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

[拼音]：Wei-jin lunli sixiang

[英文]：moral thoughts in the Weiand Jin dynasties

中國魏晉時期(220～589)各種道德學說的總稱。隨著漢代神學目的論（見秦漢倫理思想）的破產，地主階級道德要求與其實際行為的背離，以神學作為理論形式的名教綱常，逐漸流於形式，失去對人們的思想行為的約束力。到了魏晉時期，由於國家分裂，篡奪頻仍，社會動盪不安，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一面維持名教，標榜“以孝治天下”，把名教綱常作為麻痺群眾、剪除異己的工具；一面又推崇“三玄”，宣揚玄學，試圖調和老子、莊子和儒家的倫理思想，為其放蕩縱慾的“自然”生活辯護。與此同時，玄學中出現了儒家倫理思想，並引起名教與自然的矛盾。隨著玄風盛行、佛教傳播，出現了儒家倫理綱常與佛教、道教的人生哲學既相互鬥爭又彼此吸收的錯綜複雜的局面。

以王弼、郭象為代表的玄學家援道入儒，試圖藉助玄學比較精緻的思辨形式，調和名教與自然的矛盾，為封建制度和門閥士族的荒淫腐化生活作辯護。王弼從“萬物以自然為性”出發，認為“名教”出於“自然”；名教不僅是自然的產物，也是自然的體現。郭象則更進一步把名教說成是“天理自然”，名教即自然。與此相反，嵇康、阮籍等人則主張“越名教任自然”。他們視“六經”為糞土，譏禮法之士為“蝨之處褌中”，抨擊名教是壓抑人性的罪惡工具，主張崇尚“自然”。鮑敬言在《無君論》中認為，君權的統治是“強者凌弱”的結果，而不是人類的自然現象。他通過否定君權的合理性否定名教綱常。這一時期的《楊朱篇》和魯褒的《錢神論》等著作，也從不同角度衝擊儒家道統和名教綱常。前者公開提倡“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把縱情奢欲、及時行樂作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後者則通過“富貴在錢”、有錢可以支配一切的現象，揭露門閥士族愛錢如命、敬錢如神的卑劣人格。玄學未能挽救名教危機，而使名教陷入了更大的危機。裴為了維護名教，反對玄學，寫了《崇有論》。他不但抨擊那種“口談虛浮，不遵禮法，尸祿眈寵，仕不事事”的時弊，而且指出其根源在於玄學“貴無”。他認為“闡貴無之義”，必然“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導致“禮制弗存”、“無以為政”的局面。因此，維護名教，就必須“貴有”。南北朝時期，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也從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觀點出發，肯定名教綱常的社會作用和家庭道德教育的極端重要性。

在魏晉時期，佛教也依附玄學得到迅速傳播（見魏晉南北朝哲學）。佛教注重“出世”，主張沙門不敬王者，與傳統的道德觀念相背離，並因此受到儒家的責難與抵制。但佛教為了爭得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卻極力調和儒、佛關係。它通過靈魂不死，業報輪迴的宣傳和持戒、忍辱等行善修道方法，使佛教教義成為忠、孝說教的有力輔助。東晉名僧慧遠宣稱：沙門“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親，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強調佛教的人生哲學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行不悖，可以互相補充。

魏晉倫理思想是在玄學盛行、佛教興起中形成的。玄學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儒家倫理思想，同時也提高了倫理學說的理論水平。這一時期，交織於倫理領域中的世俗道德與宗教道德之間的相互鬥爭和吸收，直接影響了隋唐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