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瑪目

[拼音]：Danggu

東漢桓、靈二帝統治時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對宦官專權而遭禁錮的政治事件。所謂“錮”就是終身不得做官。黨錮的政爭自延熹九年(166)，一直延續到中平元年(184)。

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延熹二年，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了外戚梁氏，單超等五人同日封侯。從此，宦官獨攬朝政，外戚與宦官的爭鬥也越演越烈，封建統治日趨黑暗。

除外戚、宦官之外，官僚士大夫也是當時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官僚士大夫中不少出身於世家豪族。有的大族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天下，儼然成為頗具權勢的領袖人物。安、順二帝時為籠絡儒生，相繼擴充太學，順帝時，太學生員多達三萬餘人。這些為數眾多的太學生是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官僚士大夫懾於日益頻繁的農民起義，為東漢王朝的分崩離析感到擔憂。他們對外戚、宦官把持政權感到不滿，但是，在這兩種勢力的爭鬥中，他們更傾向於外戚一邊。這不僅因為官僚士大夫在經濟上與外戚集團有著更多的聯絡，而且在他們眼中，宦官不過是地位卑賤的“刑餘之人”，特別是宦官把持朝政後賄賂公行，原先作為察舉、徵辟依據的封建倫理受到冷落，堵塞了士大夫的仕進之路，直接觸犯了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於是，官僚士大夫很自然地把抨擊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宦官。

本來，東漢後期在官僚士大夫中就盛行一種褒貶人物、左右輿論的風氣，稱為“清議”。這種風氣傳到太學，諸生以郭林宗、賈偉節為首，與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以及王暢等人也互相推崇，當時太學中流傳:“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其中李膺名望最高，士人得到他的賞識，被譽之為登龍門，從此身價十倍。太學諸生與這些官僚由臧否人物進而抨擊時政，他們把“國命委於閹寺”看成是封建統治日益腐敗的主要根源。這種清議與外戚反對宦官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對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形成嚴重的威脅。例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懲辦不法宦官，宦官們只好小心謹慎，連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宮門。於是，宦官集團伺機進行反擊，黨錮事件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延熹九年，司隸李膺捕殺交通宦官、教子殺人的方士張成。宦官唆使張成弟子牢脩誣告李膺等人蓄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謗朝廷。桓帝於是通令郡國逮捕“黨人”。李膺和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均被收執，太尉陳蕃也以用人不當被策免。次年，桓帝又下詔將“黨人”赦歸田裡，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一事件發生後，引起了士大夫階層的公憤。他們互相標榜，稱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杜密等八人為八俊，郭泰、範滂等八人為八顧，張儉、翟超等八人為八及，度尚、張邈等八人為八廚；由此，與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之間的鬥爭更趨激烈。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靈帝幼年繼統，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武為大將軍，執掌朝政。他與太傅陳蕃起用黨人，打算消滅宦官勢力。後因事機洩漏而失敗，陳蕃被殺，竇武自殺，李膺及為陳蕃、竇武所薦舉者及門生、故吏等皆免官禁錮。建寧二年（169），宦官侯覽又使人誣陷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同年十月，曹節也乘機奏捕考殺虞放、李膺、杜密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此外，藉機報私冤和地方官濫捕牽連，以至死、徙、廢、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隸校尉段熲逐捕黨人和太學諸生千餘人。熹平五年，進一步下詔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內的親屬，都免官禁錮。這次黨錮前後延續了十幾年。中平元年黃巾起義爆發後，靈帝下詔赦免黨人，黨錮至此才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