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資本主義需要經濟民主論文
從單純謀求利潤出發，公司治理機制由兩個主體組成：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從謀求長期發展目標出發，除了所有者向企業投入資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以不同的資源對企業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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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資本主義需要經濟民主
對一向標榜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說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繼2001年出現美國安然公司營私舞弊案，公司財務醜聞是西方媒體報道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詞。歲末年初，義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業帕瑪拉特公司財務醜聞成為熱點新聞。有媒體警告，大公司高層管理人士巧取豪奪公司財產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勢。用“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形容他們濫用權力，並不為過;以民主制約權勢，便是題中應有之意。
勞動者的私有財產被侵吞
富豪暴富總是與貧富差距聯絡在一起。如何認識貧富差距，卻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
從生存意義上理解，對不斷擴大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人們主要關注後者的貧困問題。發達國家政府每天為飼養的牛提供的補貼為2美元。在世界範圍內，每天生活開支不足1美元的窮人卻有11億之多，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難以得到保障。
在發達國家，人的生存幾乎不是問題，但貧富差距遠未解決。
從工資分配意義上理解，大公司高層管理人士***以下簡稱“高管”***與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差距擴大。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差距的合理範圍是20-30倍。1970年，美國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勞動者的39倍。到20世紀90年代末，擴大到1000倍。
從財富佔有意義上理解，“高管”中飽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們利用手中獲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權，從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東的損失，為自己謀取暴利。同時，通過做假帳，他們把大筆公司財產據為己有，例證俯首即得。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前執行總裁韋爾奇在任期間，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飛機和在曼哈頓的豪華公寓幹私事。阿德爾菲亞電話電報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兩個兒子挪用了公司高達1280萬美元的資金。他們每人擁有一架私人飛機，費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存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工資分配意義上的“高管”與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差距，都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它們是在私有制原則允許的範圍內出現的。
大公司高層主管佔用公司財產卻讓人費解。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對這個原則的通俗說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股份公司的股東結構出現了大眾化趨勢，普通勞動者把子女教育費、醫療費和退休費等用於未來消費的資金投資到股票市場，公眾持股人數迅速增長。1983年，美國持股家庭只佔家庭總數的19%;1999年，這一比例已迅速增長到52%。在這個大背景下，高層主管私自佔用公司財產，包括了對勞動者投資於公司的資產的無償佔有。
大公司高層主管所作所為明確無誤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這就從根本上違反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本來，擁有鉅額私有資產的富豪最主張維護私有制，但他們卻毫不猶豫地侵吞了勞動者的私有財產。於是，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張私有制的人踐踏了私有制。
新矛盾的根源是企業經營的專制性
針對大公司財務醜聞，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20世紀90年代，人的貪婪本性沒有增加，但謀求貪婪行為的機會增加了。”作為道德，貪婪是公司“高管”竊取公司財產的動機，它能夠得逞則有更深刻的經濟根源。
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轉向管理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垂直一體化經營，包攬了生產的全過程：從設計開發、零部件加工、成品裝配、一直到產品包裝、營銷和售後服務，並實行多種經營，公司成為多種行為和多個單位組成的企業。這種生產組織方式以大規模生產為基礎，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經營管理具有專制性。垂直一體化經營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業由一些不同的經營單位組成，由專職的高階經理組成的等級制管理班子負責。每一個職能，由一個部門來管理;總經理統領部門經理，中層管理人員協調並監督低一層的管理人員的活動。以權威和指令完成整個生產過程。處於最下層的是勞動者。一位中國經濟學者非常讚許這種企業制度的專制性。他說：“企業的參與人屬於不同的群體，其偏好相差很大，通過民主化程式解決他們的分歧會非常沒有效率。”在他看來，企業只能搞獨裁，萬萬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專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夠利用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資本主義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對“高管”的自私行為，美國著名管理大師德魯克指出：“這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制度失敗。”
20世紀80年代以來，標榜產權明晰的企業制度出現了所有者缺位現象，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專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機會，使“高管”手中的權利得以濫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於公司向“高管”贈與股權，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傳統產業的企業中，“高管”掌握的股權比例平均高達14%。成為企業的大股東，造成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混淆不清。普通勞動者作為小股東，直接參與公司決策的成本太高，難以起到監督管理者的作用。他們沒有理財的能力和經驗，於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場的資金，委託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管理，從而無法直接監督公司管理者。投資機構的管理者與公司“高管”勾結，從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監督職能的會計公司和諮詢公司放縱舞弊行為。因為所有者缺位，對專制性的大企業經營管理缺乏監管，“高管”更加為所欲為，作為股東的普通勞動者成為挨宰的物件。
經濟上的專制需要政治支援。金錢與權力結合，政客與“高管”勾結，確立了“高管”竊取公司財產的合法性。
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聯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購買企業的成本，加強了“高管”對公司的內部控制能力。20世紀80年代，美國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會的權力。近年來，美國與公司有關的法律逐漸從側重保護股東利益轉向保護“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國參議院通過法案，規定送給“高管”的股票期權不計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權獲利得到法律保障。遊說國會通過該法案的主謀就是現任財長斯諾。他曾擔任美國一家鐵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達3740萬美元;離職後，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飛機、汽車和鄉村俱樂部。
1994年，他擔任由大企業“高管”組成的美國企業圓桌會議的主席。該組織促使參議院以88票對9票通過了關於股票期權的法案。一貫維護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諾當上財長，自然要變本加厲地為富豪服務。小布什政府通過優惠富人的減稅政策，斯諾功不可沒。副總統切尼曾管理過一家能源公司，上臺後製定了有利於能源企業的政策;美國海空軍司令都曾任職大型軍火企業“高管”，於是實行了有傾向性的軍火採購政策。在其他發達國家，曾經擔任大公司“高管”的人從政，並竭力維護富豪利益的現象，也並不鮮見。
解決矛盾需要企業治理民主化
針對大公司財務醜聞，發達國家政府加強了對大企業監管力度。但是，上層建築的改變必須具有經濟基礎;制約“高管”手中的權力，解決資本主義的制度矛盾，取決於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
在技術進步推動和競爭壓力之下，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出現了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從設計開發、零部件加工、成品裝配，一直到產品包裝、營銷、售後服務等生產階段，被分解到不同企業。例如，大型汽車企業把零部件包給不同的供應商生產，自己專注於技術開發和整車裝配。名牌電子企業把零部件設計和產品加工製造完全包給其他企業，成為“沒有工廠的工業企業”。最著名的例子是戴爾電腦公司。在服裝業和鞋業，世界著名的品牌企業把加工生產轉包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美國耐克公司作為品牌營銷商並不製造運動鞋。美國的沃爾瑪商店作為零售商，不僅從事零售業，而且組織和管理分佈在全球範圍內的產品生產。以垂直一體化企業為主導的生產組織方式，正在逐步讓位於企業之間實行水平一體化合作的全球生產網路。
在這個網路中，多個企業共同完成一個產品的生產經營過程。企業之間合作的基礎是各自生產經營能力的互補性，並不涉及資產所有權。股份公司治理的委託-代理關係變為全球生產網路的共同參與關係，單個企業的等級制結構必然要向扁平結構轉化。有人對300家美國大公司1986-1999年的變化做了調查，結果表明它們的結構層次減少，“高管”的權力被削弱，對企業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潤是每個參與全球生產網路的企業各自謀求的目標。但是，企業之間合作的目標是共同生產出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而不是利潤。衡量合作業績的標準是產品的效能、質量、交貨期、市場佔有率和消費者滿意度等非財務指標。企業不再單純追求利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贏利為藉口的短期行為。
通過全球生產價值網路，供應商取得了進入市場的便利;生產商把加工生產分散到眾多的供應商，不必大量投資於固定資本，避免了市場波動的損失。基於能力互補和穩定市場的需要，企業之間的合作是連續的，從而削弱了企業追求短期目標的動力，促使“高管”正視企業長期經營的必要性：
消費者決策對生產的影響力加強。經營者更加註重消費者主權，把吸收消費者反饋作為改善經營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費者資訊成為企業的一種生產投入。
由於知識成為生產手段，人力資本的作用增大。勞動者不但擁有所在企業的股份，還參與產品開發設計和生產經營管理，成為治理的主體。
可持續發展要求企業保護生態環境，企業與它所在地區的利益關係更密切。企業所在地區居民對企業的資源配置具有影響力，成為公司治理的參與者。
從單純謀求利潤出發，公司治理機制由兩個主體組成：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從謀求長期發展目標出發，除了所有者向企業投入資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以不同的資源對企業做出貢獻。企業的投資者、勞動者、消費者、其他的相關企業和社群居民共同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公司治理的利益相關者模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採納。利益相關者，即民眾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無疑是經濟活動民主化的進步;對制約“高管”的獨裁和金錢政治，縮小由“高管侵吞公眾財產造成的貧富差距，具有積極作用。
發達國家的生產組織方式處於轉折期，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從垂直一體化企業轉向水平一體化網路，公司治理方式從專制走向民主，不會一帆風順。發達國家大公司的財務醜聞就是舊勢力頑強掙扎的體現。一些學者也在為他們辯護。前面提及的經濟學者就說，讓經理對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結果將導致他對任何人都不負責。
這段話說明，堅持陳舊生產組織方式仍大有人在，新舊勢力的較量不會輕易結束。主張私有制的人在實踐中踐踏私有制，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進一步陷入困境。要擺脫困境，就要實行經濟民主。在標榜民主的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中，實現經濟民主並非易事。如果說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調節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經擺在任命面前：發展有利於經濟民主的全球生產網路，實行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公司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