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虎牢之戰

[拼音]：wen-yi-ming-dao

中國古代文論的一種觀念，是對文學作品中“文”與“道”關係的概括說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觀事物的規律，又把儒家的“聖人”看作客觀規律的體現者，總理天地萬物的樞紐，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漢代的揚雄則在《太玄·玄瑩》、《法言·吾子》等篇中，進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問題，而最好體現自然之道的，他認為是儒家的聖人及其經書，所以又把明道與“宗經”、“徵聖”聯絡起來。這些初步的明道的思想，給了後來的劉勰以直接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不僅設有《原道》篇，而且更加明確地論述了文以明道的問題：“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原道》篇）。強調“文”是用來闡明“道”的。

唐代古文運動，為了反對六朝綺靡之風，曾把“文以明道”作為其理論綱領。如古文運動的先驅者柳冕就曾說過：“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韓愈作為古文運動的領袖，詩中雖有“文書”、“傳道”之語，卻並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與道的關係說：“文者，貫道之器也。”實際上反映了韓愈的文學思想。這裡說的“文以貫道”，實即“文以載道”。韓愈曾多次說過：“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書》)韓愈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堯、舜、禹、湯、周公、孔、孟之道。但韓愈又是一位文學家，他重“道”並不輕“文”。朱熹批評他“平生用力精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就說明了這一點。柳宗元也主張“文以明道”，他曾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彩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在文與道的關係上，韓、柳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兩人對“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韓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復自魏晉以後中斷了的儒家“道統”；柳宗元比較注重治世之道即“輔時及物”(《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利於人，備於事”（《時令論》）的“理道”（《與李翰林建書》），從社會需要出發，重在經世致用，比韓愈的“道”較有進步意義。

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歐陽修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沿著韓愈的方向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韓愈所講的“道”，除了“仁義”外，就是《大學》裡講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比較抽象。歐陽修則反對“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從日常百事著眼，“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與張秀才第二書》），並且主張“載道”要能“載大”，即載歷史上和現實中與國家、社會有關的大事件，惟其“載大”，才能“傳遠”。在文的方面，歐陽修明確認識到“文”的相對獨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強調應當“文與道俱”，反對因重道而輕文。

到了宋代，理學興盛，情況起了變化，理學家們不是重道輕文，就是將“文”與“道”對立起來。北宋的理學家周敦頤是第一個明確標榜“文以載道”的人，他在《通書·文辭》中強調指出：“文所以載道也。”但他所說的“文以載道”，與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當作“道”的運載工具，“載道”如車載物，車是車，物是物，這比起古文家文道結合的主張顯然是一種倒退。周敦頤在《通書·陋》中又說：“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矣。陋矣。”更表現了他重道輕文的傾向。而且，理學家所說的“道”，也與古文家不同，他們的“道”雜有心性義理之學的內容，其哲學基礎是唯心的。周敦頤之後，程顥、程頤將其重道輕文的主張，向更加片面的方向發展，甚至認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對立起來。南宋理學家朱熹則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又說：“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答呂伯恭》）他主張“文”統一於“道”，反對李漢的“文者，貫道之器”和歐陽修的“文與道俱”說法。朱熹認為“道外無物”，沒有離開“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現形式或反映。這從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看，有其合理的核心，但也帶著理學家排斥純文學的偏見。

程、朱之後，理學成了儒家的正統，在其後的幾百年中，對文道關係的種種意見，便主要表現為宣揚理學與反對理學的鬥爭。陳亮在《送吳允成運幹序》中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這正是理學家的致命傷。在“文”與“道”的關係上，他們所強調的“道”，其片面性也表現在這裡。明清時期，反理學的鬥爭十分激烈，李贄對於“假道學”的批判，在當時曾產生了重大影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對雕蟲篆刻的形式主義作品，主張明道致用。黃宗羲提出：“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李杲堂墓誌銘》)顧炎武認為：“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他們所說的“道”，與理學家脫離實際、空談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清代的章學誠，對六朝以來關於文道關係的論爭作了總結，他的《文史通義》有《原道》三篇，專門論“道”。他反對“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這是他論“道”的基本觀點。在《原道下》中，他談到文與道的關係；“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為一己之名也。”這裡說的基本精神，就是從實際出發為文章，使“文”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這樣的“文”就符合“道”，這就是“文”與“道”的統一。韓愈只講“約六經之旨而為文”，章學誠的重要發展是“隨時撰述以究大道”。所謂“隨時”，就是要合乎時代的實際需要，針對時弊而發。他所說的“道”的內涵，雖以儒家思想為主，卻又突破了儒家之道。他認為:“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原道上》）“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詩教上》)這些，都與封建衛道者不同。章學誠也很重視“文”的特點與規律，他說:“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辨似》)所謂“文自有理”就肯定了“文”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規律，不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也不同意“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彩以為愉悅”的說法。在封建社會的文論家中，章學誠的文道統一論，被認為是古代文論中比較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