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原文賞析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嶽牧鹹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餘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餘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評論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於六藝，折衷於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於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蹟。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
文章藉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凶殘、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紂王的統治已瀕於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諫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歷史大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歷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篤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為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讚語，唯《伯夷列傳》則無。滿紙贊論、詠歎夾以敘事。名為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藉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於敘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闔，彼此呼應，迴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叔齊的事實，只在中間一頓即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
本節內容由匿名網友上傳，原作者已無法考證。免費釋出僅供學習參考，其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評論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於六藝，折衷於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於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蹟。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
文章藉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凶殘、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紂王的統治已瀕於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諫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歷史大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歷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篤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為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讚語，唯《伯夷列傳》則無。滿紙贊論、詠歎夾以敘事。名為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藉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於敘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闔，彼此呼應，迴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叔齊的事實，只在中間一頓即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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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