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古斯傳

[拼音]：Hufeng

現代文藝理論批評家、詩人、翻譯家。原名張光人。除胡風外，還有谷非、高荒、張果等筆名。出生於湖北蘄春縣一個小商販家庭。11歲始上村學，1920年考進武昌啟黃中學，1923年轉學南京東南大學附中高中，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暑期進北京大學預科，一年後改進清華大學英文系，因受南方大革命熱潮吸引，回家鄉參加革命運動。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有過短暫的苦悶，詩集《野花與箭》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他這一時期痛苦的思想情緒。

1929年秋，赴日本留學，考進了東京慶應大學英文科。在東京求學期間，受日本當時蓬勃發展的普羅文學運動和蘇聯文學的影響，課外參加了當地馬克思主義學習組織和普羅文學活動，與日本普羅作家江口渙、小林多喜二等有直接交往，並加入了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他在日本刊物《藝術學研究》和《普羅文學講座》上介紹過中國革命文學，翻譯了蘇聯初期革命浪漫主義作品《在彼得格勒的美國人》（譯名《洋鬼》）；發表了《現階段上的文藝批評之幾個緊要問題》等文章，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答中國革命文藝運動中提出的問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成立後，他是分盟負責人之一。1933年春，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進步文化團體，被日本當局逮捕，監禁數月，同年7月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

胡風回上海後，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曾任“左聯”宣傳部長、行政書記。輔導青年盟員的學習、社會活動和藝術實踐。1935年他編輯的祕密叢刊《木屑文叢》，發表了反映蘇區鬥爭的小說和介紹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1936年初，和別人合作編輯過《海燕》。同年5月，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與“國防文學”口號並立，由此革命文藝隊伍內部開始了一場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他這一時期，一面及時地推薦蕭紅、歐陽山、艾蕪、端木蕻良、羅淑、耶林、田間、艾青等新人新作，在熱情讚揚的同時，也嚴格地指出不足和提出更高的希望；一面又對於文藝運動中具有重大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的諸多課題 (如“大眾語”、兒童文學、文學遺產、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及如何塑造典型等)，作了認真的闡述，這時期的理論批評文章開始為文壇所矚目，他自己也成為活躍的左翼文學理論批評家。這些文章，後來分別收入《文藝筆談》(1936)和《密雲期風習小記》（1938）兩書。這時他還翻譯了反映朝鮮、臺灣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鬥爭生活的短篇小說集《山靈》，和日本普羅作家須井一描寫日本工人和共產黨員鬥爭生活的中篇小說《棉花》。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編輯出版了《七月》文學週刊，當年10月移到武漢改為半月刊，由武漢撤退到重慶，改為月刊。同時編輯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叢書。他注意發現和扶植文學新人，對於一批後來被稱為“七月”派的青年作家和詩人的成長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後，他當選為常委，長期主持協會研究股工作。並曾兼任復旦大學教授。這一時期他的著作有：詩集《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在混亂裡面》、《逆流的日子》，譯文集《人與文學》。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七月》被迫停刊，他繼續編輯出版了文學雜誌《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和他自己的《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兩文，在文藝界引起了關於“主觀”問題的論爭。《希望》到1945年共出4期，抗戰勝利後又在上海續出了4期。這個時期他的著作有：文藝批評論文集《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散文集《人環二記》。其中《論現實主義的路》一書，結合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進步文學運動的實際，回答了別人對於他的文藝思想的批評。全書沒有寫完，卻已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關於現實主義理論的見解，是他的一部主要理論著作。

胡風在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常委，並出席了同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1954年當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這期間他寫了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和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長詩《為了朝鮮·為了人類》。

胡風是一位勤奮、活躍的理論批評家，他的理論活動涉及的方面相當廣泛。以文體而論，對詩歌、報告文學、小說、戲劇、電影、兒童文學、小品文等，都作過探討。以作家來分，除了普希金、果戈理等俄國古典作家外，對蘇聯的高爾基、法國的羅曼·羅蘭、日本的志賀直哉等，都有所論述。但更多的篇幅還是關於“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特別是關於各個時期出現的新人新作的評論。魯迅逝世以後，他陸續寫了十多篇研究魯迅的文章，著重把魯迅作為精神界的偉大戰士，考察評價他的思想遺產和文學遺產。胡風對於革命文學運動實踐提出來的一些重要理論課題，如現實主義、“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和魯迅精神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一些可供思索的見解。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理論工作時說：“我追求的中心問題是現實主義的原則、實踐道路和發展過程。”而他認為“現實主義的發展是在兩種似是而非的不良傾向中進行的，一種是主觀公式主義(標語口號是它原始的形態)，一種是客觀主義（自然主義是它的前身）”(《〈胡風評論集〉後記》)。他的理論活動確實是圍繞著這樣的中心展開的。他對於革命文藝運動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的批評，是有積極意義的。此外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胡風還以他主編的《七月》、《希望》等為陣地，陸續團結了一批青年作家和詩人。他們既有共同的觀點，又有體現這種觀點的創作，到了40年代中後期，已經成為革命文學隊伍中一支活躍的力量。

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在抗戰前曾發生學術性的論辯。從抗戰勝利前夕開始，曾以“主觀論”為契機，在重慶、香港等地，開展過對於胡風文藝思想的批評，一直持續到解放戰爭後期。50年代初期，又一次開展了這樣的批評。胡風堅持自己的觀點，於1954年寫了《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對於在這以前所受到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同時對於“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和現實，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胡風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對於他的意見是完全可以和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由文藝界進行自由討論的，但是當時卻錯誤地把他的文藝思想問題誇大為政治問題，進而把他作為敵對分子處理，胡風因而被捕入獄。被認為屬於胡風派中堅分子的一批作家、詩人，也作為“胡風分子”受到株連。胡風在受錯誤處理期間，仍對黨抱有堅定的信念，寫下了大量詩文。1979年，胡風獲釋。1980年9月，中共中央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重新審理了胡風一案，決定予以平反。同年，胡風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和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顧問等職。並開始撰寫文藝回憶錄等文章，記錄了許多重要文藝史實。

對於胡風的文藝思想和文藝實踐的評價，還有不同的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也將在正常的研究討論中獲得正確的結論。

胡風的文學理論著述輯成3卷本《胡風評論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4～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