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煙火

[拼音]：Liu Yuxi

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夢得。洛陽（今屬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縣）。他是匈奴族後裔，七世祖劉亮隨魏孝文帝遷洛陽，始改漢姓。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舉族東遷，寓居嘉興（今屬浙江）。劉禹錫出生在嘉興。

生平

第一階段，德宗貞元六年(790)以前。劉禹錫自幼好學，熟讀儒家經典，瀏覽諸子百家。童年時代曾經到吳興陪侍詩僧皎然、靈澈吟詩，得到他們的指點，併為權德輿所器重。他後來一直對江南保持著良好的印象，自稱“江南客”。

第二階段，從貞元七年到順宗永貞元年(805)。劉禹錫19歲左右遊學長安。貞元九年與柳宗元同榜登進士第，接著又登巨集詞科。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開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入仕以前，自稱“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獻權舍人書》）。《華山歌》中“明志”說：“能令萬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為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入仕以後，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書記，參與討伐徐州亂軍。十八年調任渭南縣主簿。次年任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當年八月改元永貞）一月，德宗死，順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劉禹錫當時任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與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同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稱為“二王劉柳”。革新只進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鎮的強烈反對。順宗被迫退位，憲宗即位。九月，革新失敗，王叔文被賜死。劉禹錫初貶為連州（今廣東連縣）刺史，行至江陵，再貶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史稱“八司馬”。

第三階段，從憲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寶曆二年(826)。八司馬被貶後，憲宗曾下詔：“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從這時起，劉禹錫開始走上“窮愁著書”的道路。在貶所，他寫了不少政治諷刺詩，大膽地揭露宦官與大官僚的醜行，以抒發胸中的憤懣。

元和九年十二月，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劉禹錫寫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得罪執政，被外放為連州刺史。後來又擔任過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處，訪問疾苦，關心民瘼，寫了不少詩篇。由於長期遭受斥逐，思想陷於苦悶，早在朗州時期就以佛教作為安慰。到連州後，與佛教徒往還密切，寫了不少酬僧詩，寶曆二年冬，從和州奉召回洛陽。二十二年的貶謫生涯至此結束。

第四階段，從文宗大和元年(827)至武宗會昌二年(842)病故於洛陽。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長安，就寫了《再遊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後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祕書監分司東都的閒職。會昌元年(841)，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他在地方官任上頗著政績，但總覺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沒有充分發揮，長抱“天與所長不使施”(《子劉子自傳》)之恨。晚年寄希望於宰相裴度，想協助裴度重新整理政治。但裴度在“牛李黨爭”中受到排擠，無所施為，也未能實現這一願望。劉禹錫在黑暗現實下感到沒有出路，便借老、莊曠達思想排遣苦悶，而內心不甘沉淪，寫下“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酬樂天詠老見示》)一類詩句以自勉，所以明代胡震亨說他晚年“精華不衰”（《唐音癸籤》）。臨終前撰《子劉子自傳》，為他早年參加的永貞革新辯護，為王叔文恢復名譽，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節。

詩歌創作

劉禹錫生前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劉白”。白居易則稱他為“詩豪”，推崇備至。他的詩歌，傳誦之作極多。明代楊慎說:“元和以後，詩人全集之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胡應麟認為，劉禹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詩歌各具風格，都是“大家材具”（《詩藪·外編》）。

劉禹錫存詩約 800餘首，內容比較豐富。首先，他認真吸取民歌的營養，創作了一批反映下層社會民眾生活和風土人情的好詩。他在貶謫朗州以後，發現“甿謠俚音，可儷風什”(《上淮南李相公啟》)，於是注意向民歌學習。《競渡曲》、《採菱行》之類已經帶有民歌風味。後經長期探索，終於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詞》、《浪淘沙詞》、《堤上行》、《踏歌詞》等篇，有的描寫群眾勞動場面，有的表現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鄉的人情風俗，題材十分廣闊。風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轉、樸素優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創作來，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潑的韻味，充滿著生活情趣。其中如“楊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詞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霧開”(《浪淘沙詞九首》之六)，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餘如《淮陰行》5首，也是寫平凡生活，而顯得“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題跋》）。

其次，劉禹錫的詩歌繼承了《詩經》的美刺傳統，以鮮明的愛憎感情反映中唐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他的政治諷刺詩每每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抨擊鎮壓永貞革新的權臣、宦官，把他們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謠》)，“瞥下雲中爭腐鼠”的飛鳶（《飛鳶操》），“笙簧百囀音韻多”的百舌鳥（《百舌吟》，形象逼真，從不同的角度揭露他們的醜惡嘴臉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諷刺詩諷刺物件不限於一小撮上層統治集團，而是涉及較為廣泛的社會現象，如《昏鏡詞》諷刺當時賢愚顛倒的用人之道，《調瑟詞》反對過重的剝削，《武夫詞》對當時將帥驕寵武夫、姑息養奸深致不滿，《賈客詞》揭露大商人勾結大官僚謀取暴利，加速農民的貧困，用意深刻，針對性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晚年所作，風格轉趨含蓄，如《和僕射牛相公春日閒坐見懷》，諷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跡，王夫之評為“深於影刺”（《唐詩評選》）。憲宗時，由於裴度的積極主張和周密部署，朝廷對淮西、淄青用兵取得勝利，劉禹錫寫《平蔡州》三首及《平濟行》二首，熱烈歌頌。

再其次，劉禹錫所寫的寄託身世和詠懷古蹟的詩，也歷來為人稱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經常以詩歌激勵自己。《學阮公體三首》、《萋兮吟》、《詠史二首》、《答楊八敬之絕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現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對權貴佞幸的憤慨。他對生活充滿激情，無論是在悽清的秋天，還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寫出了昂揚樂觀的佳作，如《始聞秋風》中的“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至今仍能激勵人心。他能夠從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啟發，開拓心胸，寫出了諸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一類富於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堅持理想，寫出了“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之八)一類豪言壯語。詠懷古蹟的詩歌如《西塞山懷古》、《金陵懷古》、《金陵五題》、《蜀先主廟》、《觀八陣圖》等，都是傳誦千古的名篇，不僅藝術技巧純熟，思想內容也達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懷古》通過景物描寫，顯示了“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烏衣巷》以冷雋的語言寫晉代顯赫一時的王、謝世族沒落後的衰敗景象，借古諷今，暗示時下的權貴不會有比王、謝更好的命運。這些詩都寫得精警超邁，韻味深長。《西塞山懷古》一篇，當時譽為驪珠，白居易為之擱筆罷唱（《唐詩紀事》）。

劉禹錫寫的應酬詩較多。與白居易唱和的編為《劉白唱和集》，與令狐楚唱和的編為《彭陽唱和集》。另外，本集中還編有送僧詩一卷。這些作品，有不少是流連光景、談玄論佛之作。

劉禹錫十分注重詩歌藝術的創新。他的詩既不象韓愈那樣奇崛，又不象白居易那樣淺顯，而具有取境優美、精練含蓄、韻律自然的特色。

張為《詩人主客圖》把劉禹錫列為“瑰奇美麗主”的上入室。他的詩歌取境優美，一是得力於瑰麗的藻思，如《浪淘沙詞九首》造語流麗，形象鮮明。二是得力於比興手法。如以“紅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銀盤裡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無限月明多”暗示傾訴不盡的美好的愛情（《堤上行》），都新穎可喜，形象優美。劉禹錫詩中的興句往往與比喻相結合，即景起興，情景相生，既烘托氣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絢麗多采的意境。這在民歌體的詩作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劉禹錫的詩歌不事鋪敘而講究精練，不主淺露而強調含蓄。他說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於象外”（《董氏武陵集紀》），深刻地概括了詩歌精練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藝術好尚。酬答詩如《答楊八敬之絕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和牛相公雨後寓懷見示》、《與歌者米嘉榮》等，篇制短小，而含意豐富，或婉曲地寫出難言之衷，或深沉地傳達出互相關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託諷，都能得韻外之致。懷古詩如《君山懷古》、《荊州道懷古》、《經檀道濟故壘》等，往往從眼前的景物出發，馳騁豐富的想象。在對歷史現象作深刻藝術概括的基礎上，對古今隱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點染，因此形象鮮明而又發人深思。寫景詩如《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秋江晚泊》、《途中早發》、《九華山歌》等，多以情景交融見長，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蘊著作者的主觀意念和感受。劉禹錫詩的精練含蓄，為白居易所深賞。近人陳寅恪說，這是因為“樂天平日之所蘄求改進其作品而未能達到者，夢得則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詩箋證稿》附論）。

劉禹錫不滿於當時的某些樂府詩“不能足新詞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紀》)的傾向，而比較重視詩歌的音樂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調，學唱《竹枝詞》，使“聽者愁絕”(白居易《憶夢得》詩自注)。他的七言樂府小詩吸取了民歌曲調的優點，音調瀏亮，節奏鮮明，“播在樂章”(《劉賓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劉師培稱之為“七言絕句之變調”（《論文雜記》），為絕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絕、古詩，大都寫得流暢自然，猶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類古體，也具有民歌的音樂美。清翁方綱譽之為“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石洲詩話》）。其他如六言詩《答樂天臨都驛見贈》、《再贈樂天》，新體詩如《瀟湘神》、《醉答樂天》、《嘆水別白二十二》、《同留守王僕射各賦春中一物從一韻至七》等，句式、節奏、用韻都與律詩不同，逐漸向長短句演變。後兩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詩，顯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詩的啟發而又有所創新。這些句式長短不齊的新體詩，較之整齊劃一的律詩更適合於配樂歌唱。劉禹錫另有《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兩首，說明按照《憶江南》的曲調來填詞。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依曲填詞的最早記錄。明代胡震亨說劉詩“語語可歌”(《唐音癸籤》)，基本上符合事實。

劉禹錫詩歌的這些特點，與崇尚風骨、講究音樂美的盛唐詩風比較接近。前人有從整體上指出這一點的，如宋代蔡絛說:“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引《西清詩話》）明代胡應麟說:“夢得骨力豪勁。”（《詩藪·內編》）明代周履靖則直說劉詩“祖風騷，宗盛唐”（《騷壇祕語》）。翁方綱是從七言絕句這一體上指出這一點的，他說：“中唐六七十年之間”，“堪與盛唐方駕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絕。”(《石洲詩話》)方東樹則舉出具體篇章，說劉禹錫《石頭城》詩“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劉禹錫的詩歌在唐代流傳極廣。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京口（今江蘇鎮江）、襄陽、吳興一帶，民間傳唱不絕(《舊唐書·劉禹錫傳》、溫庭筠《祕書劉尚書輓歌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三)。後世文人從不同的方面向劉禹錫學習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詞》後世繼作者頗多。蘇軾也寫過《竹枝詞》，但他主要學習劉詩的諷刺藝術，因此他的詩“多怨刺”（《後山詩話》）。蘇轍則喜歡劉禹錫詩的“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宋詩話輯佚·童蒙詩訓》)。王安石“七律似夢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巨集道的七絕“無不以夢得為活譜”(《姜齋詩話》)。劉禹錫關於詩中用字須有來歷的主張，後來為江西詩派所利用。黃庭堅、陳師道標榜脫胎換骨，往往把劉禹錫的名作佳句“點化”為己詩（《詩人玉屑》和任淵《山谷詩集註》、《後山詩注》等）。劉禹錫的一部分內容平常而技巧較高的酬答詩，也為江西詩派所取法。

散文創作

劉禹錫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從事古文寫作的時間比較早，貞元十年就鄙棄“沉溺於浮華”的駢體文，明確提出文章應該是“見志之具”（《獻權舍人書》）。後又進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唐故相國李公集紀》)，並強調“文章之用”（《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這些觀點，與韓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論是一致的。李翱曾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劉禹錫把這句話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這一觀點。宋代謝採伯對劉禹錫在古文運動中的歷史地位評價比較公允，說：“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密齋筆記》）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範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徵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二是雜文。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鍼砭現實；或託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

本集和校勘版本

劉禹錫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編其著述為“四十通”，又刪取四分之一為“集略”。這是最早的劉禹錫集和選本，今都不傳。元代方回說：“夢得詩句句精絕，其詩曾自刪選。”(《瀛奎律髓》)或曾見到劉禹錫自定的選本。《新唐書·藝文志》載《劉禹錫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蒐集遺佚，輯為《外集》10卷，但仍有遺漏。

現存劉禹錫集古本主要有三種：

（1）清代避暑山莊舊藏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刻本，題為《劉賓客文集》，屬小字本，今有徐鴻寶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陸游據董本重刻，稱“浙本”。明清以來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屬於這個系統。

（2）日本平安福井氏崇蘭館所藏宋刻本，題為《劉夢得文集》，屬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務印書館縮印本。

（3）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刻殘本《劉夢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兩代的毛晉、惠棟、何焯、馮浩、黃丕烈等人曾對劉禹錫集作過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數是抄本，流傳不廣。現通行劉禹錫集版本：《四部叢刊》本《劉夢得文集》，《四部備要》本《劉賓客文集》，《叢書整合》本《劉賓客文集》。此外，尚有校點本《劉禹錫集》。

劉禹錫的生平事蹟，見於新、舊《唐書》本傳，唐韋絢編《劉賓客嘉話錄》（一稱《劉公嘉話錄》），記錄了劉禹錫晚年有關創作、學問等方面的談話，頗具資料價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劉禹錫年譜》，對劉禹錫的生平和各種史料多有考訂。

參考書目

劉昫等：《舊唐書·劉禹錫傳》，中華書局校點本，北京，1975。

歐陽修等：《新唐書·劉禹錫傳》，中華書局校點本，北京，1975。

劉禹錫：《劉禹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