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抗法戰爭
[拼音]：meishushi
[英文]：history of art
研究美術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
範圍
美術史的研究範圍包括建築藝術、雕塑、繪畫、工藝美術 、書法、篆刻等美術種類的歷史，涉及美術家、美術作品、美術理論、美術思潮和美術流派等各個方面。美術史與歷史學有密切聯絡，一定意義上可視為歷史的一個分支，它在運用文物資料等方面與歷史學有共同性。美術史涉及到古蹟和文物的考察與鑑定，美術發生史必須以考古材料為基礎，這就與考古學有深厚關係。西方對史前、希臘、羅馬美術史的研究常與史前、古典考古學重合，研究中國原始美術也與考古學密不可分。此外，美術史還與一般文化史、民族學、民俗學有交叉關係。西方曾經將東方的美術史分屬所謂東方學的各部門，如埃及學、兩河學、伊斯蘭學、印度學、漢學等。但是，美術史以美術作品為第一性資料，同時伴有審美判斷，這兩點可與歷史學、考古學、文化史、民族學、民俗學劃清界線。美術史需要哲學、美學、美術理論的指導，還不可避免地涉及美術批評，但它是以具體作品闡明美術歷史的發展，又與哲學、美學、美術理論、美術批評區別開來。
外國的美術史研究
外國現存最早的美術史文獻始於希臘人。普林尼的《博物志》(公元 1世紀)以列傳體解說名作， 鮑薩尼阿斯的《希臘周遊記》（2世紀）具有名勝導遊的特點。這兩本書一般被視為美術史的萌芽。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人G.瓦薩里著《藝苑名人傳》，成為早期較完備的美術史著作，作者亦被視為美術史之父。瓦薩里將“產生、完成、衰落”迴圈這一古代概念引入美術史中。他的列傳體美術史對後來影響深遠。17世紀產生了尼德蘭的凡·曼德爾、德國的扎多拉爾託這樣的列傳美術史家。同期的法國人菲利賓、柏爾羅裡企圖以畫論、美術家傳的形式，將“美的哲學”匯入美術史中。這些早期的美術史著作，都沒有從歷史、民族、哲學等深層原因說明美術的歷史。作為近代意義的美術史，始於德國人J.J.溫克爾曼的《古代美術史》(1764)。它超越以往美術史中只談逸事、列傳、遊記、藏品目錄、技法等傳統，直接研究遺物，以樣式變遷闡明美術史。溫克爾曼將希臘美術史分為古典、高貴、美、模仿等階段，認為民族、國別、宗教、風土是美術發展的要因。他對以後的美術史研究，開拓了樣式史和精神史兩種可能性。繼之，塔基庫爾完成的《建立於紀念碑遺物上的古代美術史》(1811～1829)，是最早系統地利用插圖說明美術的發展。黑格爾以後，什麼是美術樣式變遷的原因，成為美術史爭論的焦點。一般都將它歸結為民族、環境、時代三要素。塞帕認為是由於技術的發達。19世紀中，美術史在德國首次列為大學課程。
從19世紀末開始，美術史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開始確立嚴密的科學性。莫勒利、柏倫鬆、伏利托倫達等人，對美術史的基礎作品進行戶籍調查。在樣式史的研究上，沃爾夫林、裡格爾有重大發展。沃爾夫林使美術史從文學史或文化史的附庸中解放出來，以線和繪畫等5對概念說明從文藝復興至巴洛克的美術發展，指出內在於樣式中的自律發展法規，闡明巴洛克是文藝復興的必然歸結。裡格爾認為藝術作品是內容和形式所規定的創造，以藝術意欲的概念重新解釋了古代末期的美術。兩人不約而同地力圖重新認識被溫克爾曼等古典主義美術史家目為衰落期的羅馬式美術、巴洛克美術的意義。相對這種樣式史的立場，馬爾興起了試圖明確作品主題意義的影象志研究。多維爾嘉克認為美術史是精神史，其樣式表現、主題意義都是以時代精神為背景的嘗試。他在其名著《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1924)中，認定美術史的發展與豐富的歷史現象密切相關。受他的啟示，影象志研究於20世紀初以漢堡的瓦爾堡研究所(現在倫敦)為中心獲得發展。但是，樣式論和影象志都視美術作品為單純的紀錄手段，以至於忽視其審美價值。色多爾馬亞以構造分析，嘗試判別形式與內涵的分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術史研究出現多種新趨勢。帕諾夫斯基、維特的影象學方法，將主題的深刻涵意置於諸人文科學的整體關係中研究；貢布利希的心理學方法吸收了格式塔心理學、精神分析法的成果；克拉克尋求超越時代的共同造型精神。他們試圖從作品在歷史潮流中的發展和作品具有的超越歷史的審美價值的“構造”這兩個方面，明確人的創造活動的成果和本質。
中國的美術史研究
早在先秦的諸子百家著作中已有對美術的零星言論。顧愷之的《論畫》、《魏晉勝流畫贊》評論了21幅作品，為最早的美術史文獻。中國古代的美術史，常以畫品、書品、畫論、書論、畫史、書史、書畫著錄的形式表現出來。南朝謝赫的《畫品》以六法為標準，將27 個畫家分六品來評論。 唐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847)是第一部較完整的繪畫史。 它共分10卷，前3卷通論畫學，記述寺觀壁畫；後7卷系原始至唐會昌元年(841)間372名畫家的小傳。這種傳記體繪畫史的影響衣被千年，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1074)、鄧椿《畫繼》、元夏文彥《圖繪寶鑑》等幾十種畫史，都基本上繼承了其傳統，並具有續書的性質。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的美術史研究，從日本間接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學的影響。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雕塑篇》 (1917)，文獻、圖版資料翔實，開拓了實證主義的考據學風。潘天壽、秦仲文、俞劍華分別著《中國繪畫史》，以文獻為依據對中國繪畫的發展作了系統的敘述。胡蠻著《中國美術史》，第一次試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國美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美術史研究隊伍增大，成立了美術研究所，中央美術學院也設立了美術史系，並且全國許多美術院校、研究所都招收了美術史研究生。美術史著述頗多，但存在著“以史帶論”、“以論帶史”的問題，還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李裕的《中國美術史綱》(1957)認為美術史是“現實主義之發生發展及其與非現實主義之矛盾鬥爭史”。美術史界對此有不同意見。王遜、王朝聞、金維諾、王伯敏等人在中國美術史研究上有一定成就，常任俠在東方美術的研究上進行著開拓性的工作。中國的美術史研究正向深度和廣度發展。至1989年，又有一批大型中國美術史著作和畫集出版，如王伯敏主編《中國美術通史》（8卷）、 《中國美術全集》（6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