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三品

[拼音]：Wenyi Yuekan

現代文藝刊物。中國文藝社主辦，正中書局出版。1930年8月15日創刊於南京，1937年8月1日出版第11卷第2期後，因抗日戰爭爆發改為《文藝月刊·戰時特刊》，卷期號另起，同年11月21日出版新1卷第4期後遷往武漢出版，1938年6月1日出版新 1卷第12期後又遷往重慶出版，1941年11月終刊，連一期“號外”在內，共出版125期。前7卷主要由王平陵負責，從第 8捲起成立編委會，名義上由徐仲年任主編，汪闢疆、宗白華、商章孫、王平陵任編委，實際由王平陵、徐仲年負責。

1929年國民黨當局為對抗新興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和實施其“黨治文化”，頒佈了所謂“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宣揚民族主義是“新文藝演進過程中底中心意識”。在1930年夏出現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中國文藝社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於這年7月在南京成立的。主要成員有王平陵、鍾天心、左恭等，辦《文藝月刊》外，還在《中央日報》上辦過《文藝週刊》，在南京《新民報》上辦過《文藝俱樂部》。

《文藝月刊》是打著“站在革命文藝的立場，發揚民族精神，介紹世界思潮，創造新中國文藝為宗旨”（前三期《徵稿簡章》）的旗號出現的。創刊號上以“本社同人”名義發表的《達賴滿Dynamo的聲音》，宣揚“從來沒有看見歷史上的，現代的一切古今往來的文藝創作家，是為著某一時代而創造文藝、為著某一階級而寫作文藝”，“文藝是人性自發的天真的衝動”，“文藝家的責任，就在如何可以把這真實的人性用純粹的藝術形式表示出來”；攻擊左翼文藝運動把文藝引向了邪路，號召文藝家創造“民族主義文藝”。

《文藝月刊》以“月刊”和“戰時特刊”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月刊”，利用中外一些文藝中所表現的民族特色，把各民族文藝的發展史說成是民族主義文藝的歷史，斷章取義地摘引和歪曲蘇聯、日本等國進步文藝理論家的文藝主張和語句，來為“民族主義文藝”尋求事實和理論的“根據”，王平陵、吳漱予、韓侍桁的有關文章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同時借左翼文藝家總結初期革命文學的不足，宣揚左翼文藝運動“失敗了”，誣衊左翼文藝家“把金盧布掩蓋了天真潔白的人格，不惜挖掘自己的墳墓，把幾千年來，一大段民族的光榮史，輕輕地撕去，反而崇奉宰殺自己兄弟姊妹的毒蛇猛獸”，“謳歌赤色帝國主義的功德”（《達賴滿Dynamo的聲音》）。後期的“月刊”一方面減少了宣傳“民族主義文藝”與攻擊左翼文藝的文字，除了借“兩個口號”的論爭誣衊左翼文藝運動“失敗”而轉向“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外，一般只是借反對“口號文學”來反對左翼文藝，同時取消了原徵稿簡章中的稿件“內容須與本刊宗旨相符”的要求，發表了諸如臧克家的詩《老哥哥》、巴金的小說《雨》等一些進步作品；另一方面，增聘幾位教授做編委，擴大了專任與特約撰述員。除了“民族主義文藝”作家外，沈從文、梁實秋、陳夢家、方瑋德、卞之琳、何其芳、臧克家、戴望舒、老舍、巴金、歐陽予倩、洪為法、段可情、穆時英、韓侍桁、杜衡、徐等均在此刊上發表過作品。

到了“戰時特刊”時期，因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國內政治形勢起了變化，它不再刊登明確反共與攻擊進步作家的作品。先後發表了有關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一些文字，對抗戰中的一些文學問題進行了討論。在抗戰四週年時出版了“抗戰四年來的文藝特輯”，此外還刊登了大量反映日寇侵略罪行與中國人民抗戰鬥爭的通訊報告。這一時期，除原有作者之外，又增加了郭沫若、茅盾、田漢、樓適夷、賀綠汀、沈起予、任鈞、華林、覃子豪、魏猛克、孔羅蓀等人。1941年，隨著國民黨政策與國統區政治形勢的逆轉，它漸漸失去了進步作家的支援，最後難以維持而終刊。

《文藝月刊》注意介紹外國文藝，“月刊”時期對外國文藝的介紹較多。它為給“民族主義文藝”尋找“根據”，評述了東歐等一些弱小民族的文藝，對莫泊桑、雨果、羅曼·羅蘭、莫里哀、濟慈、莎士比亞、哈代、屠格涅夫以及高爾基等著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也有所介紹。

《文藝月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民黨前十多年間的文藝政策及其變化，是基本上經歷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始終的刊物，同時又注意介紹和探討抗戰中所出現的一些文藝問題，因而使它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