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
[拼音]：lixue
中國宋元明清時期以討論理氣、心性等問題為中心的哲學思潮。又稱“道學”。它產生於北宋，盛行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中期以後逐漸衰落，但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廣義的理學，泛指以討論天道性命問題為中心的整個哲學思潮，包括各種不同學派；狹義的理學，專指二程、朱熹為代表的、以理為最高範疇的學說，即程朱理學。
產生
理學是北宋以後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理論表現。唐末農民大起義，摧毀了豪強地主的政治經濟勢力，經過五代十國短暫的戰亂時期，北宋王朝重新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封建生產關係得到了某些調整，於是社會經濟得以發展。科學技術也有了重大成就。在此新的條件下，封建統治階級需要一種能夠維護統一的思想武器，理學便應運而生。理學又是中國古代哲學長期發展的結果，特別是批判佛、道哲學的直接產物。唐中期以後，一些名儒舉起批判佛教的旗幟，力圖全面恢復儒家的權威。韓愈在《原道》中提出儒家道統說，認為仁義道德之中，道德是“虛位”，仁義是“定名”，道德自仁義出；實行仁義，才是道德的實際內容。由此提出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的儒家道統。李翱提出“復性說”，認為性善而情惡，只有消除情慾，才能恢復善性。這些思想，為理學的產生開了端緒。北宋以後，隨著佛教理論的日益衰落，形成了廣泛的新儒學運動。范仲淹等政治改革家，努力提倡儒家學說;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些學者，主張從“本”上否定佛教。所謂“本”，就是儒家仁義學說。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石介，開始從理論上進行探討。他們以儒家《周易》、《春秋》為依據，提倡道德性命之學，發展了韓愈的道統說。胡瑗提倡“明體達用”之學，把儒家經典作為治理天下國家的根據。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為統一的封建國家作論證。石介倡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們的思想揭開了理學的序幕。
隨著儒家批判並融合佛、道思想過程的展開，到北宋中期，理學思潮逐漸形成，並佔居主導地位。當時出現了一批重要的理學家，如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人，各自形成學派，從不同方面探討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提出了理學的基本範疇，如理氣、道器、太極、陰陽、形而上形而下、動靜、兩一、心性、性情、性命、善惡、理欲、人心道心、中和、體用及誠、敬、知行等等。他們自稱其道為“聖人之道”，其學為“聖人之學”。這時的學說稱為道學。南宋初，“道學”名稱頗為流行。後來“理學”之稱漸盛。明中期以後，有些學者批評道學家為假道學，“道學”遂含有貶義，而“理學”之稱更加盛行起來。
性質和特點
理學家所討論的問題，同以前的哲學相比，是一些新的課題，有獨特的範疇和命題。涉及的問題範圍比較廣泛，內容比較豐富。從天地萬物之原到人倫日用之道，析理精微。他們共同關心的是探討人與自然、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對人的本質的認識等問題。他們以孔、孟儒家思想為核心，批判地吸收佛、道哲學的思想資料，建立了新的思想體系。它同理論簡單粗糙的兩漢儒學有很大區別，同佛、道哲學也有本質區別。有些理學家雖然吸收了道家關於天地萬物生成的理論和佛教心性修養之說，但是批判了佛、道鄙視現實人生，追求虛幻境界或彼岸世界的宗教思想；他們也繼承、發展了玄學關於本末、 體用等思想， 但批判了玄學以“無”為本和崇尚“自然”、忽視“名教”的思想。
自南北朝隋唐以來，有所謂儒、釋、道三教之說。所謂儒教，是指教訓、學說，即一種可以指導人生的理論和思想體系。理學以儒家“聖人”為最高標準，提倡理想境界，它不借助於宗教信仰，而充分肯定人的現實生活、道德精神的意義。它不相信現實社會以外的彼岸世界，不信靈魂不死、輪迴轉生之說，而充分相信人生的意義，提倡人的精神自覺，力求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它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哲學。但理學把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德倫理，即三綱五常、仁義禮智等看作永恆的、絕對的原則，甚至看作是宇宙規律和萬物的本原，看作是人心所固有的主體精神，力圖論證封建社會的合理性，起到了鞏固封建統治的作用。
理學討論的主要問題有：
（1）本體論問題，即世界萬物的本原問題。理學家對這個問題各有不同回答，但是都否定有上帝一類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他們集中批判佛、道以空、無為世界本體的理論。張載提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的氣本論哲學，認為太虛不是空無，而是佔有時間和空間的物質氣的存在形式，太虛之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二程建立了“天即理”的理本論哲學，認為觀念性的理是世界本原，但理並不是虛空，而是實有其理。理是觀念性的實體，是有實際內容的。朱熹提出理為“本”、氣為“具”的學說，以太極之理為宇宙本體，太極是“有理”和“無形”的統一，而不是純粹的虛無。陸九淵、王守仁以心為本原，認為“心即理也”。理學家在討論世界本原問題時，已接觸到思維同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的基本問題。
（2）心性論問題，即人性的來源和心、性、情的關係問題。理學家對人性來源的探討，和他們的本體論有密切聯絡。張載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和心統性情的學說，認為天地之性來源於太虛之氣，但他有時又誇大了性的作用。程顥提出心即天以及性無內外的命題，把心、性、天統一起來。程頤則提出性即理的命題，把性說成形而上之理。朱熹發展了性即理和心統性情的學說，認為心之本體即是性，是未發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發之和；性和情是體用關係，而心是“主宰”。陸九淵認為，心即是性，即是理。王守仁提出心之本體即是性，即是至善。理學家們在心性問題上雖然說法不同，但他們所謂性，都是指某種道德原則、道德屬性。他們通過討論主體和客體、人和自然的關係問題，試圖解決人的本質和人性問題，從不同方面強調人的道德意識的作用。
（3）認識論問題，即認識的來源和認識方法問題。理學家都很重視認識問題，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理論，把本體論、心性論、認識論統一起來，融為一體。張載首先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所知”兩種知識，並提倡窮理盡性之學，成為理學家共同討論的問題。二程通過對《大學》“致知在格物”的發揮，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認識學說。程頤主張至於物而窮其理，但不能逐物，必須“反躬”。朱熹提出“即物窮理”的系統方法，主張格物、致知二者不可分離，窮理多後，便能“豁然貫通”，內外合一。陸九淵強調“反觀”，認為心便是理，只須向內反觀，不必向外求索。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說，認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從而完成了由內向外的認識路線。他們還討論到知行關係問題，提出“知先行後”、“知行並進”、“知行合一”等學說，力圖把認識和道德實踐統一起來。
理學所討論的，不是純粹的認識問題，主要是道德意識的自我認識和實踐問題。理學家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心有靈明。人生天地之間，不僅與天地對立，而且與天地相通，人可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張載的“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周敦頤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程顥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程頤的“聖人與理為一”，朱熹的“心與理一”，王守仁的“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都是力求建立人生最高理想。他們都宣揚所謂合內外之道，一天人之學。但理學家一般認為，這種最高理想，只能在日用人倫之中，通過自我認識和踐履才能達到。理學家所謂理欲、義利之辯以及格物致知、誠、敬等功夫，就是達到這種境界的方法。張載說的“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理學所要達到的共同目標。
流派
理學中有不同學派，各個學派之間既有相同之處，又互相區別，使理學思潮呈現出複雜的情況。北宋中期，有周敦頤的“濂學”，邵雍的“象數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司馬光的“朔學”。南宋時有朱熹的“閩學”，陸九淵兄弟的“江西之學”。明中期則有王守仁的“陽明學”（或稱王學）。這些不同的學派，具有不同的理論體系或特點，但是按其基本觀點和影響看，主要有三大派別：
（1）張載為代表的氣一元論哲學。是理學中的唯物主義學派。他提出的“太虛即氣”的學說，徹底否定了道家“有生於無”和佛教“以天地萬物為幻化”的理論，肯定了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他的 “一物兩體” 的學說，把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歸結為事物內部的一與兩，即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使他的唯物論帶有辯證法的特色。他還討論了即物窮理等認識問題，肯定了耳目見聞等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但他提出“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和“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觀點，表現出他的唯物論哲學的不徹底性。他的氣一元論學說，為後來的王廷相、王夫之等人所繼承和發展，發生了很大影響；其心性之學，為程朱學派所接受。
（2）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理一元論哲學。是理學中的客觀唯心主義學派。二程是理學的奠基者。他們第一次把理作為最高範疇，提出了理本論哲學。特別是程頤，明確區分了形而上與形而下，把理說成是形而上者，把陰陽說成是形而下者，認為理不是陰陽，而是“所以陰陽者”。這就把形而上之理說成世界本原。在他看來，萬事萬物都是理所派生的。朱熹進一步發展了二程思想，完成了理學體系。他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理氣關係問題，認為任何事物都有理有氣，但理是“本”，眾理之全體，便是太極，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散在萬物，如月亮印在萬川。他建立了理學各範疇之間的邏輯聯絡，是理學集大成者。一般把朱熹和二程、特別是和程頤聯絡起來，合稱程朱學派。
（3）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一元論哲學。是理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學派。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的命題，認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他強調主觀精神的作用，提倡自作主宰，建立了初步的心學體系，開創了理學中的心學學派。王守仁進一步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以吾心之良知為天理，完成了心學體系，稱為陸王學派。程朱理學同陸王心學，是理學中的兩個主要唯心主義派別。
此外，以邵雍為代表的象數學，也是理學中的一個派別。邵雍接受了道教的“先天圖”，用數的關係構造了自然界和歷史發展在內的世界圖式，用數來說明天地萬物的形成和變化。他的學說在理學中具有一定影響。司馬光雖未建立完整的哲學體系，但他提出以“虛”和“誠”為中心範疇的一套哲學思想，也構成了理學中的一個派別。
與理學有聯絡的，還有北宋時的王安石。他推行新法，作《三經新義》，曾用五行來說明世界萬物的生成和變化，並對老子的道作了新的解釋，他的學說被稱為“新學”。與二程同時的蘇軾、蘇轍，公開主張儒、道、佛合流，雜儒家思想與佛、道思想而為一，與二程為代表的“洛學”互相鬥爭，他們的學說被稱為“蜀學”。南宋時，與朱熹同時的陳亮、葉適，提倡事功之學，反對義理之學。陳亮批判理學說，自從道德性命之說一興，“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他的批判有深刻之處，但不完全合於事實。葉適反對張載、二程對於佛教的批評，認為不必和佛教辯論關於心性的問題。他對性與天道一類學問，持反對態度。
演變
北宋中期是理學形成時期，各學派已初步建立各自的體系。不久，二程理學佔了主導地位，二程是周敦頤的學生，但他們不講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也不講邵雍的“象數學”，又對張載的“太虛即氣”說進行批評。二程所說的理，主要是指君臣父子等倫理道德，認為這是天下之定理，另外，理又有自然規律的意思。程頤提出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及“性即理”等命題，成為理學的重要思想，而程顥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及心即天的思想，則開了心學一派的先河。
南宋是理學發展和成熟時期。二程理學，經楊時、羅從彥、李侗傳到朱熹，發生了很大變化。朱熹改造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認為“無極而太極”就是“無形而有理”，以太極為萬物本體，提出了理有層次的理一分殊說，並把周敦頤推崇為理學開創者。他又吸收和改造了張載關於氣的學說，明確提出並系統論述了理氣關係問題，建立了他的理氣論和氣化學說。他還發展了程頤、張載等人的心性說和格物致知說，提出了一整套認識論和修養方法。朱熹哲學體系的建立，標誌著理學的完成。與朱熹同時的張栻、呂祖謙，也是理學中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思想同朱熹比較接近，但呂祖謙兼講事功之學。與朱熹理學相併立的是陸九淵心學。陸九淵之學也來自二程，特別是程顥，由程顥經謝良佐、王、張九成到陸九淵，發展出“心即理”的心學學說。陸九淵提倡“簡易”之學，批評朱熹“支離”，而朱熹批評陸九淵太簡。他們的爭論，反映了理學內部的分化。
南宋後期，朱陸兩派互相攻訐。但陳淳以後，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在維護朱學的同時，又有調和朱陸的傾向。黃震等人則發展了“道不離器”的思想和經世致用之學，對朱學進行了初步改造。陸九淵之後，楊簡把心學發展為以山河大地為心中物象的唯我論哲學，成為心學派的極端。到元代，理學得到進一步發展，湧現出一批理學家，如趙復、許衡、劉因、許謙、吳澄等人。其中，許衡對於促進民族思想文化的融合起過積極作用。他在宣傳朱學的同時，還特別強調“尊德性”。他把盡心知性和致知格物結合起來；強調道德踐履，主張在日用人事中實現崇高的道德精神。吳澄宣揚以程朱為正統的道統論，以繼承道統自詡，同時卻提倡“以德性為本”，主張反身內求，反對向心外求道。劉因、許謙等人則發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主張讀書窮理。
明代初年，朱熹理學佔統治地位，理學家宋濂、方孝孺、曹端等人，恪守宋儒，理論貢獻不大。薛瑄、吳與弼從不同方面發展了朱熹哲學。薛瑄在理氣問題上批判了“理先氣後”說，主張“理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表現了唯物主義傾向。吳與弼堅持“敬義夾持，誠明兩進”，但又提出涵養“本心”的思想。吳與弼的弟子陳獻章，為了克服朱熹哲學的矛盾，進一步提出“心與理一”、“宇宙在我”的學說，從朱熹理學轉向陸九淵心學，為王守仁心學的產生鋪平了道路。
明代中期，程朱理學趨於僵化。此時，出現了王守仁心學。王學的建立，標誌著理學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王守仁批評朱熹分心理為二，知行為二，把人們引向煩瑣道路。他提出了以“良知說”為核心的心學學說，認為心之本體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更不可向心外求理。王守仁受陳獻章思想的影響，與心學家湛若水有學術來往，並以共同“倡明聖學”相期許。他的“良知說”和“知行合一說”，達到了心學理論的高峰，形成了王學學派。從此，心學大盛。但王學學派很快發生了分化，從泰州學派中分化出一批思想家，突破了王學藩籬，大膽批判道學和封建傳統思想，提倡思想解放，顏鈞、何心隱、李贄等人是其代表。李贄等人的思想，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後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某些特徵和市民階級的要求。
在王學出現的同時，羅欽順等思想家從另一方面發展了理學。羅欽順批判了王守仁的良知說，改造了朱熹的理學，提出“理氣為一物”的理氣論和“資於外求”的認識論。他是從程朱理學中分化出來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在自然觀上建立了唯物主義學說，但在心性問題上仍堅持朱熹理學的基本觀點。王廷相更鮮明地批判了朱熹理學和王守仁心學，主張氣外無理，性生於氣，強調實踐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他的氣一元論哲學，是對張載學說的繼承和發展。陳建作《學蔀通辨》，比較系統地批判了陸王心學，但未能達到羅欽順那樣的理論水平。
明末清初，是理學發展的最後一個時期，即自我批判時期。當時，出現了一批重要思想家，他們同理學既有聯絡，又對之進行批判。他們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某些特點，但沒有超出封建生產關係的範圍。劉宗周是王門後學，但對王守仁思想有所改造和發展。陳確、朱之瑜等人，從不同方面批判了理學。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各自作出了巨大貢獻。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之學，注重研究實際問題。黃宗羲作《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對理學作了一次歷史總結。王夫之提出了系統的唯物主義理論，在理氣論、人性論、認識論、知行觀等方面突破了理學的侷限，達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峰。以後經過顏元、戴震等人的批判，到清中期以後，理學日益沒落。
歷史地位和影響
理學是中國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階段，它持續時間最長，社會影響最大。理學中有不同學派，有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的鬥爭和相互影響，其理論貢獻也不一樣。理學發展了中國先秦以來的傳統哲學，又吸收融合了佛教哲學，具有完整的哲學體系。理學家對哲學問題的探討，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在理論思維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而在人類認識史上，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理學中的氣一元論哲學，論證了世界的物質統一性，提出了關於氣的系統學說，把中國古代氣一元論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理學中的理一元論哲學，比較深入地討論到一般和個別、本質和現象等關係問題，它雖然把封建倫理道德說成世界本體，為封建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併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在認識論等方面則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心一元論哲學雖然誇大了主觀精神的作用，否定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但它強調獨立思考，反對崇拜權威，卻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理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家，還提出比較系統的辯證法思想。張載關於“兩”與“一”的學說，二程關於“物皆有對”、“物極必反”的觀點，朱熹關於“一中有二”的思想，都對發展古代辯證法思想作出了貢獻。王夫之關於“兩”與“一”的理論，是對理學辯證法思想的一次總結。
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作為封建社會的統治哲學，起了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當時的理學家強調道德的價值和個人的自覺，因此，理學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明代中期以後，理學阻礙了新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隨著新的生產關係萌芽的產生，出現了對理學的批判，並且這種批判帶有自我批判的性質。有些進步的哲學家，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了理學的積極成果，拋棄了理學中消極落後的東西，這是符合理論發展規律的。到了近代，理學的保守性越來越明顯，“五四”運動時受到全面批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理學進行歷史的、科學的清理與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