新需求，精準服務企業創新發展。

　　著力統籌新型研發機構發展規劃。抓住新型研發機構這個研發型“老母雞”，以市場化導向為指引，繼續探索分配製度和產權制度，啟用科研人員和機構活力。同時，圍繞南京產業佈局和高新園區佈局，加強對新型研發機構的統一規劃和管理，在量的基礎上向質邁進，實現新型研發機構的高質量發展。

　　聚焦“雙鏈”融合整體佈局。圍繞主導產業體系，謹慎梳理產業鏈條，並與現有創新鏈條相對接，逐塊兒對照找差加以完善，實現上下游的“雙鏈”融合。

　　創新科技金融新內涵。在繼續夯實已形成的財政資金與金融資本、社會資本合作投向科技創新創業領域的聯動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引導科技金融對高新技術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等物件的信貸服務，持續加強市級科創基金的引導和撬動作用，不斷創新科技銀行科技信貸產品，輔以科技金融融資方式完善來實現對“雙鏈”融合的融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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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創新政策體系，為“雙鏈”融合築根基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科技人才發現、培養、激勵機制，健全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改進科技評價體系，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深入貫徹這一精神，要重視創新政策體系對“雙鏈”融合的制度保障，應提高政策的系統性、可操作性及針對性，以制度創新支撐和引領科技創新。

　　持續強化制度創新。更加突出運用市場化手段來匯聚創新資源，系統推進專案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等重點領域改革，堅持統籌佈局、分類指導，致力於構建競爭力強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深入探索科技成果產權界定。以智慧財產權激勵為切入點，探索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改革，使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處置權和收益權儘量向科研人員傾斜，讓科研人員主動轉化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有效轉化中激發更大的“鯰魚效應”。完善轉化人才培養和引進政策，落實引進的轉化人才在落戶、住房、醫療保險、子女教育及就業等方面的待遇。

　　協調解決區域創新不平衡。在巨集觀統籌全域“雙鏈”融合的基礎上，精準把脈各區各高新園區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對重大攻關專案進行區域佈局和行業傾斜，促進科技人才在區域間均衡發展。從戰略層面加強對不同區域圍繞產業鏈佈局創新鏈的統籌指導，強化定位和差異化發展，並鼓勵區域間的互助幫扶，下好創新支撐和引領產業發展這盤棋。

　　作者為中共南京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講師

 

　　【聲音】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域性、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維護黨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堅持、不能含糊和動搖的一個根本原則。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自成立以來一直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先後制定或修訂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等黨內法規，使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更加具體化、制度化和規範化。

　　實踐證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之治”的重要制度優勢。近百年的歷史證明，什麼時候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事業就會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離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破壞黨的紀律搞分裂活動，黨的事業就會遭受重大損失。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杜玉華

　　為文化自信提供製度保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是由這個國家的獨特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基本國情所決定的。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厚文化根基。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的深厚文化土壤，為制度自信提供強大精神動力。離開中華文化的支撐，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然缺乏勇氣和智慧;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也容易失去定力和氣節。

　　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體現，為文化自信提供堅強制度保障，也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底氣。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程序中，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制度優勢相輔相成、互推共進。

　　——上海市委黨校教授 陳方劉

　　“中國之治”引領新型文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中國之治”所具有的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這些顯著優勢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

　　要深刻意識到，無論是“四個自信”，還是十三個“顯著優勢”，都不僅僅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內容更清醒、更自覺的認識，而且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歷史地位和作用更明確、更主動的認可。

　　要深刻意識到，“中國之治”的顯著優勢歸根到底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際的具體結合，來源於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植根於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的顯著優勢，“中國之治”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開闢出的未來發展方向也必將具有鮮明的“當代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性質。

　　這一未來方向，將是中、西、馬三大文化傳統有機結合的創造性產物。它是立足於中國古代政治傳統，又以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為中介，汲取西方現代性文明成果，全面協調現代社會各種基本關係的新型政治生活、政治文明。

　　——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學術月刊》總編輯 姜佑福

　　為新時代堅定製度自信提供理論指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開宗明義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這個重要論斷，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方面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為我們深刻認識“新時代為什麼要始終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這個根本性、方向性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引。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曲青山

　　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標誌著我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方位。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健全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建設、深化司法體制綜合改革、深化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建立國家監察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

　　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後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袁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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