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拼音]：Sima Xiangru

西漢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讀書擊劍，景帝時，為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他稱病免官，來到樑國，與樑孝王的文學侍從鄒陽、枚乘等同遊，著《子虛賦》。樑孝王死，相如歸蜀，路過臨邛，結識商人卓王孫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樂，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歸成都。家貧，後與文君返臨邛，以賣酒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話，為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讀了他的《子虛賦》，深為讚賞，因得召見。又寫《上林賦》以獻，武帝大喜，拜為郎。後又拜中郎將，奉使西南，對溝通漢與西南少數民族關係起了積極作用，寫有《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文。後被指控出使受賄，免官。過了一年，又召為郎，轉遷孝文園令，常稱疾閒居，有消渴疾，病免，卒。

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辭賦上。《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現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6篇，另有《梨賦》、《魚葅賦》、《梓山賦》3篇僅存篇名。收入《文選》的《子虛賦》、《上林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品。這兩篇賦內容前後銜接，《史記》將它們視為一篇，稱為《天子游獵賦》。《子虛賦》假託楚國子虛先生，在齊國烏有先生面前誇說楚國雲夢澤之大和楚王畋獵之盛，烏有先生則批評他“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但同時也把齊國的土地之廣、物類之豐誇耀了一番。《上林賦》寫亡是公聽了子虛和烏有談話後，一方面批評他們“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麗”的名義下，把漢天子上林苑的富貴壯麗及天子射獵時的盛況大加鋪陳誇說，以壓倒齊楚，表明諸侯之事不足道。最後則以漢天子翻然悔悟，覺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罷獵”作結。作品的主旨在於歌頌大一統王朝的聲威和氣魄，同時對統治者的過分奢侈也作了委婉勸戒。但因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誇張帝王的排場和享樂，末章的一點所謂諷諫之意，正如揚雄論賦所批評的那樣，“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漢書·司馬相如傳贊》）而已。在藝術表現方面，《子虛》、《上林》兩賦結體巨集大，描寫場面雄偉壯觀，富有氣魄。但終以過分誇奇炫博，內容比較空洞；而且僻字連篇。《文心雕龍·練字篇》說：“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談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他的《長門賦》、《美人賦》、《大人賦》、《哀秦二世賦》均為騷體作品。其中《長門賦》比較有名，據敘中說，是為武帝陳皇后失寵而作。賦中寫失寵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悽動人，是一篇別具風格的抒情小賦，對後代宮怨一類題材的詩歌有很大影響。但後世的研究者對作者和本事都提出過懷疑。

司馬相如在作賦理論上，提出“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和“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葛洪《西京雜記》所引）的主張，說明他在作賦時比較重視資料的廣博、辭采的富麗，相對忽略思想性。儘管如此，他在賦史上仍有重要地位。他的《子虛》、《上林》，為漢代鋪張揚厲的散體大賦確立了比較成熟的形式，後來的一些描寫帝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無不受影響；而論規模、氣魄，則難與相如之作齊肩。司馬相如的文學創作活動，豐富了漢賦的題材和描寫方法，使漢賦成為一代鴻文，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魯迅也高度評價了司馬相如對漢賦變體創新的貢獻，說他“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越漢代”（《漢文學史綱要》）。

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時為安撫巴蜀百姓而作。《難蜀父老》是一篇辯難文字，假託蜀父老非難“通西南夷”，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見，闡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義。文章議論風發，說理透徹，也有一定文采，劉勰稱後者“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龍·檄移》）。它們對後世政論和告諭文體，也有一定影響。另外還有散文《上書諫獵》和《封禪文》。詩歌則僅存《琴歌》和《郊祀詩》。

《隋書·經籍志》有《司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司馬文園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