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張煒小說中的審父主題
【論文關鍵詞】張煒小說 審父 父子衝突 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審父始終是張煒作品的一個隱蔽主題。文章運用文藝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分析了“父子”衝突的主要形式，指出審父主題的實質是社會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作家張煒自1973年寫出至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篇小說《木頭車》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是當代文壇成績卓著、聲譽斐然的大家，特別是《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的相繼推出，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壇不可動搖的地位。自八十年代以來，張煒一直是評論界關注的焦點，但多是從社會歷史、文化哲學、道德倫理等角度進行論述。筆者欲另闢蹊徑，從審父主題人手，分析張煒小說中的父子關係以及父子衝突的主要形式，進而揭示審父主題的實質和文化內涵。
張煒小說中的人物往往處於“無父”的焦慮和憧憬的張力中。父親這一兒童世界中最為重要的角色往往退場至幕後，幻化為遙遠的記憶和母親口頭故事裡的“主人公”，或者被放逐他鄉，或者乾脆來個“死無對證”，父親只是一個虛幻的若隱若現的影子。這樣的兒童世界就出現了個巨大的空缺—“父的不在”，這無疑會讓兒童感到無比失望和焦慮。心理分析上“所謂‘不在的父親’，說父親或遠遊，或死亡，把兒子留在家中，兒子一方面巴不得父親早日回來重振家聲，另一方面卻又因父親不在而感到內疚，自認父親不在，自己要負上一份責任。”川在這父“不在場”的殘缺世界裡，“我”沉浸在大自然的懷抱享用童年的野花和漿果。“各種各樣的動物能夠伴我一生”，聽母親和外祖母講一個又一個悠遠的傳奇故事***《懷念與追憶》***。然而對父親的期盼和憧憬卻與日俱增，於是充分調動了自己的想像力，塑造一個個“理想的父親”形象，“我的父親是個詩人”***《遠山遠河》***、“照片上的人***父親***戴著禮帽，長了一雙火熱的眼睛，他年輕時清瘦、白淨、中等個子，那時候他忙得腳不沾地，從這座城走到那座城，有時還在山裡活動……在我眼裡他像個救星，像個最完美的英雄。”***《懷念與追憶》***《古船》中隋氏兄弟的父親更是個儒雅、博學、開明、仁愛的紳士，是一個整天騎著大紅馬四處還帳的儒商形象。想像中的父親形象無一不是英雄、強者的化身，他能給幼小的心靈以足夠的安全和撫慰，正是在這種想象中暫時忘卻了“無父”的焦灼和苦悶。
然而兒童心目中苦心經營的“理想父親”形象在現實面前往往是那麼脆弱、蒼白、不堪一擊。伴隨著“真實父親”的突然出場，“理想父親”倉徨退場。《懷念與追憶》中:“我心目中胸前佩癮大紅花的英雄父親，出現在我面前時卻是一個“瘦乾乾的老頭兒，揹著一卷破布出現在我們家門口。他不停地咳嗽，那一對眼珠像石頭做的一樣，硬而無光直僵僵地盯著屋裡的人。”，“我長到七、八歲，第一次看到父親時……我不敢去認這個從大山深處歸來的人，讓母親一夜夜盼望的人就是我的父親，並且又有這樣一雙冰冷的眼睛和……紙一樣黃的面孔。他身上臉上都是傷痕，臉上那道發紫的斜著的傷疤是世上最可怕最可恥的一道記號。我想吐，一個人怎麼可以有這樣的父親。”***《家族》***“對父親的失望，多半不是物質上的，而首先來自精神和人格方面，對父親失望往往是對整個人世間失望的第一步。面對這個卑微、可憐的父親，顯然已無法喚起兒子們人格上的尊重和敬仰，只剩下絕望沮喪，然而這個長期被遺忘的父親一旦登場，便利用父之名所代表的倫理道德和權威，變本加厲地要求償還應屬於他名下的威嚴和權利，對待子民近乎暴虐，以渲洩自己內心深處所承受的強大象徵秩序的重壓和“閹割焦慮”，這樣“真實父親”的兩面性就暴露無遺，在外，他軟弱可憐，充當象徵秩序的“兒子”，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瘦弱而乾硬的父親被人趕到了大海邊上，一老大命令他脫光，他最後還留下一條短褲，老大揮動棍子嚷叫，他才褪下最後的一絲布塔·一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擊倒我都有一種異常的感覺，一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勢太醜”***《家族》***，而一旦回到家中，他儼然又成了這個小王國的暴君，殘暴凶狠，不近人性，充分享受作為“父親”的權力，家是“父親”角色轉換的場所，緩解焦慮的地方。“脾氣是如此暴躁，好像從來不會說一句軟話，甚至也永遠不會笑了，他回來不到一個月就對媽媽發火，姥娘給氣得嗚嗚哭。”***《懷念與追憶》***“他生前是暴君，別人折磨他，他就折磨妻子和孩子。媽媽、姐姐和我受盡了屈辱，我自己帶著別人留給的傷疤，也帶著父親擊打的印痕。我身上疤痕累累……”，甚至用菜刀劈掉了姐姐的幸福***《遠行之囑》***。這樣暴虐和可憐的雙重結合的父親使兒子們羞辱難當，反抗這樣的家庭暴君，實際上就是反抗那些扭曲父性的社會強權和邪惡。
3父子鬥爭的主要形式
作家總是站在“兒子”的立場用審問、懷疑、批判、諷刺、否定、反抗、嘲弄乃至戲謔的目光審視父親和父親的生活世界。從而審父、就父一直是張煒小說的一個隱蔽主題。在張煒的小說中，父子衝突始終是基本情節推動力。“當然這裡談論的父親***或兒子***已不侷限於單純的血緣家庭範圍，而是更多的賦予了他們某種社會存在的符號內容，因而具有文學比擬上的寬泛所指。”張煒往往喜歡把處於僵局的雙方在血緣上拉到一起，彼此關聯著，而邪惡強大者往往是善良弱小者的父輩，他們正是靠著父親般的嚴厲和慈愛及代表的象徵秩序這多重的權威成功地對兒子進行身心的統治和迫害，因此，這種父子衝突註定是不公平的，結局無不例外是以兒子的失敗被放逐和自我流放而告終的。
3. 1逃亡
在張煒的小說中，父親形象往往被上升為一種代表權威、強力、僵化、邪惡的符號，是專斷獨權的男人。在他的迫害下，一大批兒子被迫踏上逃亡、避難的流浪路途。最早的要數老得、李芒、小織這批逐步覺醒的農村青年，為了逃避“強大”的父親肖萬昌、王三江的迫害遠遁他鄉。在******懷戀與追憶》、《柏慧》、******我的田園》等小說中“寧伽”因為受災難深重的父親的連累和折磨而流離失所，寄居於一個虛無的“繼父”名下，在南山裡流浪，後走進城市，然而由於“父親”的陰影一直籠罩在頭上，“我”飽受侮辱和苦難，從而直究造成這一系列苦難的根源，終於認清了正是一小撮人利用強權和暴力製造了著一場場血腥和恐怖，而他們則坐收漁利，他們是道貌岸然的學界泰斗—柏老，窮凶極惡、不學無術的瓷眼、裴所長及陰險狡詐的殷弓、飛腿等，他們利用強大的象徵秩序，製造了一幕幕人間慘劇，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樣真正醜惡的“父親”被揪了出來一社會強權，暴力和邪惡，審父由此變成了一種社會歷史批判和深刻的文化反思，批判矛頭直指“極左”意識形態，這也是張煒此類審父主題小說的真正用意所在。
3. 2搶奪話語權
在逃亡—流浪的路上，深受迫害的兒子進行深刻反思，認識到“父親”掌控的話語權是造成鬥爭不平等的根源，於是開始急需力量，展開了與“父親”爭奪話語權的鬥爭。原本“奇瘦，走路一擰一擰外號水蛇腰”的老得變得異常強壯，“小夥子把礁石舉上去，舉上去，兩個臂膀的肌肉聚成幾個疙瘩，顫抖著，慢慢地又滲出一層油來。那大石塊多沉啊，他的兩隻腳都深深地陷到沙子裡，礁石終於舉上去，舉過頭頂，強勁的胳膊鐵鉗似的手掌，這簡直是力的炫耀啊!”***《秋天的思索》***這多麼象希臘神話中推巨石上山的悲劇英雄西西弗啊!然而僅靠強壯的身體顯然還不足以同“父親”抗衡，在《秋天的憤怒》中，作家給老得強壯的體內注人了智慧和知識，老得變成了詩人李芒。李芒和小織在流亡的途上意識到要取得勝利，既要在物質，更要在精神上取得優勢，他們一面汲取知識的力量***李芒讀、寫詩***，一面學習先進的種黃煙技術。因為“知識即權力，知識與權力整合，知識***科技知識***成為一種當代話語。一種壓迫、排斥、控制的權力形式。而位居權力中心的“父親”們則千方百計阻止兒子們掌握知識，掌握話語權，肖萬昌不讓李芒參加大會發言而要自己出席即是不讓李芒掌握話語權。因此搶奪話語權成了鬥爭的焦點。當他們學成技術，重返故里時後，同“父親”肖萬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他們之所以能取得初步勝利，正是充分利用另一種話語權，即民間話語，是民間話語得到象徵秩序的認可與支援，戰勝“父親”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遠山遠河》中的“繼父”則粗暴阻撓“我”寫字，並撕毀“紙張”，這又是企圖不讓兒子進入象徵界，永遠霸佔話語權，好讓其永遠受他統治，因為象徵界是“符號的世界，是一種秩序***拉康語***”，只有進人象徵界才能被社會容納，才能作為主體而存在。而進人象徵界的唯一通道是語言，撕毀紙張是讓其永遠無法進人象徵界的明證。
3. 3“軾父”衝動
弗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描述了一個原始父親的形象。“在原始時期，人類分成許多小小的群體生活著，每個群體都受著一個強壯的男性的統治……那個強壯的男人是整個群體的主人和父親，他的權力無限，並且使用得十分野蠻。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財富……他的兒子們的命運就十分艱難，如果他們激起了父親的醋意，他們就要被殺死、閹割或驅逐。” “原始父親”的意象往往是人性惡的象徵。這一強壯野蠻的“原始父親”意象在張煒小說中一再顯形，只不過常常披上了文明的外衣。《遠行之囑》中那個醜陋、萎瑣而又殘暴的父親激起了“我”的極度仇恨，惟欲除之而後快，“說不定，他會發恨把我扼死，也說不定我會在他熟睡時給他一刀”。當母親忍受不了父親的折磨***自殺未遂後，“我”再也忍無可忍，“找到了那把刀子，一定把他殺了”。“就父”的衝動在姐姐的勸阻下未能實現，因此在“我”十九歲出門遠行前夜，我悄悄地把這把刀子藏在背囊裡，欲揹負著仇恨上路，姐姐發現後苦口婆心地勸阻，終於這把用來“就父”的刀子變成了“自衛”的工具，“就父”衝動再次化解。然而在《蜂巢》和《古船》中，“就父”終於付諸行動。《蜂巢》中的老班是一個流動部落的首領，“這傢伙如今有七十歲，他可遠比一般人強壯，腰背不弓不彎。他呼吸粗壯，像一頭健壯的老豬。”他依仗權力和力量，***凶殘，“所有的女人帳蓬他都鑽過，可大夥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父親越是殘暴，他的兒子越與其發生敵對現象，並且更巴不得他早日歸西，以便接掌其特權。但父親對由來已久的父性權威至死也不放手”。於是兒子只有訴諸武力，殺死父親，才能取得特權。小夥子金明企圖除掉老班，奪回自己的女人，結果被一群亂蜂咬死。老班甚至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終於被母女二人合力殺死。《古船》中四爺爺趙炳利用手中的權勢，極盡耳目聲色之好，借收“乾女兒”為名，長期霸佔窪狸鎮第一美女隋含章。趙炳是一副典型的“雄性動物首領”的模樣:魁梧健壯，四肢堅厚，臀部肥大，脖頸粗實，鼻孔洞闊，儼然是“原始父親”的形象。飽受蹂埔和侮辱的含章終於憤怒地把剪刀捅進了四爺爺的小腹。
值得玩味的是，兩次軾父行為都是由女性來實施的，這似乎隱晦地表達了張煒的女性主義立場:在父權制社會裡，受壓迫、遭殘害最深重的是女性，因此只有女性的反抗是最堅決、最徹底的。而兒子有朝一日都會成為父親，擁有父親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由於心中尚存一線希冀，因此他們的就父衝動總歸於平息。但作為女性只能永遠處於父權制的樊籬中，故而女性的解放惟有靠自身的鬥爭。
4審父的文化內涵
自“五四”以來，“審父”一直是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五四文化先驅們敏銳地發現，封建父權和整個封建制度的血脈聯絡，指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吳虞***，對封建父權進行了猛烈抨擊，自此審父成了作家的一個普遍情結。當然，不同的社會時代背景，審父的文化取向也有所不同。
父子衝突構成了張煒小說敘事的基本推動力，衝突的直接結果是審父乃至就父。父子衝突的一開始總是弱小無助的兒子節節敗退，被迫離家出走，並在漫長的流浪過程中成長成熟，逐漸發現父親也不過只是個受難者，於是同父親和解，一同對抗造成這深重災難的社會強權、邪惡勢力。這樣審父、就父最終成了超越傳統、超越歷史，重塑自我的道德自我拯救的方式。小說通過對這一經典“俄狄浦斯情結”的演繹，賦予了深刻的文化蘊旨:對權威、傳統、地位、歷史等代名詞的“能指父親”的審視與抗爭，實質上是進行了一場深刻、清醒的社會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論文摘要】審父始終是張煒作品的一個隱蔽主題。文章運用文藝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分析了“父子”衝突的主要形式，指出審父主題的實質是社會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作家張煒自1973年寫出至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篇小說《木頭車》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是當代文壇成績卓著、聲譽斐然的大家，特別是《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的相繼推出，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壇不可動搖的地位。自八十年代以來，張煒一直是評論界關注的焦點，但多是從社會歷史、文化哲學、道德倫理等角度進行論述。筆者欲另闢蹊徑，從審父主題人手，分析張煒小說中的父子關係以及父子衝突的主要形式，進而揭示審父主題的實質和文化內涵。
張煒小說中的人物往往處於“無父”的焦慮和憧憬的張力中。父親這一兒童世界中最為重要的角色往往退場至幕後，幻化為遙遠的記憶和母親口頭故事裡的“主人公”，或者被放逐他鄉，或者乾脆來個“死無對證”，父親只是一個虛幻的若隱若現的影子。這樣的兒童世界就出現了個巨大的空缺—“父的不在”，這無疑會讓兒童感到無比失望和焦慮。心理分析上“所謂‘不在的父親’，說父親或遠遊，或死亡，把兒子留在家中，兒子一方面巴不得父親早日回來重振家聲，另一方面卻又因父親不在而感到內疚，自認父親不在，自己要負上一份責任。”川在這父“不在場”的殘缺世界裡，“我”沉浸在大自然的懷抱享用童年的野花和漿果。“各種各樣的動物能夠伴我一生”，聽母親和外祖母講一個又一個悠遠的傳奇故事***《懷念與追憶》***。然而對父親的期盼和憧憬卻與日俱增，於是充分調動了自己的想像力，塑造一個個“理想的父親”形象，“我的父親是個詩人”***《遠山遠河》***、“照片上的人***父親***戴著禮帽，長了一雙火熱的眼睛，他年輕時清瘦、白淨、中等個子，那時候他忙得腳不沾地，從這座城走到那座城，有時還在山裡活動……在我眼裡他像個救星，像個最完美的英雄。”***《懷念與追憶》***《古船》中隋氏兄弟的父親更是個儒雅、博學、開明、仁愛的紳士，是一個整天騎著大紅馬四處還帳的儒商形象。想像中的父親形象無一不是英雄、強者的化身，他能給幼小的心靈以足夠的安全和撫慰，正是在這種想象中暫時忘卻了“無父”的焦灼和苦悶。
然而兒童心目中苦心經營的“理想父親”形象在現實面前往往是那麼脆弱、蒼白、不堪一擊。伴隨著“真實父親”的突然出場，“理想父親”倉徨退場。《懷念與追憶》中:“我心目中胸前佩癮大紅花的英雄父親，出現在我面前時卻是一個“瘦乾乾的老頭兒，揹著一卷破布出現在我們家門口。他不停地咳嗽，那一對眼珠像石頭做的一樣，硬而無光直僵僵地盯著屋裡的人。”，“我長到七、八歲，第一次看到父親時……我不敢去認這個從大山深處歸來的人，讓母親一夜夜盼望的人就是我的父親，並且又有這樣一雙冰冷的眼睛和……紙一樣黃的面孔。他身上臉上都是傷痕，臉上那道發紫的斜著的傷疤是世上最可怕最可恥的一道記號。我想吐，一個人怎麼可以有這樣的父親。”***《家族》***“對父親的失望，多半不是物質上的，而首先來自精神和人格方面，對父親失望往往是對整個人世間失望的第一步。面對這個卑微、可憐的父親，顯然已無法喚起兒子們人格上的尊重和敬仰，只剩下絕望沮喪，然而這個長期被遺忘的父親一旦登場，便利用父之名所代表的倫理道德和權威，變本加厲地要求償還應屬於他名下的威嚴和權利，對待子民近乎暴虐，以渲洩自己內心深處所承受的強大象徵秩序的重壓和“閹割焦慮”，這樣“真實父親”的兩面性就暴露無遺，在外，他軟弱可憐，充當象徵秩序的“兒子”，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瘦弱而乾硬的父親被人趕到了大海邊上，一老大命令他脫光，他最後還留下一條短褲，老大揮動棍子嚷叫，他才褪下最後的一絲布塔·一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擊倒我都有一種異常的感覺，一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勢太醜”***《家族》***，而一旦回到家中，他儼然又成了這個小王國的暴君，殘暴凶狠，不近人性，充分享受作為“父親”的權力，家是“父親”角色轉換的場所，緩解焦慮的地方。“脾氣是如此暴躁，好像從來不會說一句軟話，甚至也永遠不會笑了，他回來不到一個月就對媽媽發火，姥娘給氣得嗚嗚哭。”***《懷念與追憶》***“他生前是暴君，別人折磨他，他就折磨妻子和孩子。媽媽、姐姐和我受盡了屈辱，我自己帶著別人留給的傷疤，也帶著父親擊打的印痕。我身上疤痕累累……”，甚至用菜刀劈掉了姐姐的幸福***《遠行之囑》***。這樣暴虐和可憐的雙重結合的父親使兒子們羞辱難當，反抗這樣的家庭暴君，實際上就是反抗那些扭曲父性的社會強權和邪惡。
3父子鬥爭的主要形式
作家總是站在“兒子”的立場用審問、懷疑、批判、諷刺、否定、反抗、嘲弄乃至戲謔的目光審視父親和父親的生活世界。從而審父、就父一直是張煒小說的一個隱蔽主題。在張煒的小說中，父子衝突始終是基本情節推動力。“當然這裡談論的父親***或兒子***已不侷限於單純的血緣家庭範圍，而是更多的賦予了他們某種社會存在的符號內容，因而具有文學比擬上的寬泛所指。”張煒往往喜歡把處於僵局的雙方在血緣上拉到一起，彼此關聯著，而邪惡強大者往往是善良弱小者的父輩，他們正是靠著父親般的嚴厲和慈愛及代表的象徵秩序這多重的權威成功地對兒子進行身心的統治和迫害，因此，這種父子衝突註定是不公平的，結局無不例外是以兒子的失敗被放逐和自我流放而告終的。
3. 1逃亡
在張煒的小說中，父親形象往往被上升為一種代表權威、強力、僵化、邪惡的符號，是專斷獨權的男人。在他的迫害下，一大批兒子被迫踏上逃亡、避難的流浪路途。最早的要數老得、李芒、小織這批逐步覺醒的農村青年，為了逃避“強大”的父親肖萬昌、王三江的迫害遠遁他鄉。在******懷戀與追憶》、《柏慧》、******我的田園》等小說中“寧伽”因為受災難深重的父親的連累和折磨而流離失所，寄居於一個虛無的“繼父”名下，在南山裡流浪，後走進城市，然而由於“父親”的陰影一直籠罩在頭上，“我”飽受侮辱和苦難，從而直究造成這一系列苦難的根源，終於認清了正是一小撮人利用強權和暴力製造了著一場場血腥和恐怖，而他們則坐收漁利，他們是道貌岸然的學界泰斗—柏老，窮凶極惡、不學無術的瓷眼、裴所長及陰險狡詐的殷弓、飛腿等，他們利用強大的象徵秩序，製造了一幕幕人間慘劇，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樣真正醜惡的“父親”被揪了出來一社會強權，暴力和邪惡，審父由此變成了一種社會歷史批判和深刻的文化反思，批判矛頭直指“極左”意識形態，這也是張煒此類審父主題小說的真正用意所在。
3. 2搶奪話語權
在逃亡—流浪的路上，深受迫害的兒子進行深刻反思，認識到“父親”掌控的話語權是造成鬥爭不平等的根源，於是開始急需力量，展開了與“父親”爭奪話語權的鬥爭。原本“奇瘦，走路一擰一擰外號水蛇腰”的老得變得異常強壯，“小夥子把礁石舉上去，舉上去，兩個臂膀的肌肉聚成幾個疙瘩，顫抖著，慢慢地又滲出一層油來。那大石塊多沉啊，他的兩隻腳都深深地陷到沙子裡，礁石終於舉上去，舉過頭頂，強勁的胳膊鐵鉗似的手掌，這簡直是力的炫耀啊!”***《秋天的思索》***這多麼象希臘神話中推巨石上山的悲劇英雄西西弗啊!然而僅靠強壯的身體顯然還不足以同“父親”抗衡，在《秋天的憤怒》中，作家給老得強壯的體內注人了智慧和知識，老得變成了詩人李芒。李芒和小織在流亡的途上意識到要取得勝利，既要在物質，更要在精神上取得優勢，他們一面汲取知識的力量***李芒讀、寫詩***，一面學習先進的種黃煙技術。因為“知識即權力，知識與權力整合，知識***科技知識***成為一種當代話語。一種壓迫、排斥、控制的權力形式。而位居權力中心的“父親”們則千方百計阻止兒子們掌握知識，掌握話語權，肖萬昌不讓李芒參加大會發言而要自己出席即是不讓李芒掌握話語權。因此搶奪話語權成了鬥爭的焦點。當他們學成技術，重返故里時後，同“父親”肖萬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他們之所以能取得初步勝利，正是充分利用另一種話語權，即民間話語，是民間話語得到象徵秩序的認可與支援，戰勝“父親”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遠山遠河》中的“繼父”則粗暴阻撓“我”寫字，並撕毀“紙張”，這又是企圖不讓兒子進入象徵界，永遠霸佔話語權，好讓其永遠受他統治，因為象徵界是“符號的世界，是一種秩序***拉康語***”，只有進人象徵界才能被社會容納，才能作為主體而存在。而進人象徵界的唯一通道是語言，撕毀紙張是讓其永遠無法進人象徵界的明證。
3. 3“軾父”衝動
弗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描述了一個原始父親的形象。“在原始時期，人類分成許多小小的群體生活著，每個群體都受著一個強壯的男性的統治……那個強壯的男人是整個群體的主人和父親，他的權力無限，並且使用得十分野蠻。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財富……他的兒子們的命運就十分艱難，如果他們激起了父親的醋意，他們就要被殺死、閹割或驅逐。” “原始父親”的意象往往是人性惡的象徵。這一強壯野蠻的“原始父親”意象在張煒小說中一再顯形，只不過常常披上了文明的外衣。《遠行之囑》中那個醜陋、萎瑣而又殘暴的父親激起了“我”的極度仇恨，惟欲除之而後快，“說不定，他會發恨把我扼死，也說不定我會在他熟睡時給他一刀”。當母親忍受不了父親的折磨***自殺未遂後，“我”再也忍無可忍，“找到了那把刀子，一定把他殺了”。“就父”的衝動在姐姐的勸阻下未能實現，因此在“我”十九歲出門遠行前夜，我悄悄地把這把刀子藏在背囊裡，欲揹負著仇恨上路，姐姐發現後苦口婆心地勸阻，終於這把用來“就父”的刀子變成了“自衛”的工具，“就父”衝動再次化解。然而在《蜂巢》和《古船》中，“就父”終於付諸行動。《蜂巢》中的老班是一個流動部落的首領，“這傢伙如今有七十歲，他可遠比一般人強壯，腰背不弓不彎。他呼吸粗壯，像一頭健壯的老豬。”他依仗權力和力量，***凶殘，“所有的女人帳蓬他都鑽過，可大夥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父親越是殘暴，他的兒子越與其發生敵對現象，並且更巴不得他早日歸西，以便接掌其特權。但父親對由來已久的父性權威至死也不放手”。於是兒子只有訴諸武力，殺死父親，才能取得特權。小夥子金明企圖除掉老班，奪回自己的女人，結果被一群亂蜂咬死。老班甚至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終於被母女二人合力殺死。《古船》中四爺爺趙炳利用手中的權勢，極盡耳目聲色之好，借收“乾女兒”為名，長期霸佔窪狸鎮第一美女隋含章。趙炳是一副典型的“雄性動物首領”的模樣:魁梧健壯，四肢堅厚，臀部肥大，脖頸粗實，鼻孔洞闊，儼然是“原始父親”的形象。飽受蹂埔和侮辱的含章終於憤怒地把剪刀捅進了四爺爺的小腹。
值得玩味的是，兩次軾父行為都是由女性來實施的，這似乎隱晦地表達了張煒的女性主義立場:在父權制社會裡，受壓迫、遭殘害最深重的是女性，因此只有女性的反抗是最堅決、最徹底的。而兒子有朝一日都會成為父親，擁有父親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由於心中尚存一線希冀，因此他們的就父衝動總歸於平息。但作為女性只能永遠處於父權制的樊籬中，故而女性的解放惟有靠自身的鬥爭。
4審父的文化內涵
自“五四”以來，“審父”一直是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五四文化先驅們敏銳地發現，封建父權和整個封建制度的血脈聯絡，指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吳虞***，對封建父權進行了猛烈抨擊，自此審父成了作家的一個普遍情結。當然，不同的社會時代背景，審父的文化取向也有所不同。
父子衝突構成了張煒小說敘事的基本推動力，衝突的直接結果是審父乃至就父。父子衝突的一開始總是弱小無助的兒子節節敗退，被迫離家出走，並在漫長的流浪過程中成長成熟，逐漸發現父親也不過只是個受難者，於是同父親和解，一同對抗造成這深重災難的社會強權、邪惡勢力。這樣審父、就父最終成了超越傳統、超越歷史，重塑自我的道德自我拯救的方式。小說通過對這一經典“俄狄浦斯情結”的演繹，賦予了深刻的文化蘊旨:對權威、傳統、地位、歷史等代名詞的“能指父親”的審視與抗爭，實質上是進行了一場深刻、清醒的社會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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