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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ungang Shiku
中國北方地區佛教石窟寺。在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武州山（州，一作周，又稱武州塞）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約1公里餘，現存主要洞窟53個，小龕1100多個，造像5.1萬餘軀，分作東、中、西3區。大窟多建成於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間，較小窟龕的開鑿則一直延續到孝明帝正光末(524)。唐、遼二代，僅有個別造像的雕鑿和修理，遼代還建有10寺。近代以來，雲岡石窟逐漸湮滅無聞。20世紀初，平綏鐵路修通後，重新引起世人注意。中國學者陳垣、葉恭綽等人，曾著文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雲岡石窟被盜劫和破壞的佛像，達1400餘軀。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在雲岡作過較長時間的調查和測繪。1949年以後，對石窟進行大規模的修葺，併發掘了窟前遺蹟和被泥沙淹埋的洞窟。雲岡石窟作為中國中原北方地區開鑿較早、以北魏洞窟為主體的石窟，曾給予各地石窟很大的影響。它與敦煌石窟、龍門石窟併為中國北朝大石窟的代表，1961年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窟的建立
雲岡石窟開鑿於北魏的中後期。其建立年代，主要有文成帝和平初年與興安二年（453）二說。自道武帝天興元年(398)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平城（今大同市）作為北魏都城達近百年之久。武州塞地當舊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與都城平城間往來的交通要衝，自明元帝始，這裡又為北魏皇室行幸祈福之地。雲岡石窟於此開鑿，遂成為都城附近的佛教勝地。北魏佛教主要來源於北涼。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滅北涼，遷涼州僧徒3000人及宗族吏民3萬戶於平城，造成了如《魏書·釋老志》所記：“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的局面。開鑿雲岡石窟的基本力量，應是來自北涼的工匠。北魏佛教的興盛，與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有關，成為抬高皇帝政治地位和維護皇室權威的工具。道武帝時的統法果，曾帶頭禮拜皇帝，聲稱皇帝即當今如來，拜天子乃是禮佛。文成帝興安元年，造石像令如帝身。興光元年(454)又於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5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鑄釋迦立像5身。這是北魏佛教氾濫，佛教造像受到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佛教與中國的道教之間，在北魏有過激烈的鬥爭。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詔焚燬佛像和佛經，坑殺沙門。這次廢佛事件，卻成為促成雲岡石窟開鑿的間接契機。史載興安元年文成帝即位，下令恢復佛法。明年，召涼州名僧曇曜至平城。和平初，任曇曜為沙門統，奉以師禮。由曇曜主持，於京城西武州塞開窟5所，鐫建佛像各一，雕飾奇偉，冠於一世。這就是著名的曇曜五窟（16～20窟）。雲岡北魏石窟可分3期。唐、遼時期也有所鑿建。
北魏第一期石窟
即位於雲岡石窟群中部的曇曜五窟。窟為馬蹄形平面，穹窿頂，仿印度草廬式。主像以三世佛為主，還有釋迦和交腳彌勒菩薩，外壁雕千佛。主佛形體高大，佔據窟中主要位置。佛面相方圓，兩肩齊亭，深目高鼻。上身內著僧祇支，外著袒右肩或通肩大衣。菩薩袒上身或斜披絡腋，戴高寶冠，胸佩項圈、短瓔珞，戴臂釧，下著羊腸大裙。飛天著裝和菩薩相同，大裙下露足。衣紋厚重凸起，線條簡潔。從造像特點中，可以看到犍陀羅藝術的某些影響。此五窟可分為二組：
（1）18～20窟為一組，開鑿最早，主像均為佛裝三世佛，19窟是這一組的中心窟，主像高達16.8米，其左右二佛分處二耳洞。20窟主像高13.7米，前壁早經坍塌，造像露天，為雲岡石窟的代表作（見彩圖）。
（2）16、17兩窟為另一組。17窟主像亦為三世佛，正中是交腳彌勒菩薩。16窟主像是釋迦立像。這5所石窟，即相傳為太祖以下5帝各鑿一像的遺蹟。
北魏第二期石窟
主要在中區及東部的一部分，開鑿於文成帝以後至遷都洛陽以前(465～494)。主要石窟有5組，其中4組為雙窟，1組為3個窟。此外，第3窟、11窟外壁崖面上的小窟和20窟以西若干小窟，也是在這一期中開鑿的。
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央立塔柱。窟頂多雕平棊，龕有上下重龕、左右對稱式和屋形龕等。造像題材多樣，大像減少，出現世俗供養人行列。太和十三年前後，出現褒衣博帶式佛裝。菩薩頭戴花鬘冠，著帔帛，大裙下襬飛揚。飛天在此期後段穿短衫，有的不露足。題材突出釋迦，主像有三世佛、佛裝交腳彌勒，還有依據《法華經》雕出的釋迦、多寶佛和依據《維摩詰經》雕出的維摩、文殊對坐像，以及修持“法華三昧觀”所要求的本生、佛傳浮雕及七佛、供養天人等。
第二期中最早開鑿的是第7、第8這組雙窟。佛裝交腳彌勒、天龍八部護法像和供養人行列，最早出現在這組窟中。第9、第10這組雙窟，據金皇統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簡稱《金碑》)，可大致推定建於太和八至十三年，最早出現了仿木結構窟簷、屋形龕等中國傳統建築形式。第5、第6窟主像均為三世佛，佛像已著褒衣博帶式佛裝。這種改變，是和孝文帝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太和十年開始的服制改革措施相適應的。石窟藝術的中國化，在這組窟中明顯表現出來。大型連續的佛傳故事雕刻，也出現在第6窟中心塔柱及後室四壁。但這組窟開鑿較晚，且尚未完工，說明距南遷洛陽日期已不遠。
北魏第三期石窟
開鑿於遷都洛陽後至魏正光末年（494～524）。此期多為不成組的中小窟，補刻小龕較普遍。佛的面型清癯，長頸，削肩。全為褒衣博帶式佛裝，大衣下襬褶紋愈益重疊，延昌以後為密褶式平行線條。菩薩面型亦趨削瘦。上身著短衫，帔帛交叉處穿璧，大裙下襬呈鋸齒狀，並向外伸展。飛天上著短衫，大裙曳地，不露足，腰折作V型。龕楣、帳飾日益繁複。題材流行釋迦、多寶與維摩、文殊，佛傳故事較多，彌勒與釋迦並重。
此期窟龕有4種類型。第1種為塔洞，窟中雕塔或方柱。壁面多雕千佛龕。第2種為千佛窟。第3種是四壁三龕式中小窟，後壁主像多為釋迦、多寶，也有釋迦龕。每35窟洞口延昌五年(516)龕，是該窟開鑿時間的下限。第4種是四壁重龕式中小窟，後壁主像多為上龕彌勒，下龕釋迦。
第二期以後，石窟和龕像增多，第三期中小窟龕成為開鑿的主體。這表明在遷都洛陽前後北魏佛教的泛濫及其在平城中下層民眾中的蔓延。現存銘記中的窟主身份，第二期尚有皇室和上層官宦，第三期則最高不過將軍、太守之屬，更多的是無官職的信徒。此外，在延昌、正光間銘記中，已出現乞求託生西方淨土世界的要求。
唐代以後的石窟遺蹟
唐代初年，有過個別的石窟工程。第3窟後室的阿彌陀佛與觀世音、 大勢至菩薩等3尊大像， 很可能就是初唐在北魏未完成的後室開雕的。根據《金碑》記載，遼興宗、道宗時期(1031～1100)，曾在雲岡石窟進行過規模巨集大、歷時10年的工程。主要內容應為興建後接石窟，前建木結構窟簷的“一通樂、二靈巖、三鯨崇、四鎮國、五護國、六天宮、七崇福、八童子、九華嚴、十兜率”等10座大寺。歷年來的窟前發掘與1～20窟現存的崖面遺蹟相對應，說明上述遼代十寺的具體方位，約當1～20窟。在其中第13窟南壁下部佛龕上曾發現遼代修大小像1876尊的銘記。第35窟東壁釋迦像後殘存有可能是遼代所繪的石綠色網目紋背光，這說明遼代進行過造像的修整、彩繪等工程。遼末，保大二年(1122)，十寺毀於兵火。此後，金皇統三年至六年，重建過靈巖大閣九楹等建築，至元末尚存。明末雲岡寺院再度淪為灰燼。
參考書目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1期。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2期。
丁明夷：關於雲岡石窟分期的幾個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