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改革的歷史評價

　　赫魯曉夫的改革無疑是蘇聯歷史上深刻而沉重的一筆,可以說蘇聯最終之所以解體,與赫魯曉夫的改革有著不容割裂的關聯。然而,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我們必須看到赫魯曉夫的改革也並非完全敗,還是有一些經驗值得總結和思考，那麼接下來一起看下。

　　赫魯曉夫在其執政的十年中，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大力推進了改革，其中有些措施不乏體現了當政者的創見和魄力。但是，改革並沒有獲得特別顯著的成效。這裡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斯大林時期體制的弊端主要表現為個人專斷、過分高度集權，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其主要根源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不健全。赫魯曉夫能比較清楚地看到斯大林體制造成的一些弊病，因而，他在政治改革中較注意擴大各地和基層組織的權力，限制中央某些方面的過分集權。但是，他的認識是頗不深刻的。他沒有深入揭露產生這些弊病的原因，而是把斯大林時期體制的某些弊病歸結於領導的個人性格，這樣也就不可能針對過分集權的政治領導體制的缺陷，提出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採取相應的根本性改革措施。因此，他在反對斯大林個人專斷的同時，逐步集黨政大權於一身，走上了個人專斷的老路。

　　由於政治改革缺乏始終如一的目標，常常是農業管理不行抓農業部門的改革，工業部門不行，抓工業部門的改革;政法系統不行，抓政法系統的改革。而且，在這些改革措施之間缺少有機的聯絡。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改革方法，根本消除不了斯大林時期體制弊端的根源，甚至還會墮入舊體制的覆轍。

　　事實表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政治改革不抓住舊體制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上存在的主要弊端，不致力於消除造成該體制弊端的主要根源，就既不能確定政治改革的目標，也不能提出有效的措施。其結果只能是勞而無功，故態復萌。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政治改革，主要是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組織制度等具體制度的改革。這種改革是十分複雜、十分艱鉅的。赫魯曉夫對此認識不足，在其執政過程中，他借權力，推行改革，很少考慮客觀條件與可能。他執政十年，改革十年，年年都有改組或變動。執政之初，他就下令限制“克格勃”的權力，改組黨的最高領導機構;1954年提出幹部隊伍的機構改革，按知識和管理能力升降幹部;1955年開始擴大部門和各地及基層組織領導人的權力，1956年反對個人迷信，限制個人專斷;1957年管理體制大改革，設立經濟行政區;1958年廢除大清洗時期制定的各種違背法制的法律、法規，推行車間管理制;1959年宣佈擴大社會管理，設立同志審判會、成立人民志願糾察隊。

　　1960年撤銷蘇聯內務部，限制幹部特權;1961年釋出新黨綱，提出新路線;1962年改革黨的機構和組織;1963年繼蘇共“二十大”之後再次平反大批冤假錯案;合併機構，成立新的管理部門;1964年發表意見書，準備全面改革幹部制度，臨下臺前夕，還撤銷丁國防部。這種急速推進，全線出擊的改革，往往調查研究不夠，準備不足，使改革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比如，象1957年經濟體制大改革這樣的行動，赫魯曉夫從產生念頭，提出建議，到通過具體實施方案，前後僅僅一個多月，既不廣泛徵求意見，又不搞試點，就匆忙鋪開，結果一下打亂了管理體制，造成了很大混亂。再如，象取消石油部和國防工業部等比較重要的部門，他原先並無打算，只是在最高會議休會間隙的走廊內匆匆商定。政治改革的決策這樣隨便，難免不帶有盲目性。其結果是破得快，立得慢，而且有些立起來的新制度一下子不能適應客觀實際，這樣便出現立的跟不上破的，上層越改越亂，下層無所適從，不少部門的改革，甚至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被動局面。赫魯曉夫政治改革中的破立失調，很快造成經濟上的困境。而改革一旦失去經濟發展的依託，必然失去平衡，這樣就會使本來十分艱難的改革事業，變得更加難以駕馭。

　　赫魯曉夫在政治改革中雖然多次宣佈過：“必須大力發展蘇維埃民主，消除 —切阻礙它全面發展的東西。”但是，在政治改革中，他從未把民主作為改革所追求的一個目標，而只是把民主作為改革的手段。在他的改革實踐中，起初為了獲得群眾的支援，曾把有些改革方案在全國範圍展開討論，不過這種討論多為形式。討論後，赫魯曉夫提出的方案基本上原封不動地得到全民“擁護”;有時，討論重大決策的中央全會還有成千位知名人土、黨的工作者和積極分子被邀請出席，但在實際上，掌聲和歡呼聲淹沒了不同意見。結果，民主便成為赫魯曉夫個人決斷的點綴。後來，這種形式上的民主也逐漸被取消，改革便成為個人權力意志的體現。

　　事實上，政治改革若不把民主作為一個目標，便不能動員群眾支援改革，而單純把民主作為改革的手段，必然不能獲得群眾持久的支援，改革也很快就會失去群眾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當改革決策—旦出現失誤，或者由於改革的全線出擊，而遇到種種習慣勢力的抵制時，改革就難以衝破阻力。眾所周知，在斯大林時期的體制下，各級幹部的職位和他們的切身利益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赫魯曉夫在改革中以種種名義多次把大批幹部趕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派往農村，有的降級撤免。這樣就在幹部階層中形成了—股抵制改革的消極勢力。隨著赫魯曉夫多次機構改革的失敗和挫折，這股勢力有增無減。而全線出擊式的改革擾動了整個社會。很明顯，在赫魯曉夫時期改革的過程中，改革所依靠的力量日益喪失，而抵制改革的勢力日益增長。於是，改革的形勢日益嚴重。最後，當赫魯曉夫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斯大林時期體制的核心——蘇聯共產黨時，各種惰性力量便聚集起來，終於使改革夭折。

　　社會主義國家龐大複雜的政治體制是在黨的基本方針政策指導下，依照舊家憲法、法律、法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制度、機構設定等具體制度的任何改革，實際上都是對黨和國家基本方針政策的某些調整。我們如果把黨和國家的政治體制看作—架完整的機器，那麼，黨的基本方針政策便是這架機器的主要構件，而各項具體政策規定便是這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在改革中，只注意基本方針政策上的變動，不重視具體方針政策的相應調整，改革就難以暢行，甚至有可能中途流產。在赫魯曉夫時期政治改革的實踐中，雖然在變動基本方針政策時，曾對一些具體政策作過變動，但是基本上只是忙於改革實踐，迷戀於改革的聲勢和規模，疏忽總結改革實踐的經驗和教訓，不重視用實踐的經驗和教訓來修正改革的措施，調整有關的具體方針政策。這是他許多改革措施不能很好奏效、許多改革成果不能鞏固的重要原因。

　　例如，赫魯曉夫提倡幹部任期制和輪換制，並在蘇共“二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上作了相應的規定。但是：他並沒有注意到斯大林時期的體制中幹部終身制的根本原因，也沒有根據黨章上的新規定，提出保證實施的具體的方針政策。結果，幹部輪換製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現，而於部任期制，終難實施。再如，赫魯曉夫時期在政治改革中也曾提出擴大蘇維埃的權力，發揮它的職能。但是，他在這方面實施的改革沒能奏效。共根本原因，就是隻調整斯大林時期的體制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不注意調整與此相關的某些具體的方針政策，不注意制定相應的保證措施。而他別出心裁地通過改革黨的體制，使黨更有效地干預經濟、行政事務。這樣做的結果可能較有利於黨對經濟、行政事務的有效領導。但是，黨政不分依然如故。而發揮蘇維埃職能的改革措施，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