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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Mojing

中國戰國時期後期墨家的著作。指今本《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 6篇；《墨經》亦稱《墨辯》，主要是討論認識論、邏輯和自然科學的問題。

註解和研究

《墨經》之名始見於《莊子·天下》篇。晉代魯勝曾以《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為 《墨辯》，作注， 還“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秦漢以後，隨著墨學的衰微，《墨經》也很少流傳。現在可見的只有魯勝的《墨辯注敘》，儲存在《晉書·魯勝傳》中。清代乾隆年間，畢沅、孫星衍、 汪中、 張惠言等紛紛為《墨子》作注。後來孫詒讓彙集畢沅以來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見解，輯成《墨子閒詁》一書，其中有對《墨經》的考訂。近現代學者譚戒甫的《墨辯發微》、高亨的《墨經校詮》、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詹劍峰的《墨家的形式邏輯》等著作，聯絡歷史背景，比較古希臘、印度的邏輯學，綜合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的知識，對《墨經》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使得《墨經》有一個大體可讀的脈絡。

哲學內容

（1）自然觀方面，《墨經》擺脫了前期墨家天志、明鬼的思想影響，根據當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對時間、空間、運動等哲學範疇作出了明確的說明。《經上》說：“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墨經》指出，“久”是時間範疇，包括古今早晚等一切具體時間在內；“宇”是空間範疇，包括東西南北等一切場所;“異時”與“異所”則構成“宇宙”，宇宙是無限的。《墨經》用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來說明運動。《經下》說：“宇或徙，說在長宇久”；《經說下》解釋說：“長，宇徙而有（又）處，宇南宇北，在旦有（又）在莫（暮）；宇徙久”，認為物體的運動必經歷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一瞬間內，物體既不在某一點又在某一點上，但整個運動卻是由此處到達彼處，由此時至於彼時，時間、空間和運動三者是統一的。

（2）認識論方面，《墨經》繼承和發展了前期墨家唯物主義反映論的思想，闡明瞭認識的來源與認識的過程，認為人具有認識的能力，《經上》說:“知，材也”；認識能力僅僅是獲得認識的必要條件，有了認識能力還不等於有認識，猶如有了眼睛並不等於已經見到了事物一樣，《經說上》說：“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要得到知識必須以感官去接觸外物，《經上》說：“知，接也。”《經說下》說：“惟以五路(五官)知”。《墨經》又認為，接觸事物首先要認識其外貌，說：“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之”屬於感性認識，要得到明瞭透徹的認識還必須經過 “心” 的作用，說：“，明也”，“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這就是說，表面的感性認識，經過心的思維作用，形成深切著明的理性認識，便從“過物”進到“論物”。

《墨經》還把知識按其獲得方式分為三類：“聞知”得自傳授；“說知”是由已知推及未知；“親知”系直接經驗所得。後期墨家特別重視親知，認為它是聞知和說知的基礎。《墨經》還討論了認識和客觀事物的關係、以及檢驗認識的方法，提出了“名、實、合、為”四個概念。“名”是稱謂物件的名詞、概念；“實”是被認識、稱謂的物件；名實相耦（“合”）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識；而“為”則是認識的目的和驗證，它本身體現了動機和效果的統一。

（3）邏輯方面，《墨經》的貢獻尤為突出。在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 “辯” 是思想鬥爭的重要工具。《小取》把辯的目的規定為：“明是非之公，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這就否定了莊周學派“不譴是非”的主張以及惠施、公孫龍學派玩弄概念的偏向。同時，《小取》還提出辯的原則應該是“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即必須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瞭解各種言論的同異；“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認為概念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判斷必須表達確定含義，論證必須有充分根據，而比較推理也要“以類取，以類予”，只有同類事物、同類概念才能比較推論。《墨經》還具體探討了概念的分類、判斷的形式、推理的原則與方法。（見後期墨家邏輯）

（4）社會歷史觀方面，《墨經》繼承和發展了墨子“兼相愛，交相利” 的學說， 公開提倡注重實際的功利主義，以利害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它主張歷史進化論，認為堯舜之道在當時是好的，拿到今天就行不通；今天的社會應該根據今天的情況來治理。

《墨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文獻和邏輯著作。它關於自然觀、認識論和形式邏輯的理論，構成先秦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