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頭
[拼音]：zhixing
中國哲學的一對重要範疇。知指知識、知覺、思想、認識；行指行為、行動、踐履、實踐。古人討論知行問題，多從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關係立論，但也包含著一般認識論意義。直到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特別是近代的孫中山，才逐漸賦予知行以比較純粹的認識論意義。毛澤東則在科學意義上規定了知行範疇的確切內涵，使之成為辯證唯物論認識論中的主要範疇。
在中國，知行範疇出現很早。《左傳·昭公十年》(公元前532)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的說法。《古文尚書·說命中》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思想。到近代，孫中山有“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的唯物知行觀。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提出“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的知行統一觀。知行學說在中國經過了20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有獨特風格的中國哲學的認識理論。
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知行問題，本質不在於“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和“行易知艱”，而在於知識的來源問題及同它相聯絡的求知的途徑、方法和檢驗知識真偽的標準問題。
先秦知行觀
知識的來源問題，春秋末期的孔子首先作了回答。他認為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生而知之”的觀點表現了割裂知行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傾向；“學而知之”的觀點，又表現了重視後天學習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傾向。 孔子所謂 “學”，實兼“知”、“行”二義。他認為“行”比“知”重要，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但他講的“行”，主要是指統治階級要求的道德修養活動，沒有把行看作知的來源。
戰國初期的墨子把認識的來源歸到“聞之見之”的感覺經驗，認為概念是客觀實在的反映。他說，判斷一個人能否辨知白黑，“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貴義》）。以行測知，這是有合理因素的知行觀，不過他這裡說的“行”只是一種簡單的選取活動，還不是科學的實踐概念。
先秦道家的老子提出“不行而知”的觀點，說“不出戶，知天下”（《老子》四十七章），否定感覺和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莊子徹底發展了老子的唯心主義認識路線，從根本上否定人們認識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定真理的客觀標準，從相對主義走向了懷疑論和不可知論。
孔子之後，先秦儒家發生了分化。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先驗論方面，認為人天生就有“不慮而知”的“良知”和“不學而能”的“良能”，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則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知行觀中的唯物主義因素，強調人的一切知識都來源於感官對外物的接觸，系統的知識來源於學習和經驗的積累。荀子還把“行”引進認識論，對知行關係作了深入探討。他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荀子的知行觀是先秦認識論所達到的最高成就。
兩漢隋唐知行觀
兩漢時期，董仲舒宣揚唯心主義的天意決定論，認為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內容都是天賦的，認識的目的就是知“天意”。東漢的王充則尖銳地批判了所謂聖人“不學自知”、“前知千歲，後知萬世”的先驗論觀點，強調“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聖賢不能性（生）知，須任耳目以定情實”。王充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知識和技能來源於“日見日為”的親身實踐，並主張用效驗來考察各種知識、言論的虛實和真偽。
隋唐佛學關於知行問題的論述，在中國知行觀歷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佛教各派為使人們超脫塵世，從精神上皈依佛國樂土，提出了各種不同的修行理論與方法，體現出具有特殊形態的知行學說。佛教哲學中的知行問題，離不開宗教義理和宗教實踐的關係，教人如何逃避現實生活。不過其形態各有不同，有的偏重領悟宗教義理，表現出重知輕行的傾向，如華嚴宗；有的主張止觀兼習、定慧雙修，表現出知行並重的傾向，如天台宗；有的主張“定慧等學”，表現出知行合一的傾向，如禪宗。佛教哲學中的知行觀對宋明以後的各種唯心主義知行學說產生了深刻影響。
宋元明清知行觀
宋元明清時期，出現了各種系統的知行理論，知行問題成為當時哲學鬥爭的一個重要側面。 宋代程朱學派首先提出了知先行後說。 如程頤說“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程氏遺書》卷二十五）。知不依賴於行，“人力行，先須要知”，“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程氏遺書》卷十八）。他始終把“知”放在決定性的地位。朱熹發展並完善了這種知先行後的理論。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朱熹雖然說“論先後，知為先”，但畢竟較多地注意到了知行互相依賴和互相促進的關係，認為二者相須互發。明代王守仁在認識路線上和程朱並無二致，但是他反對“將知行分做兩件去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論。他認為，“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和聞惡臭屬知，好好色和惡惡臭屬行，二者是同時發生的，知和行不過是觀念上的不同層次而已。他把好惡的感情也叫做行，這就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以致以知代行，抹煞了作為主觀見之於客觀活動的行。王守仁“知行合一”說的宗旨是，“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傳習錄下》）。和程朱一樣，王守仁的知行學說最後也是一種道德修養論。
明清之際，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了宋明以來的各種唯心主義知行觀，建立了“行先知後”、“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並進而有功”的比較完備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學說。他批評程朱的知先行後說，認為它割裂了知和行的統一，在二者之間“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又批評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認為它抹煞了知和行的界限，“以其所知為行”，“銷行以歸知”，實質上也是一種知先說。他認為，一切唯心主義知行觀“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為知者也”，都是以知和行、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他明確提出“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的思想，認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突出地論述了行優於知、行高於知的思想。他還注意到知對行的反作用，認為二者既有“先後之序”，又“互相為成”，把知和行的同功並進描述為一個“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則知之”的迴圈往復、無窮髮展的過程。王夫之的知行學說達到了古代唯物主義的最高水平，但有把認識論問題倫理化的傾向，而不能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
近代知行觀
知行問題在中國近代哲學鬥爭中仍佔有重要地位。 資產階級改良派 “貴知不貴行”，“必先求知而後行”；資產階級革命派則主張“恃革命開民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鮮明地表現了兩條認識路線的對立。這一時期對知行學說貢獻最大的是孫中山。他提出的知難行易說，旨在破除“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的畏難苟安心理，激發人們“無所畏而樂於行”的積極奮鬥精神;在理論上肯定行先知後，行是知的基礎和來源，又十分強調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自覺地運用“因知以進行”的原理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
孫中山知行學說的特點，是把知行當作認識論問題來探討。他所說的“知”，是指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他所說的“行”，包括科學試驗和資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活動。這對中國傳統的知行學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他的知行學說也有把知難行易絕對化和主張“知行分任”的形而上學錯誤。
2000多年來，中國的哲學家們對知和行的關係，作了許多可貴的探索，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以後，依據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建立起真正科學的知行觀。毛澤東的《實踐論》深刻地闡明瞭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問題作了科學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