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火商的力量介紹

　　如今，龐大的軍事組織與巨大的軍火工業的聯合，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其總體影響——包括經濟、政治，乃至心靈上的影響，可以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個州議會和聯邦政府的每一間辦公室被感受到，下面是由小編為你提供，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永久地改變了美國的許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被構築起來，成為美國生活的永久組成部分;而這個戰爭機器與其經濟體系之間的結構性聯結和共生關係一經牢固確立，即再無全面消退可能。

　　20年代末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在10年間推行的各項刺激計劃並沒有使美國真正脫離困境。正是憑藉二戰中的巨大的軍工需求，美國經濟才真正擺脫大蕭條，重新繁榮起來。這種情況自然會助長所謂“軍事凱恩斯主義”，即軍事支出導致經濟擴張***而不是榨取經濟資源***的思路和邏輯。

　　而美國輿論氛圍也因戰爭而大變，戰前對軍火商的指責、恐懼似乎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因為戰爭使得美國的私營軍工產業在美國內外贏得“民主的兵工廠”的美譽，其巨量產能對擊敗法西斯所發揮的作用也無法否認。

　　上述諸般趨勢，更因冷戰的接踵而至而進一步強化。在整個50年如火如荼的軍備競賽中，美國的私營軍工產業邁入歷史上最長的黃金期，而立國以來直至二戰當中一直存在的小規模國營軍火工業則在50年代的私有化運動中消失了。

　　這個過程反映了現代軍事機器的經濟技術規律：現代軍事裝備的研發生產必須綜合多個行業和產業領域的資源和能力，軍種所屬企業固有的自足、封閉特徵使之無法適應其中的效率要求。

　　這個過程也反映了私營產業界話語力量的壯大：它以公營軍工企業效率不良、不符合美國“自由企業制度”原則為由，敦促國會和政府對其實施 “私有化”，從而消除了它那實力本就不強的競爭對手。

　　這樣，在冷戰大部分時期，佔美國政府預算四成到一半左右的軍費開支就全部流向私營產業部門，軍工複合體的完備形態就此形成並持久存在。

　　以在不同程度上介入軍工生產的通用動力、洛克希德、通用電氣、麥道、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波音、羅克韋爾、通用汽車、國際商用機器***IBM***等大公司為一方，以掌握鉅額軍費開銷的國防部及所轄美國軍隊為另一方，雙方在“買主-賣家”合同關係基礎上構成軍工複合體的基本關係。

　　戰後美國新興的重要產業領域，如航空、航天、能源、電子、資訊科技、生物工程等，都與國防合同有密切關係。以IBM為例，1950年代其收入的一半來自國防部門。

　　在政府和軍隊與產業界的強化了的關係中，除了明面上的合同，還有複雜的公關活動和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路。企業處心積慮開展針對五角大樓的所謂“市場情報”活動，通過結交國防部官員取得軍購計劃方面的資訊和人脈。

　　1959年眾議院的一個專門調查發現，軍工企業的確有意識地採用“宴飲說服策略”。由於國會在武器撥款方面的特殊分量，企業界還經常採用一個策略，即在向五角大樓提交某項新武器計劃之前，先向一位關鍵職位上的國會議員實施遊說，以期其武器方案獲得先期有利地位。50年代末以來有個一度受到特別關注的情況是軍隊和企業之間存在的“旋轉門”。

　　1969年，參議院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經調查發現，涉及軍事訂貨合同的最大的100家企業僱傭了2000多名退役的上校以上的軍官。這些退役軍人很容易接近軍隊和五角大樓，對軍事採購計劃所能夠施加的影響可想而知。

　　從企業界向政府機構的人員流動也不鮮見，通用汽車總經理威爾遜和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麥克納馬拉分別在艾森豪威爾時期和肯尼迪時期成為國防部長，就是兩個最突出的例子。

　　實際上，軍工複合體很難被視為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利益集團，毋寧說它是一個由多方面要素構成的綜合關係網路。在企業與政府和軍隊的關係之外，它還包含或涉及其他一些要素和現象。

　　在華盛頓，除五角大樓之外，國會山的活動也有不少牽涉其中：至少包括與軍工利益有瓜葛的國會議員和代表軍工產業的遊說集團。經濟高度倚重國防工業的州***如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和社群，以及與國防相關的產業和企業的工會組織，其表現往往與軍工企業的利益高度一致。

　　在華盛頓內外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樣面向五角大樓的智庫和顧問公司，它們就軍事技術、政策和戰略問題等專案從軍方或政府那裡承接研究專案合同，蘭德公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在全國各地，與能源部有穩定合同關係的十多個國家實驗室和技術中心也經常參與軍事技術專案。

　　而承接來自五角大樓的研究合同的大學裡的各個研究機構和學者，也往往被認為是組成“軍工學複合體”的組成要素***實際上，軍事機構與知識和學術領域之間也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聯絡，以至於有人認為應該用“軍事-工業-學術複合體”一語才能說明問題***。

　　美國人的反軍國主義

　　雖然美國誕生於一場戰爭，而且此後的成長曆程中也伴隨著各種規模的戰爭和擴張衝動，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卻始終強固地存在著某種貶抑戰爭、軍隊、軍人和軍工產業的因素。

　　作為一個以商業立國的民族，美國人歷來相信，和平的對外政策和國內的民主政治共生，而對外戰爭則是暴政的溫床。他們認為：戰爭會導致軍備擴張，軍備擴張會導致政府和軍事機器對國民經濟資源的過度榨取，又會使那些和軍備相關的利益集團勢力坐大。而且，那些操持軍事事務的人偏愛保密，慣於排拒公共民主監督。

　　與此相關，一種對軍隊、軍人和軍工利益集團的意圖和行為的陰謀論觀點在美國十分常見。

　　20世紀以前，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的確不算尚武好戰，甚至可以說它有一種“反軍國主義”傳統。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突然決定參戰的美國只有為數不多的軍種所屬的軍工企業，其產能遠不敷戰事所需。美國這才大舉動員私營產業部門生產軍需產品，由此軍工生產和私營產業部門的結構性聯結得以確立。私營產業部門中有許多人介入了軍需生產和後勤動員，成為第一批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之間進出行走的人。這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雛形。

　　但一戰結束後，美國迅速斷定，它沒有必要保持大規模常備武力。戰爭期間一度暴漲的軍工生產也相應回落。而且，對一戰結果的不滿、失望與對戰爭和軍事的根深蒂固的疑懼、牴觸結合起來，使新的、更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主宰了整個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氣氛。

　　與此相關，一戰中參與軍工的私營企業成為公眾輿論普遍指責的物件，針對軍火商的陰謀論盛行一時。他們被斥為“販賣死亡的商人”，為了利潤施用陰謀手段將美國推入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公眾擔心，這個巨大而隱祕的力量仍在操弄美國的內外政策。

　　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國國會成立以傑拉爾德奈參議員為主席的調查軍火工業的專門委員會，其結論應和了對軍火工業的陰謀論看法。“奈委員會”認為，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之間的固有界限被侵蝕，對國家是不祥之兆;而把美國推入一戰的，是軍火商和銀行家牟取利益的動機，而不是國家利益和國際道義目標。

　　奈委員會沒有使用“軍工複合體”一詞，但究其所指，大體上就是艾森豪威爾告別演說談論的那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