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訪古記

[拼音]：Wang Shouren

中國明代哲學家，心學唯心主義集大成者。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

生平活動

王守仁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11歲前在祖父王倫培養下成長。後隨父親王華到北京任所，一度熱心騎射，繼又研習兵法。18歲時在回餘姚的途中拜訪程朱派學者婁諒(1422～1491)，婁諒向他介紹了朱熹的格物說和聖人可學而至的思想，使他很受啟發。21歲中鄉試，遍讀朱熹著作。28歲中進士，任職於工部，後又擔任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繼位，太監劉瑾弄權，王守仁因抗疏救援戴銑等人被劉瑾廷杖，後繫獄，不久貶謫為貴州龍場驛丞。正德三年時他發生重要的思想轉變，以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於是背棄朱熹向外窮理的格物致知說，並在當地建立龍岡書院。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其主講貴陽文明書院，他在此首次演講知行合一說。劉瑾伏誅後，他歷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等職，後升任南京太僕寺少卿，與弟子徐愛等人講述他的大學格物新說與知行合一說。後經徐愛記錄整理，成為《傳習錄》，正德八年至滁州督馬政，講學規模漸大，一度強調靜坐，要求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正德十一年，升任南贛僉都御史，奉命鎮壓贛南農民起義。在軍事鎮壓取得成功後，強調思想統治，重視教化，提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思想，使贛南的統治秩序得到恢復。這期間他在贛縣修建濂溪書院，刻印古本《大學》，印發《朱子晚年定論》、其弟子薛侃出版了《傳習錄》。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討伐寧王宸濠在南昌發動的叛亂。僅用35日即生擒宸濠。事遂，奉敕兼巡撫江西。他從自己的經歷中，總結了經驗，提出“致良知”的學術宗旨，認為這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若信得這三字，譬之操舟得舵。

明世宗繼位後，他被任命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封新建伯。此時王守仁因遭到反對派的攻擊、排擠，疏乞歸省，從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1527)過著退隱生活。其間他續刻增訂《傳習錄》，修建稽山書院，其弟子建立陽明書院。他的“拔本塞源論”和一系列重要書信及《傳習錄》下冊，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弟子還為他刻印《陽明先生文錄》及《居夷集》等。

嘉靖六年五月朝廷起用王守仁，鎮壓廣西少數民族起義，得逞後，為加強思想統治，王守仁興辦南寧書院，建立思田學校，推行儒學。在他出徵廣西之前，錄下了全面闡述他哲學思想的《大學問》。

嘉靖七年王守仁病重，上疏請求回鄉養病，翌年初卒於迴歸途中的江西南安。

哲學思想

王守仁在許多重要觀點上都與朱熹對立。朱熹將《大學》一書分為經傳，並補寫格物致知傳;王守仁則認為原無經傳可分，更無經傳可補。朱熹重視“格物致知”，把它置於“誠意”之先；王守仁則認為格致本於誠意，以誠意為主。朱熹將心與理析而為二，把知與行分離開來；王守仁則主張心與理一，知與行合。朱熹以格物為窮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對經典的一字一句細心理會；王守仁則認為朱熹這種方法是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他以格物為正心，要求發揮良知的作用，以良知為評判事理的標準和解釋經典的根據。他們雖然都反對佛老的虛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認為朱熹的思想瑣屑支離，不足以駁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與陸九淵接近。他們都在根本觀點上強調心與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簡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並非直接繼承於陸九淵。他的格物致知說、知行合一說和致良知說，不但與朱熹的思想相對立，也與陸九淵的學說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陸九淵的心即理說，完成了一個心學體系。他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體便是理，心外無理；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無物。王守仁認為，心的“靈明”便是天地萬物的“主宰”，如果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低？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它吉凶？萬事萬物皆是如此。因此，沒有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萬物。離開天地萬物，也就沒有我的靈明。王守仁認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強調主觀意識的能動性，卻混淆了主體同客體、意識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對立，進而顛倒了二者的關係。

王守仁心學的特點是他的“良知說”。他認為，人心之靈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他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錄”，“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生，真是與物無對”。天地萬物皆從良知中產生。沒有我的良知，便沒有天地萬物，但良知為人心之所固有。他又說，良知是“天淵”，是天地萬物發育流行的根源，因此，良知又稱為“太虛”。天地萬物在太虛中發育流行，就是在良知中發育流行，而不在良知之外。

王守仁所謂良知，實際上是主觀的道德意識，它既是是非標準，又是善惡標準，即真理和道德標準。他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這種是非善惡之心人人皆有，聖愚皆同，本來圓滿，原無欠缺，不須假借。聖人不會多一些，常人不會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為聖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故不必求之於聖人，亦不必求之於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準則，便是你的明師”。一切是非善惡，良知自會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於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如果求之於心而是，“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說，雖是一種先驗論，但它打破了聖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觀上具有動搖儒家權威的作用。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無善無惡的思想，認為良知是超出善惡之上的絕對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絕對真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這都是相對的，但良知是絕對的，因此他稱之為“至善”或“無善無惡”。他晚年提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句教”作為立言宗旨，表現了王守仁思想的內在矛盾，引起了王門後學的爭論和分裂。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既針對朱熹，也不同於陸九淵。朱陸都主張知先行後。王守仁反對將知行分作兩截，主張求理於吾心。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個功夫的兩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離，也沒有先後。與行相分離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與知相分離的行，不是篤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強調道德意識的自覺性，要求人在內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視道德的實踐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練，要言行一致，表裡一致。但他強調意識作用的結果，認為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混淆了意識活動同實踐活動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克服“一念不善”，這是他的“立言宗旨”。

評價與作用

黃宗羲認為王守仁學術思想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始氾濫於辭章，繼出入於佛老，最後歸本於孔孟，建立了知行合一說。黃宗羲又將成熟以後的王守仁學問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盡去枝葉，一意本原，即以心為本除去格物致知等向外工夫，其方法是默坐澄心，收斂此心；其次是江西平定宸濠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認為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故不必專以默坐澄心為目的，良知自能收斂，自能發散；最後是退隱在故鄉的晚年，思想完全成熟，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

王守仁哲學力圖糾正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煩瑣與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將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簡易的哲學基礎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達 150年之久，形成了陽明學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觀的知識，只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在道德規範的形成上，又忽略了歷史條件的決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產生了“虛玄而蕩，情識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廢學，一切解脫。一些學者把這些流弊視為明朝滅亡的原因。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著某些促進思想解放的因素，為中國近代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學思想在明中葉以後傳到日本，併成為顯學，後來影響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界，對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