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的名人長篇故事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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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能量的名人長篇故事:史泰龍傳奇的一生

  在以下的文字裡,西爾維斯特·史泰龍敘述了自己的奮鬥歷程。就像許多人一樣,這位銀幕鐵人的所有努力只是為了控制自己的命運,他為了自己而成功,為了自己而失敗,為了自己而去愛,為了自己去面對一切…

  當我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的生活是相當艱辛並且迥異於常人的。是一位老婦人撫養著我,而不是我的母親。那時候我們居住在紐約一套租來的公寓裡,我當時才3歲多,卻在一個成年人的環境中成長著,我找不到同伴,也沒有朋友,缺乏那種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溝通與交流。幼小的我,心中時常充滿著困惑與孤獨,因而我做出許多離奇古怪的舉動以得到人們的注意,去爭取別人的愛。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自己之所以投身演藝界,真正的原動力可能就是兒時便有的這種渴望。”

  史泰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電影演員之一。1976年他自編自導自演的低成本影片《洛奇》,在奧斯卡電影獎中一舉掄元,他本人還獲得了最佳男主角與最佳編劇的提名,從此奠定了史泰龍在好萊塢的浪尖人物地位。直到今年,史泰龍已拍攝了22部電影,其中包括許多在電影史上將名垂青史的商業巨片。《洛奇》與《第一滴血》系列片的總票房收入已經超過了20億美元。史泰龍本人現在也是片酬最高的演員之一,單片酬金超過2000萬美金。然而,和他光輝燦爛的事業成就相比,他的個人生活曲折坎坷。他前兩次婚姻都以失敗告終,他有3個孩子,次子塞爾吉奧今年18歲,患有憂鬱症;女兒索菲亞·羅斯才10個月就得了先天性心臟病;唯一可以自慰的是21歲的大兒子塞吉,他是一位雄心勃勃、希望秉承父業的年輕演員。

  命運對於史泰龍相當嚴酷,他的回億讓人止不住長吁短嘆。“我在‘地獄的廚房’出生。”他接著說,這個恐怖的名字是指紐約著名的時代廣場附近的一個貧民區,“我的父親在一所美容學校工作。父親一生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歌手,他的天賦不低,也十分努力,但卻沒能實現理想。母親那時候是比利·羅斯的鑽石馬蹄夜總會的一位舞蹈演員,她才華出眾,性格外向,當時的確有一些揚名成功的機會,但懷上我之後,她不得不回過頭來擔負起家庭的責任。我不知道母親現在是否會責備我的出生,但懷孕確實終止了她剛剛起步的事業。”

  作為弗蘭克·史泰龍與傑奎琳·史泰龍的長子,西爾維斯特在一所慈善醫院裡出生。呱呱墜地後不久,這位可憐的小嬰兒就被藥用鑷子傷害了面部神經,從而導致左臉頰部分肌肉癱瘓,左眼瞼與左邊嘴脣下垂,語言能力受到極大的影響,很難發出清晰可辨的語音。從2歲到5歲,西爾維斯特都是與保姆生活在一起,這個可憐的殘疾孩子只有在週末才能和父母親見上一面。

  5歲時,他與父母親一起遷居明尼蘇達州。“父母的愛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溫馨。”史泰龍說,“當時我的父母有著自己的痛苦與困難,因而在他們的生活中留給我與弟弟的時間就很少了。天啊,那並不是一個安寧平靜的家,我的記憶裡那段時光總是充滿著爭吵與矛盾。”

  1957年,史泰龍父母分道揚鑣,母親將11歲的西爾維斯特留給了他的父親。不幸的童年之後,接下來的青春期又在一個單親家庭度過,很難推測西爾維斯特當年是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人生的。許多年以後,我們在銀幕上見到的仍然是那麼一雙憂鬱、絕望的眼睛。

  “父親是一個要求十分苛刻的人,如果你所做的與他要求的不是一模一樣的話,那你就一無是處,必須接受斥責與更正。而通常他的那種更正方式是可怕的。他讓我覺得自己無能極了:‘你為什麼不能變聰明點?你為什麼不能強壯一些?’我在他眼裡一點兒長處都沒有,他從未說過他為我感到自豪。”

  15歲那年,西爾維斯特·史泰龍已經上了12所不同的學校,大部分學校將他開除了事。“我的學習成績一塌湖塗,被人認為是一個帶壞其他同學的典範。我的校園生活就像在地獄裡一樣,我必須乾點什麼來為自己贏得一點自尊與自信,可是我為此所做的出格的事情都猶如雪上加霜。”

  西爾維斯特成了個壞孩子,他的降生似乎就是個錯誤,他沒有得到人們的愛與關懷。我們有時會覺得奇怪,為什麼銀幕上的史泰龍有著一種強烈的反叛色彩,有時甚至與他飾演的角色相沖突。毫無疑問,他個人的生活經歷對他的表演風格產生了巨大影響。

  “我的一生,從記事開始,就被那種犧牲自己拯救別人的情節所激勵。這種拯救是一種純英雄式的舉動,即便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在我還不懂事的孩提歲月,我就幢憬著這麼一幕,因為我渴望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我幹過許多傻事,其中最讓我高興的是一次摔傷了頜骨而必須綁上石膏,可當我解釋受傷原因時,我不會告訴別人這是從吊床上摔下來受的傷,而是在一輛飛馳的汽車面前去救一個小姑娘。後來,當我拍攝‘洛奇’及其它影片時,我感覺這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原始衝動。是的,我有著一種複雜的‘英雄情結’”。

  15歲那年,史泰龍來到費城,和母親及繼父生活在一起。“費城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一天,我參加了一個鄰居們舉辦的教會舞蹈活動,在那兒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突然,一個大個子走到我面前,惡狠狠地說:‘數到三,我就打爛你的臉’。我並不是個街上混的小流氓,我對他的舉動茫然失措。他數了起來:‘一、二’,然後,狠狠地打了我一頓。我被打得頭暈眼花,步履瞞跚地向家走去,越走越覺得義憤填膺:我被打了,被一個陌生人無緣無故地羞辱了一頓。終於我猛地轉過身來,拼命地去還擊,去報復。”這一場爭鬥很快變成了一場混戰,史泰龍滿身傷痕地回到家裡,既沒有贏也沒有輸,但他卻找到了自尊。

  “我總有一種正義感在胸中湧動,”他意味深長地說,“任何人都不應去欺壓那些無辜的人們,把他們當作—錢不值的東西,並且在蹂躪過後還以為不會有報應。”

  時光在飛逝,西爾維斯特逐漸長大成人了。他的學業依然毫無起色,但卻顯露出過人的體育天賦。高中畢業以後,他找不到一家願意收錄他的大學,而參加海軍又不夠年齡。好不容易,他得到了瑞土一家學院的獎學金:一邊給女學生上體育課,一邊學習戲劇課程。在排演阿瑟·米勒的名劇《推銷員之死》時,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與追求。

  在歐洲找回了自己的信心,他滿懷希望地回到美國,進入邁阿密大學,在戲劇表演系正式學習表演藝術。然而,他的導師並沒有去引導他、教誨他,而是努力勸說西爾維斯特退學——他們認為當演員根本不是他能從事的行業。但史泰龍固執地堅持著,認真地學習著,結果還是差了三個學分。他又一次退學,隻身來到紐約闖天下。

  此時史泰龍的母親已成為了一位修煉有道的星相專家,她斷言史泰龍必須要經過7年的努力,而且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去競爭,才有可能出人頭地。於是,學習成績奇差的史泰龍便遵從母命。真正地拿起了筆,坐在書桌前寫了起來。

  史泰龍母親的星相斷命是真正心有靈犀,還是別有他意,我們已經無從考證,但是這個有些痴狂的傻小子真的開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而且他是先用筆去開創一條道路,的確匪夷所思。

  “最初在紐約,一切都那麼艱苦。《教父》是當時的一部大片。而我連個群眾演員的份兒都混不上。於是我對那些試鏡、走臺都失去了興趣,一心一意地去寫。為了集中注意力,我乾脆把窗戶塗成了黑色。初步的練習是從看電視開始的,我看完一齣戲,去體味、吸取其中精華部分,然後寫出同類型的一幕,作為練習。漸漸地,我知道該怎樣去創作一個劇本。那時的我相當高興,寫了一大堆劇本,也賣出去幾部。我愛上了這種生活。人們總是在試鏡時拒絕我——因為我的眼瞼下垂,因為我的聲音太過低沉。既然我無法改變自己已有的外部形象,我總有能力去修改潤色自己創作的劇本吧!”

  在拿到第一筆稿酬之前,史泰龍生活的來源是一個又一個的零工:在動物園清洗獅子籠,送比薩餅,幫助別人釣魚,在書店幫人照看書攤以及在電影院當領座員。

  寫作的同時,史泰龍也開始在百老匯外圍劇院裡找到了一些臨時性的小角色,並曾出現在伍迪·艾倫的《香蕉》—片中。可是這些斷斷續續的表演經歷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機會,沒有一位影迷知道他是何方人士。就在這時,西爾維斯特遇上了薩莎·扎克,兩人共生情緣。1974年,史泰龍與這位年輕的劇院領座員結婚。這時,他已經下定決心到加利福尼亞去尋找未來。《洛奇》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誕生的。

  “我來到好萊塢,住在一間破敗的汽車旅館裡。有天晚上,我意外地一場電視直播的拳賽,由穆罕默德·阿里對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拳擊手查克·威普勒。這個威普勒在阿里的鐵拳下居然支撐了15個回合,拳賽一結束,我就找到了創作新劇本的靈感。然後我只用了三天時間便寫就了這個劇本:一個叫洛奇的業餘選手,由於偶然的機會、與世界拳王對抗而一戰成名。一個地道的美國式夢想。”

  一些精明的製片人自然看好這個劇本,但史泰龍堅持自己當主角,這一來令製片商們猶疑不定。幾經輾轉,史泰龍終於找到了一個支持者,片子以很低的成本在一個月以內就柏完了。誰也沒想到,《洛奇》成了好萊塢電影史上一匹最大的黑馬:在1976年,這部影片票房突破2.25億美元,並奪走了奧斯卡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獎,並獲得最佳男主角與最佳編劇的提名。在頒獎儀式上,著名導演兼製片人弗蘭克·科波拉由衷地讚歎道:“我真希望這部電影是我拍的。”

  正能量的名人長篇故事:危機感成就的央視名嘴

  因為下崗,所以就會有危機感;因為有危機感,所以才會拼搏;因為拼搏,所以才會成功。

  《開心辭典》開播以後,王小丫以趣味而又幽默的主持風格給億萬觀眾帶來了啟迪與歡笑。並因此一舉成名,成為央視金牌節目的金牌主持人。然而,王小丫的成功卻源於她的一段下崗經歷。

  王小丫出生在四川省涼山彝族地區一個普通的職工家庭。父親是報社編輯,母親是工廠工人。1990年9月,王小丫從四川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分配到四川《改革時報》當記者。記者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女承父業,又與自己學習的專業對口,她感到很滿足。可是,一場改革的風暴使她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人生。

  《改革時報》是四川省一家經濟類報紙,後改名為《新經濟時報》、《城市購物導報》。幾易其名並沒有徹底改變報社的厄運。發行量提不上去,經費困難,舉步維艱,這種困境使報社不得不進行改革。這件事發生在1996年7月,當時的王小丫已經在這工作了6年。本來,科班出身的她留在報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那一刻,她猶豫了。面對幾十位白髮蒼蒼的老編輯老記者,她選擇了放棄,把有限的機會讓給了別人。

  王小丫下崗後,單槍匹馬到北京去謀生。那個時候,京漂似乎是一種時髦的職業。在北京,有數十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要想在北京靠文字混飯吃,談何容易,不少人混不下去,甚至流落街頭。面對數十萬的競爭對手,剛剛下崗的她更加充滿了危機感。她決定重新學習,以此獲得新的機遇。為此,她報考了北京廣播學院廣電文學系,研修電視文學。1997年,她在北京廣播學院廣電文學系結業後,到中央電視臺經濟部實習。

  她是一個性格內向甚至“不會說話”的人。她第一次去採訪的時候居然不知道怎麼提問。然而,下崗的經歷使她充滿了危機感,每次採訪前,都要認真做好準備,強迫自已改變。好在是經濟學科班出身,加之一年的電視文學研修,使她很快找到了採訪的感覺。她的出色表現引起了領導的注意,馬上由實習記者轉為正式記者。

  1998年,央視經濟欄目改版,開闢了《經濟半小時》欄目。新欄目的籌建需要新的節目主持人。單位推薦她參加《經濟半小時》主持人競選。當時,她已經30 歲,並不是播音主持專業畢業。然而下崗的經歷使她恐懼,同時,也激發著她的火一樣的拼搏精神。她抓緊時間備戰,虛心向有經驗的導播請教。“經濟”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名詞,聽起來冷冰冰的。為了能讓自己與眾不同,她硬是把那些深不可測的東西完全在生活中找到對應,把經濟變得感性又通俗。所以,在試鏡頭的時候,她的嫻熟而又通俗的播音風格贏得了評委的認可,她成功入住《經濟半小時》。

  真正讓她在央視走紅還是在《開心辭典》這個欄目。2009年,湖南衛視的《魯豫有約》欄目走紅熒屏。央視為了提高收視率,決定開辦《開心辭典》。開始的時候,央視決定黃安為節目主持人,她只是黃安的助理,幹些幫忙抱獎品之類的活。已經走紅熒屏的她給黃安當助手?這在別人看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她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導演選不中自己,這說明自己的能力不行。這種意識使她充滿了危機感。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她不但仔細做筆記,還把節目錄像帶回家反覆鑽研。一次,黃安因故不能參加欄目製作,作為助理的她便代替黃安做了一期節目。這期節目受到了觀眾的好評,收視率直線上升。終於,她替代了黃安。事後,黃安說: “我早就知道我快要做不下去了,因為我己經被人家‘偷師’不少。她能夠成功,我祝賀她!”

  因為下崗,所以就會有危機感;因為有危機感,所以才會拼搏;因為拼搏,所以才會成功。下崗的經歷鍛造了王小丫,成就了一代央視名嘴。

  正能量的名人長篇故事:舉世無雙的報酬

  在英國的蘇格蘭,有一位貧苦農夫叫弗萊明,他心地善良,樂於助人。有一次他在田裡耕作時,忽然聽到附近的泥沼地帶有人發出呼救的哭泣聲,他當即放下手中的農具,迅速地跑到泥沼地邊,發現有一個男孩掉進了糞池裡,他急忙將這個男孩救起來,使他脫離了生命危險。

  兩天以後,一位高雅的紳士駕著一輛華麗的馬車來到了弗萊明所住的農舍,彬彬有禮地自我介紹說,他就是被救男孩的父親,特此前來道謝。這位紳士表示要以優厚的財禮予以報答,農夫卻堅持不受,他一再申明:“我不能因救了你的小孩而接受報酬。”正在互相推讓之際,一個英俊少年突然從外面走進屋來,紳士瞥了一眼便問道:“這是你的兒子嗎?”農夫很高興地點點頭說:“正是。”紳士接著說道:“那好,你既然救了我的孩子,那就也讓我為你的兒子盡點力,讓我們訂個協議吧,請允許我把你的兒子帶走,我要讓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假如這個孩子也像他父親一樣善良,那麼他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令你感到驕傲的人。”鑑於紳士的誠心誠意,農夫只好答應了他的提議。

  紳士非常講信譽,重承諾,不但把農夫的孩子送到學校讀書,而且還供他到聖瑪利醫學院上學,直至畢業。

  這個農夫的孩子不是別人,他就是後來英國著名的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教授。他於1928年首次發明了舉世聞名的青黴素,後來又經過英國病理學家弗洛裡和德國生物學家錢恩的進一步研究完善,於1941年開始用於臨床,並於1943年逐漸加以推廣。青黴素被公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原子彈和雷達相併列的第三個重大發明。而上面提到的那個紳士便是英國上議院議員丘吉爾,他那個被農夫救起的兒子後來成了英國著名的政治家,二戰時期的首相丘吉爾爵士。

  誰也沒有料到,一個農夫救起一個素不相識的孩子對後世會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他自己的兒子也因此而獲得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日後竟然會成為英國著名的細菌學家和青黴素的發明者。丘吉爾首相在二戰中的卓著功勳無須贅述,弗萊明教授發明的青黴素也不知拯救了多少過去根本無法拯救的生命,真是為全人類造福不淺。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位行善積德的農夫弗萊明所得的報酬是最高和最優厚的,也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