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原文賞析

朝代唐代 詩人李白

傷懷 懷才不遇 壯志未酬 國家

譯文
黃口小雀易為人們的羅中之物，白龍化魚被漁者射中眼目。
獲取罪罰難道可以怨天？正是愚笨使我陷進綱目。
鯨鯢般凶殘不義的叛軍尚未翦滅，野狼般罪惡難贖的反逆忽降又屢屢翻覆。
山河傾頹悲如楚囚相對，心懷忠情何由在秦庭痛哭，求得救兵以解國難？
幸遭逢玄宗、肅宗兩位明主，我也分別兩次遭到遷謫貶逐。
離開家國一路愁苦上夜郎，投身流放於荒谷僻壤。
幸而半道遇赦，逢凶化吉消解了艱難險頓，鳥兒出籠飛向廣闊開朗的天空。
遙望遠方欣喜收復失地的勝利，光武帝劉秀中興漢朝的功績哪裡可相比？
天子入蜀西巡劍閣，太子駐守扶風一帶。
所居之地均為關健險要之地，揚拍開襟之間遍攬天下英雄。
回紇兵出自西方月窟，如雷震撼破敵於雄關之東。
朝廷大軍左掃右蕩，不久便收復了洛陽宮城。
迴轉車輿殺入西京長安，要席捲天下打通六合。
叱吒風雲開創帝業，雙手成就天地之功。
皇帝大駕返還長安，二位聖上如同紅日忽然再上中天。
玄宗讓出皇帝寶位，斬蛇劍傳國璽永傳無窮。
慚愧啊我不曾為平叛貢獻秋毫之力，還會想起我這矍鑠之老翁？
射獵者羨慕的是什麼呢？仰頭看那高飛雲中的長鴻遠遊無禍。
不再學劍反去學仙求道燒煉丹砂，守著丹爐有兩位玉童作伴。
遙遙寄言息夫子啊，晚歲志在登陸方丈、蓬萊這兩座海上仙山。

註釋
夜郎：漢時西南地區古國名。在今貴州省西北部及雲南、四川二省部分地區。息秀才：名字不詳。
“黃口”句：《孔子家語》載：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小雀嘴黃，故稱小雀為黃口。
“白龍”句：《說苑》載：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
鯨（jīng）鯢（ní）：喻凶殘不義之人。翦（jiǎn）滅：消滅。
豺狼：一作“豺虎”。屢翻履：指史思明已降又叛。
“悲作”句：此借為國事而悲傷。《世說新語·言語》：“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山河之異乎？’皆相視流淚。惟王丞相揪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何日”句：《左傳·定公五年》載：吳兵入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人門七日。“此指詩人為國事心懷忠憤，志在救亡，有如申包胥。何日：一作“何由”。
二明主：指唐玄宗和唐肅宗。
兩遷逐：李白在玄宗時為供奉翰林，被讒遭逐；肅宗時又被流放夜郎。
去國：離開朝廷或故鄉。
屯蒙：艱難蒙晦。《易·屯卦·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易·蒙卦·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光武：東漢光武帝劉秀，重新建立漢朝。
“天子”句：指安、史亂起，玄宗西遷入蜀。劍閣：棧道名，在今四川劍閣東北大劍山小劍山之間。
儲皇：太子。指肅宗。扶風：屬陝西鳳翔。
“揚袂”句：指肅宗所處地方十分險要。袂（mèi）：袖子。北辰：天子之位。
胡兵：指請來助戰的回紇之兵。月窟：指西方。古以月的歸宿處在西方，故稱。
鹹京：原指秦代京城咸陽。此用以借指長安。
六合：天地上下四方。
兩日：指玄宗、肅宗。
“一朝”句：指玄宗讓位給肅宗。
劍璽（xǐ）：漢時，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劍授璽皇帝大印。
矍（jué）鑠（shuò）翁：《後漢書·馬援傳》載：馬援年六十請求出徵，井當場披甲上馬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老而強健貌。此李白以馬援自比。
弋者：射鳥的人。慕：亦作“篡”。篡，取。
冥鴻：高飛的鴻雁。
學丹砂：即指求道學仙。
方蓬：方丈、蓬萊，海上二仙山。

參考資料：

1、彭定求 等．全唐詩（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01 2、詹福瑞 等．李白詩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34-436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陳述被放的遭遇，抒發救國的忠憤。李白討逆愛國，無辜被刑，實為冤屈。只因時機乖違，怨誰難辨。此詩開頭四句即言其得罪並不怨天，他以黃口小雀易為羅者所得、白龍化魚偶為漁者所刺的典故為喻，說明自身被禍當歸咎自身，這裡以一“愚”字自責不明智、不識時務。其實當時永王東巡至李白獲釋這一過程事態之翻覆，非人所能預料。但他對安史作亂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鯨鯢”“豺狼”呼之，譴責其多行不義，一“屢”字謂其作惡多端。正是因為安史之亂，使他又在肅宋朝坐累遠流，“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二句，可見其遭逐倉皇之狀。但李白雖一再遭逐並不沉溺於個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懷非常廣闊。他痛哭的是，身為楚地的囚徒，多麼可悲，不能像申包胥為救楚國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願效一片救國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從“半道雪屯蒙”到“劍璽傳無窮”）敘述光復兩京的經過，抒發詩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寫他在艱難的流放途中欣聞收復兩京。他舉出漢代的光武中興，意謂光武尚須東遷，如今李唐王朝大勢頗好，不須遷都，理當光復長安，非光武可比，字裡行間已含喜悅之感，一“欣”字為此段的基調。這二十句一氣貫下，歷數光復長安的事蹟，先言明皇幸蜀之時，有太子（儲皇）駐兵扶風，支撐局面，繼承帝位，延攬群雄。郭子儀率官軍與回紇軍共討叛賊，前後夾攻，幾經鏖戰，平息國難，收洛陽，入鹹京，席捲天下，成就大功。謂“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叱吒開帝業，手成天地功”，是對肅宗的溢美之辭。後言肅宗迎明皇還長安，明皇親授傳國璽與肅宗，以“兩日忽再中”盛稱與皇兒於亂後團聚之喜慶。“大駕”四句皆祝願之辭。這一段，李白當時據傳聞寫成，考之《舊唐書》中《郭子儀傳》與《肅宗紀》，事與史正相吻合。詩中不僅切實地反映了這段歷史，而於對平息安史之亂的讚頌與對唐王朝復興的祝願之中，又表現出李白關心國事的熱情。這裡，李白並未為區區一己得救而自喜，卻為社稷“中興”而歡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嘆為時所棄，並以歸隱的幻想表示對現實的不滿。這一段扣住詩題的第三層意思：“書懷示息秀才”。李白肯與息秀才言承恩放還的身世和光復兩京之大事，剖心相告，無疑其人亦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跡是極為複雜的。前二句“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顯然由前段對社稷“中興”的熱烈讚美陡然跌落為自傷身世的浩嘆。李白已年近六旬，當此國家復興之際，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積極用世之念。他並以矍鑠翁自比。《後漢書》載：“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卷五四《馬援傳》）李白欲效馬援，頗懷老驥伏櫪之志，是何等勇氣。一年之後，李白有作《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亦見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誰念”二字，意謂不為時所重，無由鼓力，是怨憤之言。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濟世的熱望，又有失意的苦悶。“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贈別從甥高五》）亦同此意。欲進不能，無可奈何，由對執政者的失望與不滿，進而產生棄劍學道、避禍遠遊的幻想，言如鴻高飛冥冥薄天，令弋者無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二句，照應篇首“以愚陷網目”之意，記取隱身網羅之教訓，遁跡方篷，高飛遠禍。這裡不是表示退隱的決心，而是以退隱的嗚咽寫其慷慨進取之志，力透紙背，感人至深。關於李白的隱退，歷來被人誤解，《舊唐書》說他“飄然有超世之心”，這種超世說一直成為論者的話題，他的遊仙好道之作向為人所重視，他的仙風道骨向為人所讚賞。但這位“詩仙”的畢生經歷與全部作品卻表明他積極面世的人生態度，始終一貫。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這兩句詩正可以作為“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二句的註腳。

　　這是一首以史筆寫成的政治抒情詩。詩的主旨在於表明詩人懷有堅貞的報國之志，年雖老而志未衰，併為大志未酬深感不滿。他能夠做到：剛遇赦得釋，便議論國家政治，可見李白麵向社會現實的人生態度是十分積極的。李白在晚年，由於安史之亂把他推入現實矛盾的旋渦，他投筆從戎，對平息邊將的叛亂，恢復社會的安定、消除蒼生的災難，寄予極大的關注，使他的詩歌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同於安史亂前那些從個人出發的抒懷之作，而更多是從社會出發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豐富的社會內容。而藝術風格也不似青壯年時期詩歌那樣“壯浪縱恣”（元稹語），而表現為沉著頓宕。這首詠懷之作，恰好體現了其後期詩歌的特點與風格，無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這類詩歌可以與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長期以來論者與史家未予應有的重視，人們主觀地以為：杜甫的主要活動時期為安史之亂後，而李白的主要活動時期為安史之亂前。因而李白與杜甫雖同經歷過安史之亂，於杜甫為其中年，故以為重要：於李白為其晚年，則不予重視。這種重中年輕晚年的意識，掩沒了李白晚年不朽詩篇的光輝。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與光輝詩篇當與杜甫等同視之。

參考資料：

1、詹福瑞 等．李白詩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34-436 2、宋緒連 初旭．三李詩鑑賞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50-353

　　這首詩當是李白流放夜郎又被赦免東還時所作，時間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或次年，當時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釋。

　　

參考資料:
1、詹福瑞 等．李白詩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34-436

2、宋緒連 初旭．三李詩鑑賞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50-353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陳述被放的遭遇，抒發救國的忠憤。李白討逆愛國，無辜被刑，實為冤屈。只因時機乖違，怨誰難辨。此詩開頭四句即言其得罪並不怨天，他以黃口小雀易為羅者所得、白龍化魚偶為漁者所刺的典故為喻，說明自身被禍當歸咎自身，這裡以一“愚”字自責不明智、不識時務。其實當時永王東巡至李白獲釋這一過程事態之翻覆，非人所能預料。但他對安史作亂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鯨鯢”“豺狼”呼之，譴責其多行不義，一“屢”字謂其作惡多端。正是因為安史之亂，使他又在肅宋朝坐累遠流，“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二句，可見其遭逐倉皇之狀。但李白雖一再遭逐並不沉溺於個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懷非常廣闊。他痛哭的是，身為楚地的囚徒，多麼可悲，不能像申包胥為救楚國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願效一片救國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從“半道雪屯蒙”到“劍璽傳無窮”）敘述光復兩京的經過，抒發詩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寫他在艱難的流放途中欣聞收復兩京。他舉出漢代的光武中興，意謂光武尚須東遷，如今李唐王朝大勢頗好，不須遷都，理當光復長安，非光武可比，字裡行間已含喜悅之感，一“欣”字為此段的基調。這二十句一氣貫下，歷數光復長安的事蹟，先言明皇幸蜀之時，有太子（儲皇）駐兵扶風，支撐局面，繼承帝位，延攬群雄。郭子儀率官軍與回紇軍共討叛賊，前後夾攻，幾經鏖戰，平息國難，收洛陽，入鹹京，席捲天下，成就大功。謂“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叱吒開帝業，手成天地功”，是對肅宗的溢美之辭。後言肅宗迎明皇還長安，明皇親授傳國璽與肅宗，以“兩日忽再中”盛稱與皇兒於亂後團聚之喜慶。“大駕”四句皆祝願之辭。這一段，李白當時據傳聞寫成，考之《舊唐書》中《郭子儀傳》與《肅宗紀》，事與史正相吻合。詩中不僅切實地反映了這段歷史，而於對平息安史之亂的讚頌與對唐王朝復興的祝願之中，又表現出李白關心國事的熱情。這裡，李白並未為區區一己得救而自喜，卻為社稷“中興”而歡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嘆為時所棄，並以歸隱的幻想表示對現實的不滿。這一段扣住詩題的第三層意思：“書懷示息秀才”。李白肯與息秀才言承恩放還的身世和光復兩京之大事，剖心相告，無疑其人亦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跡是極為複雜的。前二句“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顯然由前段對社稷“中興”的熱烈讚美陡然跌落為自傷身世的浩嘆。李白已年近六旬，當此國家復興之際，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積極用世之念。他並以矍鑠翁自比。《後漢書》載：“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卷五四《馬援傳》）李白欲效馬援，頗懷老驥伏櫪之志，是何等勇氣。一年之後，李白有作《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亦見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誰念”二字，意謂不為時所重，無由鼓力，是怨憤之言。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濟世的熱望，又有失意的苦悶。“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贈別從甥高五》）亦同此意。欲進不能，無可奈何，由對執政者的失望與不滿，進而產生棄劍學道、避禍遠遊的幻想，言如鴻高飛冥冥薄天，令弋者無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二句，照應篇首“以愚陷網目”之意，記取隱身網羅之教訓，遁跡方篷，高飛遠禍。這裡不是表示退隱的決心，而是以退隱的嗚咽寫其慷慨進取之志，力透紙背，感人至深。關於李白的隱退，歷來被人誤解，《舊唐書》說他“飄然有超世之心”，這種超世說一直成為論者的話題，他的遊仙好道之作向為人所重視，他的仙風道骨向為人所讚賞。但這位“詩仙”的畢生經歷與全部作品卻表明他積極面世的人生態度，始終一貫。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這兩句詩正可以作為“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二句的註腳。

　　這是一首以史筆寫成的政治抒情詩。詩的主旨在於表明詩人懷有堅貞的報國之志，年雖老而志未衰，併為大志未酬深感不滿。他能夠做到：剛遇赦得釋，便議論國家政治，可見李白麵向社會現實的人生態度是十分積極的。李白在晚年，由於安史之亂把他推入現實矛盾的旋渦，他投筆從戎，對平息邊將的叛亂，恢復社會的安定、消除蒼生的災難，寄予極大的關注，使他的詩歌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同於安史亂前那些從個人出發的抒懷之作，而更多是從社會出發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豐富的社會內容。而藝術風格也不似青壯年時期詩歌那樣“壯浪縱恣”（元稹語），而表現為沉著頓宕。這首詠懷之作，恰好體現了其後期詩歌的特點與風格，無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這類詩歌可以與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長期以來論者與史家未予應有的重視，人們主觀地以為：杜甫的主要活動時期為安史之亂後，而李白的主要活動時期為安史之亂前。因而李白與杜甫雖同經歷過安史之亂，於杜甫為其中年，故以為重要：於李白為其晚年，則不予重視。這種重中年輕晚年的意識，掩沒了李白晚年不朽詩篇的光輝。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與光輝詩篇當與杜甫等同視之。

參考資料：

1、詹福瑞 等．李白詩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34-436 2、宋緒連 初旭．三李詩鑑賞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50-353

　　這首詩當是李白流放夜郎又被赦免東還時所作，時間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或次年，當時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釋。

　　

參考資料:
1、詹福瑞 等．李白詩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34-436

2、宋緒連 初旭．三李詩鑑賞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5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