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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Hongloumeng

清代長篇小說。一名《石頭記》。作者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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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早期流傳的抄本帶有“脂硯齋”等人批語,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種“脂評本”僅80回,現存版本完整的很少,“甲戌本”,存16回;“己卯本”,存43回又兩個半回;“庚辰本”,存78回。“戚序本”,是經過整理加工的“脂評本”,整80回。還有“舒元煒序本”、“夢覺主人序本”、蒙古王府藏抄本。另有《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則為120回,前80回主要據“脂評本”抄集校改。

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程偉元、高鶚活字排印《紅樓夢》,題《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120回。程偉元序說,《紅樓夢》“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傳祇八十卷,殊非全本……。爰為竭力蒐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版,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乾隆五十六年排印本稱“程甲本”,第二年程偉元和高鶚對“程甲本”修訂後的排印本稱“程乙本”,合稱“程高本”。

“程高本”的印行,迅速擴大了《紅樓夢》的流傳和社會影響。後40回盡力揣摹前80回的暗示和意圖,一一交代各個人物的結局,完成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並使《紅樓夢》成為有頭有尾的作品。但後40回違背原著精神,寫了賈寶玉中舉和賈家復興,並在人物描寫和情節構思方面有許多歪曲和庸俗的筆墨,其總傾向、風格和原著有很大距離。

主題和人物形象

《紅樓夢》描寫賈寶玉的愛情和婚姻悲劇,即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以及賈寶玉和薛寶釵的婚姻悲劇。作者真實細緻地描寫了悲劇發生和發展的複雜現實內容,揭示造成悲劇的全面而深刻的社會根源。圍繞著愛情婚姻悲劇,同時鋪開一個由許多有關人物構成的廣闊的社會生活環境,從而展示漸趨崩潰的社會的真實內幕。賈寶玉、林黛玉等人對自由和幸福的嚮往追求,反映那個時代對個性解放和人權平等的要求,閃爍著初步的民主主義精神。它與封建主義衝突所造成的悲劇,生動地表明封建社會的不合理,使讀者預感到這個社會已日暮途窮,走向滅亡。

賈寶玉形象

賈寶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作為榮國府嫡派子孫,他出身不凡,又聰明靈秀,是賈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繼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卻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說充分描寫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環境和他的具體境遇的各方面特點,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長的主客觀原因。一方面,以男子為中心的貴族社會是那樣虛偽、醜惡和腐朽無能,使他因自己生為男子而感到終身遺憾;另一方面,少女們的純潔美好又使他覺得只有和她們在一起才稱心愜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讀四書、五經,但家塾的內容和風氣是那樣的腐朽敗壞,那些循著這個教育路線培養的老爺少爺們是那樣的庸陋可憎,他對於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觸做官的父親,畏之如虎,敬而遠之。家長從小把他交給一群奶孃丫鬟。那些圍繞著他,各以一顆純真的心對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啟蒙老師。丫鬟們的深摯純潔、自由不羈的品格感染著他,她們由於社會地位所遭到的種種不幸也啟發著他。在賈寶玉的直感生活裡,她們和那些以世俗男性為主的居於中心統治地位的勢力,在每一點上都形成鮮明的對照:聰明和愚蠢,純真和腐朽,潔淨和汙濁,天真和虛偽,善良和邪惡,美好和醜陋。賈寶玉在這樣的環境裡,逐漸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愛憎傾向。

賈寶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個性,主張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動。在他心眼裡,人只有真假、善惡、美醜的劃分。他憎惡和蔑視世俗男性,親近和尊重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女性。他說過“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與此相連,他憎惡自己出身的家庭,愛慕和親近那些與他品性相近、氣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賤的人物。這實質上就是對於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的否定。同時,他極力抗拒封建主義為他安排的傳統的生活道路。對於封建禮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盡力逃避參加士大夫的交遊和應酬;對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祿、封妻廕子,十分厭惡,全然否定。他只企求過隨心所欲、聽其自然,亦即在大觀園女兒國中鬥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著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託生為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賈寶玉受時代的侷限,找不到現實生活的出路,他要擺脫貴族社會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貴族階級。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劇性的嚴重矛盾。他的理想無疑是對封建主義生活的否定,卻又十分朦朧,帶有濃厚的傷感主義和虛無主義。

賈寶玉對個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現在愛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聽從父母之命,取決於家庭的利益。可是賈寶玉一心追求真摯的思想情誼,毫不顧忌家族的利益。他愛林黛玉,因為林黛玉的身世處境和內心品格突出集中地包蘊了生活環境裡所有女孩子一切使他感動、使他親愛的客觀與主觀的特徵。他和林黛玉的相愛,是以含有深刻社會內容的思想感情為基礎的。反之,這種愛情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又成為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點和弱點,日益發展他進步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援力量和推動力量。這個以叛逆思想為核心的愛情,遭到封建勢力的日益嚴酷的壓迫。按曹雪芹原來的安排,林黛玉將淚盡而逝,賈寶玉將在她去世之後與薛寶釵結婚。薛寶釵的性格和婚後的生活使他徹底絕望,他終於棄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虛無之中。

賈寶玉的叛逆性格並不是一開始就定型了的,作品著力描寫了他性格發展成長的歷史。他生活在罪惡腐敗的貴族環境裡,不可避免地沾染著一些貴族公子的惡劣習氣和腐朽觀念,這些壞的東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傾向並存著。但隨著生活中他所見聞的重大事件給予的刺激和教育,隨著他在捲入現實矛盾時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擊,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惡劣的東西就慢慢減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漸漸堅定了,成熟了。

他對待身邊的女孩子們的態度,同情和親愛始終是主導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帶有一些腐朽、邪惡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鍾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飄零、身為貴妃的姐姐內心的悲苦,使他開始認識到在男女關係方面尊重與玩弄、純潔與腐朽、美好真摯與罪惡虛偽的區別,從此他對兩性關係逐漸表現出嚴肅態度,對自己所在的社會表現了深一層的反感。他曾以為天下女孩子的眼淚都要送給他。他愛林黛玉,但遇著溫柔丰韻的薛寶釵和飄逸灑脫的史湘雲,卻又不能不眩目動情。為著他感情的遊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淚和生命對他不斷地施加影響,使他從苦痛的體驗中逐步擺脫社會勢力和貴族惡習對他的糾纏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趨於純化,頭腦趨於清醒,思想感情趨於穩固與堅定。

此外,丫鬟的品格和遭遇也影響著他,使他領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他對女孩子們一般是溫存和順的,但在初期有時也暴露出一些暴戾作風,攆茜雪,踢襲人,訓晴雯等等,隨之而來的是金釧之死和因金釧、蔣玉菡的事所遭到的父親的毒打,經歷了這一系列事件之後,他不但永遠拋棄了打罵丫鬟的行為,也使他的叛逆思想大為加強,認識更加深刻。從此他對被壓迫、被糟踐的女孩子的同情體貼之心,更為深切周到、無微不至;而且在對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命運認識加深的基礎上,進而對她們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實質有了理解,從而在態度上有了分明的取捨,如對於林黛玉和薛寶釵、史湘雲,對於晴雯和襲人、麝月,心裡有了親疏的區分。以這種思想認識為基礎,才有“訴肺腑”的情節,他對林黛玉的愛情從此成熟鞏固,生死不渝。

封建勢力的另一次鎮壓是王夫人發動的抄檢大觀園:逼死晴雯、司棋,攆走芳官、四兒,大觀園最終轉入冷落淒涼之境。這主要是,封建勢力要摧毀賈寶玉和林黛玉的關係,掃蕩一切違背禮教、妨礙賈寶玉走上封建正路的因素。可是賈寶玉目擊晴雯等的悲劇和大觀園的劫難之後,拋掉對封建勢力的幻想,他用血淚寫成的《芙蓉女兒誄》,無異於一篇叛逆到底的宣言書。

賈寶玉否定封建主義社會秩序,但思想上並沒有達到否定君權和族權亦即封建主義統治權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發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傾向著被壓迫者並且支援他們;他堅持著與林黛玉的愛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實這一切,都是憑藉封建勢力給予他的特權而產生的,他還不可能否定封建主義的統治。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所仰賴的;他所反對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無法與封建主義統治徹底決裂,又不可能放棄自己的民主主義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最後只能到虛無縹緲的超現實世界中去。

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是一個比賈寶玉更多一些悲劇色彩的藝術典型。她出身在一個已衰微的封建家庭。祖上曾封列侯,到她父親一代便已不能襲爵,父親是科甲出身,官做到巡鹽御史。林家支庶不盛,門庭單薄。林黛玉沒有兄弟姐妹。母親的早逝使她從小失去母愛,同時也使她沒有像一般大家閨秀那樣,從母親那裡受到禮教婦德的薰陶和訓練。父親請了家塾先生教她識字讀書,又因她身體怯弱,課讀也就不甚嚴格。封建禮教和世俗功利對她的影響有限得很,她保持著純真的天性,愛自己之所愛,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很少顧及後果得失。這種性格最不宜寄人籬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繼去世,偏偏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她寄居在聲勢顯赫的榮國府裡,環境的勢利與惡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備;使她孤高自許,目下無塵;使她用真率與鋒芒去抵禦、抗拒侵害勢力,以保衛自我的純潔,免受輕賤和玷辱。

在這個冷漠的環境中,她遇著熱心、真誠的賈寶玉,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瞬間就彼此達到了瞭解和默契,他們都在對方的身上發見了自己,在自己心靈上照見了對方。他們由青梅竹馬順乎自然地發展成愛情。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戀愛經歷了初戀、熱戀和成熟三個階段。初戀時的纏綿和牴牾都還帶著孩童的幼稚和單純。自林黛玉揚州奔喪回來,他們的戀愛進入熱戀時期。他們愛情的思想原則逐漸明晰和自覺起來。林黛玉從她孤苦無依的身世與處境和高潔的思想品格出發,執著而強烈地向賈寶玉要求著彼此“知心”、“重人”、忠於自我並與“金玉之論”以及封建主義秩序截然劃分界限的嚴肅專一的愛情。她或喜或怒、變盡法子反覆試探賈寶玉的真心,一旦得到賈寶玉的肺腑之言以後,她的感情便趨於平靜,由對賈寶玉的不放心轉而對惡劣環境的深沉的憂慮。“訴肺腑”是他們戀愛轉入成熟的標誌。

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戀愛註定是一個悲劇。這個戀愛在兩個層次上與封建主義發生矛盾:首先,它違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進而由於戀愛的叛逆思想核心又與整個封建主義相沖突。林黛玉和賈寶玉不肯放棄自己的追求,他們代表著新興的力量與封建家庭對峙著;而封建家庭要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又決不可能允許這種戀愛存在和發展下去,這個衝突毫無調和餘地。製造悲劇的不是賈母、元妃或王熙鳳某個或某幾個人,而是封建主義。作為外祖母的賈母並非不心疼林黛玉,但她選擇孫兒媳婦終究要考慮整個家族的利益。林黛玉的羸弱的身體、孤傲的脾性以及自定終身的越軌行為,賈母是不能喜歡的,她要給賈寶玉說親,曾託過清虛觀的張道士,後來又留意打量過薛寶琴,這些跡象表明她就是沒有選擇林黛玉的意思。她所以一時不能對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戀愛斷然干預,主要是怕傷害了賈寶玉。賈母是一個絕對利己的享樂主義者,她晚年生活需要的是甜、鬧和團圓,尤其需要賈寶玉伴隨在身邊,賈寶玉的任何不虞都將破壞她晚年的安寧。隨著賈家境況的惡化,隨著家長要把賈寶玉引上封建正路以挽救家庭頹局的希望日益明確和強烈,家長便把他們的締結“金玉良緣”的意願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出來;同時,一次又一次的剿殺賈寶玉身邊的反抗勢力,並且把壓迫的圈子越來越緊縮到賈寶玉和林黛玉身上。敏感多病的林黛玉掙扎著,一心想得到幸福自由的生活,她曾因自己終身無人依恃而頻頻想念自己的父母,她還曾幻想過薛寶釵母女的同情和庇護,但環境是那樣的虛偽和險惡,她的幻想破滅了,眼淚流盡了,終於懷抱純潔的愛和對環境的怨憤永遠地離開了塵世,實現了她的誓言:“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汙淖陷渠溝。”

薛寶釵形象

薛寶釵出身在一個豪富的皇商家庭。母親是金陵王家的小姐,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貿易,舅舅王子騰從京營節度使做到九省都檢點,是朝中擁有軍權的勢要人物。薛家是商人與貴族的結合,既有注重實利的商人市儈習氣,又有崇奉禮教、維護封建統治的傾向。薛寶釵幼年喪父,兄長薛蟠是個沒有出息的酒色流氓。薛家雖富卻不貴,薛蟠打死人命要逃脫法網,就不能不依仗賈家、王家政治勢力庇護。薛家由於後繼無人,和賈家一樣也面臨著敗落的危險。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薛寶釵秉賦著與林黛玉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質。她們同樣都博覽詩書,才思敏捷,但林黛玉一心追求美好豐富的精神生活,薛寶釵卻牢牢把握著現實的利益。“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薛寶釵孜孜以求的是富貴榮華。

薛家母子三人在賈家長期住下的用意是要實現薛寶釵與賈寶玉的“金玉良姻”。薛寶釵深知自家的境況和母親良苦的用心,而賈寶玉的人品和才情在一般王孫公子中是十分難得的,故她在初次和賈寶玉單獨相處時,是那樣熱衷於賈寶玉脖子上的“通靈寶玉”,是那樣急切地讓賈寶玉認識自己項上的金鎖,她的要取得未來的“寶二奶奶”名分的意圖一開始就已表露。起初,她也並不顧忌封建閨訓,賈寶玉走到那裡,她幾乎都要跟到那裡,搬進大觀園後,她還常常到賈寶玉的怡紅院玩到深夜,以至引起晴雯的不滿。她去探視被父親打傷的賈寶玉時壓抑不住內心的愛憐之情,甚至有一次忘情地坐在午睡的賈寶玉身邊,為賈寶玉做活計。

薛寶釵理想的丈夫是功名富貴中人,她比賈寶玉的父母更敏感到賈寶玉離經叛道的危險傾向,因而不斷地以自己少女的嫵媚和婉轉的言詞,同時還籠絡了賈寶玉身邊的丫鬟襲人,從正面和側面規諫賈寶玉改弦易轍,勸他留心功名仕途,走上正路。這種規諫總是使賈寶玉從對她的潛意識依戀中驚醒過來,看到他和她分明站在兩條永不相交的人生道路上,漸次冷淡了對她的感情。

薛寶釵得不到賈寶玉的愛情,但卻握有實現婚姻的優勢。她知道婚姻的締結不在當事人,而取決於家長之命,她寧願傷害賈寶玉的感情也不願忤逆家長的意志。她的性格為人,早已獲得賈家上下的普遍讚許,她又格外用力地取悅賈府的統治者。元春從宮裡送出的燈謎本不新奇,她故意只說難猜;賈母要她點戲點菜,她就專點熱鬧戲文和甜爛食品;金釧被逼自殺,她為了安慰王夫人反說金釧糊塗。薛寶釵以她的人品和才幹,逐漸在封建家長的心目中造成了“寶二奶奶”非她莫屬的牢固地位;再加上薛家擁有賈家所急缺的財富,她所追求的婚姻勢在必成。然而“金玉良姻”只是徒具形式的婚姻,這種婚姻的成功意味著她的悲劇的開始。

《紅樓夢》悲劇的社會內容

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有著深厚的社會內容。《紅樓夢》不是孤立地描寫愛情婚姻事件,而是在這中心事件的周圍配置了一系列貴族、平民以及奴隸出身的女子的悲劇,展示了極其廣闊的封建社會的典型生活環境。作者是從多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矛盾鬥爭裡,從無比地錯綜著的人與人的關係上來充分地描寫這個中心事件的。小說第58回以後,就較少描寫愛情了,轉而大量地描寫環境。著重表現了四個問題:

(1)奴隸與主子的對抗性矛盾;

(2)家庭的內部矛盾;

(3)家族後繼無人的危機;

(4)經濟上入不敷出的危機。經濟危機是前3個矛盾的重要背景。

在中國小說史上從來沒有一部作品像《紅樓夢》這樣對一個貴族家庭的經濟狀況進行了如此全面、精細而真實的描寫,這些描寫不僅構成情節的重要背景,而且深深楔入作品人物的意識,影響和左右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為整個情節發展的動力之一。賈家經濟來源主要是地租、官俸和爵祿的數額很小,元春的賞賜也有限,賈家主要指望黑山村這樣的莊園的地租。但賈家的超經濟的榨取已經嚴重破壞了生產力,這些貴族莊園本已凋敝,又加旱澇災害侵襲,寧國府八九個莊子,一年中便旱澇了兩處,黑山村收成較好,但也只有預計的一半。收入日漸枯竭,可是賈家卻不能將就省儉,他們不能不維持貴族應有的體面。王熙鳳主張裁減侍候小姐的丫鬟,王夫人認為如今小姐已沒有了往日的排場,再要裁減就太不像樣了。探春模仿賴大家的花園的經營方式,想在大觀園的花花草草上掙點銀子,薛寶釵便立即提醒她不可見利忘義,失了貴族體統。這是一幅典型的封建末世貴族地主經濟的圖景:貴族榨乾莊戶農民的血汗,還是滿足不了自己的揮霍浪費。到了後來,賈家中秋宴席上的米飯都要按人頭定量;為了應付賈母八十壽辰,不得不變賣家用器皿;賈赦還不起暴發戶孫紹祖的五千銀子,竟將女兒迎春嫁他抵債;王熙鳳的藥方中須用二兩人蔘,榮國府居然就拿不出來。經濟的惡化,加深和激化了賈家內外各種矛盾,造成締結“金玉良姻”的客觀情勢。

作者環繞著賈寶玉描寫了以晴雯為代表的女奴們,為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和爭取人一樣的生活而進行的悲劇性的抗爭。這是賈府中的對抗性矛盾。晴雯和賈府中的所有丫鬟一樣有著自己的悲苦的身世,但是她和諂媚主子的襲人,鑽營攀附的小紅迥然不同,她寧願冒著殺身危險觸怒主子,也不肯低聲下氣承認自己是可以任人糟踐的奴才。她敢於頂撞擺主子嘴臉的賈寶玉,隨時抨擊那些表現奴性的丫鬟,一貫地尖銳地和媚主求榮的襲人對峙。到她被趕出大觀園即將告別人世的時候,她懷著對自由幸福生活的嚮往極度悲忿地抗議人世的冷酷、黑暗和不平。晴雯這樣的丫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她形神都像林黛玉,與賈寶玉建立了超越主奴關係的純真感情。她還有一群絕少奴性的夥伴。鴛鴦一向沉靜溫柔,當她反抗賈赦時卻爆發出雷鳴閃電般的力量,她拒絕做賈赦的小老婆,而且拒絕做任何人的小老婆,她蔑視那個社會作為一個丫鬟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表現著誓不承認自己是奴才的平等要求。司棋與她表弟偷偷戀愛,這個戀愛被主子發現後,她竟毫無畏懼和羞慚,她是一個人,也要求得到做一個人的權利。芳官和她的“小戲子”姐妹們,從蘇州被賣到了賈家,但她們內心沒有一天接受奴才地位,沒有一天過服貼謙卑的生活,她們隨心所欲,鬧出一個又一個的亂子。晴雯和這些沒有奴性的丫鬟,與賈寶玉、林黛玉一道,實際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反抗力量,衝擊著已經腐朽了的賈氏家族。

賈氏家族的內部矛盾也在加速著自身的衰亡。為了權力和金錢,這個鐘鳴鼎食的詩禮之家內部,房族、嫡庶、妯娌、婆媳,乃至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展開了公開的和隱蔽的、正面的和迂迴的鬥爭,這種鬥爭有時竟達到你死我活的白熱化程度。王熙鳳正處在家族權力鬥爭的中心,她風流俊俏、口齒伶俐,憑著孃家顯赫的地位和賈母特別的恩寵,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和擴張勢力;她揚言自己從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為了一己之利殘害人命亦毫無忌憚。她作威作福,積怨漸多。趙姨娘想要為兒子賈環爭奪繼承權,不惜使用魘魔法對付她和賈寶玉。寧國府的尤氏則伺機奚落她,拉攏她的親信和仇敵。邢夫人對兒媳王熙鳳極為不滿,她在“繡春囊”上大做文章,實際上是想打擊王熙鳳。此外,賈府的僕婦丫鬟早已不能忍受王熙鳳的刻薄貪吝,罵她是“巡海夜叉”,用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抵制她的統治。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弄得她心力交瘁,終於從權力的寶座上跌落下來。接替她的是三小姐賈探春,她志向遠大,才能出眾,無奈賈家大勢已去,她又是庶出,地位本不堅實,她的興利除弊的想法也得不到那些醉生夢死和愚鈍庸碌的老爺們的理解和支援,儘管有李紈和薛寶釵的襄理,她竭盡全力所進行的改革很快便遭到失敗。經歷了這樣一場事故的探春,痛心而清醒地感覺到這個赫赫揚揚的大家庭,再也沒有振興的希望了。

賈家越是接近滅亡,就越是不能容忍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愛,就越迫切地需要成就賈寶玉和薛寶釵的“金玉良姻”。賈寶玉是賈家子孫中唯一有希望可以中興家業的繼承人,家長們要把他引上正路,就不能不摧毀他和林黛玉的愛情,就不能不聘娶維護封建主義的薛寶釵。陷於困境的賈家不僅渴望薛家金錢的支援,而且急需能幹的薛寶釵來治理家庭。賈家男性腐朽不堪,早已是“女性當家”。賈母處在賈家的最高權力地位上,她是家庭中輩份最高的長者,更重要的她是賈家的精神領袖。在她的面前,賈政連教訓兒子的權力也被剝奪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一個大家庭中出現這種反常現象,便是衰朽的徵兆。封建社會裡,“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賈氏家族的旺盛發達恰恰經歷了五世,這時,它的子孫雖多,卻都只知安富尊榮,盡情享樂,竟沒有一個運籌策劃的人。這個家全靠王熙鳳支撐著。王熙鳳下臺,探春理家失敗,後繼者就只能是薛寶釵。王夫人請薛寶釵幫助探春理家,已經表現了對薛寶釵的急迫期望。“金玉良姻”體現著賈薛兩家的根本利益。封建勢力製造了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然而它所強制締結的“金玉良姻”也沒有如願以償。賈寶玉的逃遁使得這個婚姻成了千古遺憾。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反映了追求個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與衰朽的封建主義的矛盾,它反映了那個時代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是對封建主義的血淚控訴。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處理的是社會問題,但他不可能知道是社會問題,他把《紅樓夢》悲劇看作是人生的悲劇。雖然,他從自己的生活經歷裡敏銳地感受到那時代的窒息氣氛,深刻體驗到社會統治勢力的罪惡,但由於歷史的侷限,他無法認識到製造悲劇的社會根源。這樣,他一方面真實地描繪了生活在現實社會關係中的賈寶玉和社會所造成的愛情婚姻悲劇,另一方面卻又把這一切最後歸結為人生的苦痛和無常。小說開頭描寫的神瑛侍者和絳珠仙子的神話、主宰人間風情月債的太虛幻境、似有若無的甄寶玉和來去無蹤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給《紅樓夢》悲劇蒙上一層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色彩。

曹雪芹的思想明顯含有新的民主主義因素,但也沒有能夠脫離封建主義思想體系。他通過《紅樓夢》形象體系所表達的思想,在當時歷史階段中是先進的。但他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對統制文化思想的“理”,一面還是隻能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為孔孟之學作新的解說。他一面反對專制主義,一面還只能嚮往於古代仁君之政。曹雪芹的思想有著深刻的苦悶,他畢竟已經感受到了新時代因素的搏擊。他的孤獨是偉大的孤獨。

藝術成就

《紅樓夢》在藝術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它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的敘述和描寫就像生活本身那樣豐富、深厚、逼真、自然。《紅樓夢》的世界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礎上虛構出來的,那環繞著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大大小小不同階級和階層、不同年齡和性別、不同姿容和性格的幾百個人物,以及他們互相之間在不同層次和不同方面所發生的依存和矛盾的關係,那環繞著賈、林、薛的愛情婚姻像輻輳式展開的眾多事件,以及它們之間互相勾連又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都像是天然渾成,一點不見人工斧鑿的痕跡。曹雪芹寫人物完全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壞人一切都壞”的寫法,他寫的人物都植根在社會生活環境和各自具體境遇之中,都活動在縱橫交錯的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其性格受著多種客觀因素的影響和牽制,包含著複雜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表現出多方面的特點,但是這種性格的多樣性又有機地統一在主導方面;這樣與環境交融的性格不會是凝固的,它在主導方面的支配下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展著。作者著筆稍多的人物,在他們各自的位置上都有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然而他們又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所有的人物,包括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和陪襯人物,作者都是總攬全域性,按照主題的需要和生活的邏輯進行了匠心的安排,使得每一個安排都儘量地發揮多方面的作用,顯示出豐富的內容和深厚的意義,而彼此又處處關合照應,緊緊圍繞中心集結成為一體。這樣,《紅樓夢》就完全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單線式結構,它以賈寶玉為中心人物,以賈、林、薛愛情婚姻糾葛為貫串線索,但作者不像通常的單線結構方式那樣把與中心情節有關的各種社會關係棄置不顧,專一去描寫中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把中心的人物和事件放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與生活環境中的各種矛盾線索齊頭並進,並且揭示出中心情節和其他各種情節之間的內在聯絡。因而《紅樓夢》展現的情節就像生活本身那樣,具有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

《紅樓夢》在藝術表現上普遍地運用了對比的手法。作者安排了鮮明對照的兩個世界:一是以女性為中心的大觀園,這是被統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這是統治者的世界。大觀園以賈寶玉、林黛玉和一群處在被壓迫地位的丫鬟為主,包括年輕的小姐們在內,是一個自由天真、充滿了青春的歡聲笑語的女兒國。而與之對立的男子世界,則在權威和禮教的外衣下,處處都是貪婪、腐敗和醜惡。這男子世界以男性統治者為中心,還包括掌權的貴族婦人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人以及執行統治者使命的老媽子如王善保家的之流。在大觀園女兒國中,以各個人物的主觀思想又分明形成兩股對峙的勢力:賈寶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追求個性自由,背離封建禮教;薛寶釵、襲人自覺地維護封建禮教。這兩種勢力的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與封建社會的矛盾。但是薛寶釵、賈探春、襲人等又不同於一般統治者,儘管她們在主觀上站到了封建勢力的一邊,但由於她們自身受人擺佈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得到的悲劇結局,也和“薄命司”的其他女子一樣,程度不同地令人同情。

作者把這兩個世界對比著寫。例如第58回至63回寫大觀園的春天,展開一群少女們的優美、純潔的心靈,描寫了賈寶玉和少女們的天真無邪的情誼,接著筆鋒一轉,呈現了另外一個世界,那是賈珍、賈蓉、賈璉們的魍魎世界。賈珍們對女性的玩弄和糟踐,被視為正常和合理,而賈寶玉與女孩子對自由的追求則被視為忤逆越軌,善惡、美醜的對比如此鮮明而又如此鮮明的被顛倒,恰好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

作者還常常拿一個人對兩件事的不同態度對比,拿兩個人對同一件事的態度對比,在對比中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隱祕,表達作者的愛憎傾向。王熙鳳生日慶典,賈寶玉卻偷偷跑出城外去祭奠金釧,在賈寶玉的觀念中,祭奠一個屈死的丫頭要比慶祝王熙鳳壽辰重要得多。這是一個人對兩件事的態度對比。兩個人對同一件事,如賈寶玉、薛寶釵對病中林黛玉的態度,薛在一個秋雨黃昏探視林黛玉,她見面就說林黛玉氣色不好,話說得很甜,答應晚上再來卻終於沒有來;晚上來的卻是賈,他見面就說林黛玉氣色好多了。薛的真話中缺少善意,而賈的假話中卻充滿了體貼和柔情。作者運用對比十分自然,絲毫不見斧鑿的痕跡,而且意味深長。

《紅樓夢》善於處理虛實關係,它實寫而不淺露,虛寫而不晦暗,有虛有實,虛實相互照應、相互補充,創造出一個含蓄深沉的藝術境界。作者始終不肯直接描寫賈家冷遇林黛玉。但作者通過襲人的口具體描畫了史湘雲寄居嬸母家的境遇,直接描寫了中秋之夜被冷落在團圓宴席之外的三個孤女,在冷月寒塘的凹晶館的吟詩聯句描寫了她們三人的孤寂和悲苦。通過這些實筆,可以想象林黛玉的處境,林黛玉自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一點也不誇張,它真實地表現了環境的險惡以及她在險惡的環境中的感受。

作者很善於運用“春秋”筆法,也就是文筆曲折而意含褒貶。比如寫王夫人對林黛玉的憎惡,就寫得十分含蓄。清虛觀打醮張道士提親和賈寶玉揀金麒麟,加上在這之前元春送給賈寶玉、薛寶釵兩人一樣的節日禮物,這些觸發了林黛玉與賈寶玉一場鬧動全家的口角,鬧得賈寶玉要砸碎脖子上的“通靈寶玉”,這在家長看來是嚴重的事情。作者不寫王夫人對此事的態度,筆鋒一轉,卻寫她如何抓住金釧的戲言,大罵金釧:“下作小娼婦兒!好好兒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把這個貼身的丫頭逼到絕境。後來抄檢大觀園,作者寫她聽別人說晴雯的眉眼身段像林黛玉,便不管晴雯有錯沒錯,立即吩咐攆出去,她指晴雯罵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如此種種,王夫人都是在指桑罵槐。只要讀者仔細品味,便可意會王夫人言語和行為所潛藏的意思。《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它以一個貴族家庭為中心展開了一幅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上至皇妃國公,下至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動的描畫。它對貴族家庭的飲食起居各方面的生活細節都進行了真切細緻的描寫,園林建築、傢俱器皿、服飾擺設、車轎排場等等描寫,都具有很強的可信性。它還表現了作者對烹調、醫藥、詩詞、小說、繪畫、建築、戲曲等等各種文化藝術的豐富知識和精到見解。《紅樓夢》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罕見的。

影響和“紅學”

《紅樓夢》最初以抄本傳世,“當時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價,得金數十,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程偉元《紅樓夢序》)。1791年用活字印行之後,流傳更廣。

《紅樓夢》對青年的影響尤其大,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引起了封建時代渴求自由的青年們的共鳴。因此封建統治者把它視為洪水猛獸,多次明令禁燬。一些封建文人則編造一些無稽之談來詆譭曹雪芹,但《紅樓夢》屢禁而不絕,影響越來越大。封建文人有感於《紅樓夢》又不滿於《紅樓夢》,於是創作了五光十色的續書。它們站在封建名教立場,受因果報應觀念的支配,讓林黛玉起死回生,製造一個虛假的大團圓,無異於狗尾續貂。

對《紅樓夢》的評論和研究是從脂硯齋開始的。《紅樓夢》早期抄本題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其實這些抄本上的批語不盡出自脂硯齋,署名還有:畸笏叟、棠村、梅溪、鬆齋等等。但是以脂硯齋批語為多。脂硯齋生平不詳,據他的批語的口吻和內容,大抵可以知道他很熟悉《紅樓夢》創作的情形,參與過作品修改,與曹雪芹極親近。脂硯齋的思想比曹雪芹落後,他的批評有不盡確當之處,然而脂批的重要價值仍不可抹煞。它證明《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並且提供了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重要線索;它提供了《紅樓夢》生活原型的一些材料和創作過程的一些情況;它對《紅樓夢》的藝術分析有獨到之見;它還透露了曹雪芹原稿八十回以後的一些情節要點。

脂硯齋以後,評論和研究《紅樓夢》者越來越多,人稱“紅學”。“五四”運動以前,影響最大的是評點派和索隱派。評點派以脂硯齋為代表,其後還有“護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閒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索隱派的代表性著作出現在清末民初,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等,他們認為《紅樓夢》的人物情節只是作品主旨的幕障,人物情節影射著歷史真事,只有考索出作品影射的真事才能明瞭《紅樓夢》的真意。這種方法幾近於猜謎。“五四”運動以後,以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為代表的“新紅學派”崛起,掃除了索隱派的夢囈,但由於觀點、方法的限制,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仍舊沒有能夠正確解釋《紅樓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紅樓夢》研究得到蓬勃發展,逐漸深入,領域逐漸擴大到《紅樓夢》的版本、《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 《紅樓夢》後40回、 《紅樓夢》的歷史地位、《紅樓夢》的續書和改編、《紅樓夢》批評史等等。科學意義的“紅學”正在形成。

參考書目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棠棣出版社,上海,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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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新一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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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76。

吳世昌:《紅樓夢探源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吳恩裕:《曹雪芹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太愚:《紅樓夢人物論》(修改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83。

參考文章

《紅樓夢》的由來文學《紅樓夢》中賈府的養生觀保健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