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都城在哪裡

　　夏朝諸侯國商部落首領商湯率諸侯國於鳴條之戰滅夏後在亳***今商丘***建立商朝。之後，商朝國都頻繁遷移，至其後裔盤庚遷殷***今安陽***後，國都才穩定下來，在殷建都達二百七十三年，所以商朝又稱為“殷”或“殷商”。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歡迎大家閱讀。

　　夏朝末年，商的勢力由黃河下游發展到中游，滲透到夏的統治地區，建立了強大的部落聯盟，開始向奴隸制過渡。相傳商的始祖契曾幫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於商，以後就以“商”來稱其部落***或部族***。所以他的後世子孫商湯滅夏後，就以“商”作為國號，定都亳***今河南商丘***。

　　統治階級貪婪本性，決定了王室內部為權力和利益鬥爭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記·殷本紀》中記載;“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從仲丁算起，經九世正好到盤庚時期，說明這一期間商王室內部為爭奪王位，內亂不止，致使外患不斷。

　　這期間，商王朝曾多次遷都。《竹書紀年》記載，商王仲丁“自亳遷於囂”、河甲“自囂遷於相”、祖乙遷邢***今邢臺市***、南庚“自邢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

　　關於商朝的另一個都城——耿都。公元前1525年，祖乙不滿相都***今河南內黃***把國都遷到了耿地***今山西河津***，一年後，祖乙就因河患復遷都邢***今河北邢臺***。因其為都僅僅一年，史學界就把祖乙遷耿略去不談。

　　從文獻記載可以知道，商代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家機構，有各種職官、常備的武裝***左中右三師***，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規等等。但上述這幾個都城，它們與文獻中記載的名字是甚麼關係，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陽殷墟是盤庚以後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較一致。

　　對商代歷史上多次遷都的原因，史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從《尚書·盤庚篇》中看到，遷都與內部的政治鬥爭有一定關係。如盤庚雖然聲稱“視民利用遷”***為人民的利益而決定遷都***，但對那些不聽命令的人，他發出了“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我要將他們斬盡殺絕，不讓***留在新邑***的威脅，反映了內部爭鬥的激烈。

　　盤庚遷殷以後，王室內部的矛盾得到緩解，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盤庚被稱為“中興”之主，併為武丁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基礎。

　　商朝的首都為***繁遷移

　　商朝從湯開始，到紂滅亡，共傳十七代三十一王，近六百年。約當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商朝歷史上有一個很顯著的現象，就是都城屢遷。湯最初建都於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後五遷：中丁遷都於隞***今河南滎陽北敖山南***;河亶甲遷都於相***今河南安陽市西***，祖乙遷都於邢***今河南溫縣東***;南庚遷都於奄***今山東曲阜舊城東***，盤庚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西北***。盤庚遷殷，在商朝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從湯至陽甲，傳十代十九王，約三百年，為商朝前期。在此之後，從盤庚至紂，傳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為商前後期。由此可見，都城屢遷，確切地說，應該是指商朝前期。

　　關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水災”說;二、“遊牧”、“遊農”說，三、“去奢行儉”說，四、“王位紛爭”說。

　　“水災”說試圖從自然災禍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但它舉不出一條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水災逼迫商人遷都。相反，從湯至中丁，傳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軍，難道這麼長一段時間河水就役有鬧災嗎?而且從武丁到紂卜辭多次記載洹水氾濫為害殷都，但殷人並未因此遷都。為何盤度之後水災不能逼人遷都，而盤庚之前水災卻能逼人遷都呢?另外，南朝的幾個都城全在黃河兩岸，尤其是中丁由亳遷隞和盤庚由奄遷殷，越遷越向河濱，這種現象用“水災”說是無法解釋的。

　　“遊牧”、“遊農”說試圖從社會生產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遊牧”說認為，商人在盤庚遷殷之前還是遷徙無定的遊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有初步的農業，由遊牧經濟轉入農業經濟，因此有了定居傾向。但商代卜辭和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商代前期，農業己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所以，此說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

　　“遊農”說認為，商代的農業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現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採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來代替笨拙的生產工具開闢原野，把林莽燒平後，在灰土上播種。他們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盡，便需改換耕地，不得不經常遷徙。“遊農”經濟是商人都城屢遷的原因所在。

　　但考古資料證明，鄭州和小屯兩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鐮和石斧都很近似。這兩地正好一個代表商代前期，一個代表商代晚期。商代農業生產已使用少量青銅器。目前出土的幾件青銅農具，商代前後期的數量也大體相當。這說明商代前後期農業生產工具並未發生重大變化，同樣是“笨拙”的。至於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說》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一種方法，根本與農業無關，至於說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汜勝之書》說：“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卜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遊農”說的論據經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災”說一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後，商都穩定的史實。所以，“遊農”說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說和“王位紛爭”說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去奢行儉”說認為“抑制奢侈，倡導儉樸，藉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此說多少有點合理成分。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儲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既遷之後，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應該施惠於民，要永遠潔淨你們那顆和國王一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後照樣存在。為什麼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說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象，卻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王位紛爭”說，根據《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的記載，注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裡找到證據。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說：“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雲‘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上的***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並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那麼，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為什麼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後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貴族勢力膨脹，表現在經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在政治上，是弒君篡位。鬥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藉助天時、地利與人和。天時，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惟獨地利，誰佔有它，就屬於誰。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並足以威脅王權，那麼，貴族一定佔有地利。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仍舊很低。在那種社會發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略措施。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諮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將遷之時，盤庚發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就是說，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可見盤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既遷之後，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並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這說明通過遷都，鎮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製發生變化。商王繼統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盤庚處於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遷殷後商王繼統法出現以弟為直系並終於轉變為傳子的新情況。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後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王位紛爭”說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