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劇解讀社會發展與女性形象變遷論文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當代社會轉型，恰好是中國電視劇發展最迅速的時期。政治經濟的變遷、生活方式的改變、思想意識的革新，強有力地影響著電視劇的生產。電視劇不僅折射了社會的集體意識和主流價值，也構成了社會變遷的內在動力之一。從第一部大型室內劇《渴望》誕生以來，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開始成為提升電視劇收視率的亮點和引人關注、思考的社會熱點。此後，女性問題越來越成為電視劇從業人員關注的焦點之一，出現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為主人公的電視劇。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從電視劇解讀社會發展與女性形象變遷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從電視劇解讀社會發展與女性形象變遷全文如下：

　　摘 要：

中國電視劇塑造了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傳統女性典範劉慧芳、《北京人在紐約》中女強人阿春、《杜拉拉昇職記》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國改革開放到現代化轉型這一漫長時期中中國女性形象嬗變的軌跡。社會性文字之外的中國現實社會，也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和價值觀等方面呈現出巨大變遷。文字與現實的相互折射，為解讀中國社會發展與女性形象變遷之間存在的千絲萬縷聯絡提供一種思路。

　　關鍵詞：社會性文字 女性形象 社會變遷 文化映象

　　從新中國建立至今，各類以中國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電視劇塑造了了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具備時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從《渴望》中作為傳統女性典範的劉慧芳，《北京人在紐約》中作為改革開放奮鬥時期女強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昇職記》中象徵新時期獨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電視劇中女主角形象的演變折射了中國社會發展現實中女性從自我意識缺失到角色定位鬥爭再到迴歸平衡對話的嬗變，同時也成為了中國社會漫長轉型時期的一種文化表徵。因此，本文通過對三部電視劇做出本文解構梳理出女性形象的變革，對中國社會在發展變遷過程中方方面面變化的分析瞭解電視劇形成的巨集觀語境，進而透析出中國社會發展與女性形象變遷之間存在的豐富文化映象意義。

　　一、文字解構：電視劇中女性形象的嬗變

　　著名的女性主義波伏娃認為，“女人並非是生就，而是逐漸形成的”。故而，電視劇中女性形象的構建與呈現則是在相應的特定社會與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紐約》、《杜拉拉昇職記》等三部電視劇播放期間都引發了中國民眾的高度關注，甚至引發社會大眾對於愛情觀、價值觀乃至人生觀的熱議。以下就針對三部電視劇文字展開解讀，解構電視文字中女性形象的特徵及不同時期出現的形象變化。

　　1.《渴望》――傳統女性典範劉慧芳

　　1990年出品的電視劇《渴望》開創了我國家庭倫理據的先河，它憑藉世情、友情、愛情、人情的魅力讓千千萬萬的觀眾為之牽掛，被稱為中國電視劇發展的歷史性轉折的里程碑，它創下的巔峰效應成為一個時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國式傳統好女人“劉慧芳”更是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這***the essential***相對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the Subject***，是絕對***the Absolute***，而她則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種被動的、從屬的位置，而男性則依據他的視角能動選擇“觀看”。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這部電視劇高達90.78%收視率的深層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權中心文化的模式製造了一種男性觀看的視角，建構了一個符合“看”的主體心目中女性應當呈現的形象，即劉慧芳是一個集合了所有中國民間傳統女性優點於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無私、勤儉隱忍、任勞任怨、甘於奉獻、自我犧牲……

　　簡而言之，貫穿《渴望》的主線就是一個“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種自我意識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權社會的規則完成自我實現。

　　2.《北京人在紐約》――改革開放奮鬥時期女強人阿春

　　《北京人在紐約》作為中國第一部“移民題材”的電視劇講述了是北京人在紐約奮鬥和紮根的故事，與《渴望》中塑造的賢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發中美兩地熱議和追捧的電視女主角阿春則是事業型女強人形象。

　　一個時代的職業女性，甚至是女強人型別，她們都是女性作為主體能夠擁有對客觀世界中地位、作用於價值的自覺意識，這種意識被稱為女性主體意識。[]聰明能幹、獨立自強的阿春身上就表現除了一種女性意識的萌發，不再需要“依附”於男性主體，渴望通過自我奮鬥完成價值的創造和認可。一般而言，婚戀、家庭、工作、物質是考量女性在一個社會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紐約》中的阿春形象則有意可以擺脫廚房、家庭、瑣事、紛爭等傳統女性相關聯的“符號”，並試圖通過工作為突破口開展角色鬥爭，尋求事業上的成功來打破女性作為“弱者”的慣常思維。在男權社會中，“女主內，男主外”的角色設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從人們獲得社會角色的方式來看，社會角色的型別可分為先賦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謂先賦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緣、遺傳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礎上的社會角色，所謂自致角色則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與努力而獲得的社會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過事業活動來完成這種社會角色的轉換。

　　如果說《渴望》中的劉慧芳以其隱忍、忘我的形象將傳統觀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進一步確立，那麼《北京人在紐約》的阿春則通過“女強人”形象統治熒屏，進而大聲宣告公共領域絕非男性的天下，這二者成為了中國電視劇中女性形象的兩極。

　　3.《杜拉拉昇職記》――新時期獨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昇職記》的熱播一度引發了女性的“職場熱”，電視劇展現了一個特定階層的女性群體形象：職場白領。這是一群有著較高知識水平和教育程度，經濟相對獨立、生活內容相對豐富、最具“現代感”和開放精神的現代女性群體。[]電視劇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過個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於職場女性白領擁有不薄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自然而然地傳遞出一種女性自我獨立與自我解放的吶喊，所以杜拉拉這部分形象的設定表明了她不願淪為男性附屬品的獨立個性，深切渴望女性話語權。

　　然而，杜拉拉與《北京人在紐約》中的阿春不同，與女強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僅僅是會呼風喚雨的女強人，卸下“女強人”面具後的脆弱也構成了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職場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傳統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極端女權主義的泥淖。傳統女性主義認為婦女受壓迫歸因於男女差異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徑訴求婦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選擇了一種承認兩性差異的方式來尋求平等。在《杜拉拉昇職記》中，杜拉拉沒有將自己擺在一個與男性對立的位置，也並不試圖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過不斷的碰撞、瞭解和溝通，化解彼此由於經歷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觀、價值觀衝突，從而化解矛盾，在事業圓滿後也收穫了愛情的圓滿，實現兩性之間的平等與和諧，迴歸了一種家庭與事業的平衡。

　　二、語境分析：中國社會變遷的一閾

　　社會語境是我們解讀電視文字的鑰匙，只有將文字放入到巨集觀的社會語境中，把握動態的社會發展情境，才能夠解碼電視文字中隱含的真實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紐約》以及《杜拉拉昇職記》三部電視劇分別出品於中國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深刻闡釋一系列的中國社會變遷才能夠捕捉到電視文字中女性形象嬗變的根源。

　　社會變遷的步伐從未停止，新中國成立後經歷的社會起步與動盪、改革開放洪流沖刷中國大地再到中國現代化轉型號角的吹響，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多元文化、開放社會是現代化的基本特徵，故而，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將產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以及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一，政治變遷。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今，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從新中國建立到度過了六十年代的大動盪、大分化和大改組，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為呈現欣欣向榮的蓬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確立將中國社會政治發展引入一條民主化的路徑。民主政治，是憑藉公共權力，和平地管理衝突，建立秩序，並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和過程。在社會學中，依據男性和女性群體在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差異形成的一種適應社會的主觀意識，即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的概念相對。中國傳統男權統治社會中，女性作為社會主體所該有的社會權利和社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剝奪的，而民主政治的趨向打破了這種格局，從政治制度上認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創造了男女平等對話的模式。

　　第二，經濟變遷。改革開放後的計劃經濟加劇向市場經濟轉型，高度市場化攪動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經濟回報的提高也進一步吸引了傳統家庭主婦邁出家庭的門檻進入到職場，女性不再僅僅侷限於家庭，開始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形成一道道獨特的女性職場風景。“女性就業不僅是維持自身生存發展的基本保證，同時也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內在需求，是衡量社會文明與進步程度的重要指標”。女性職業形象的塑造也進一步打破了傳統性別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變遷。一方面，在轉型語境中，中國社會主導文化逐漸後退，九十年代開始大眾文化更以一種娛樂化的形式逼退主導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喚醒了深埋在大眾心中的自我個性的聲音。大眾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國主流文化一枝獨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國社會文化多元、開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一直奉行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而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現代化的程序，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傳遞與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進一步導致各種文化價值觀念交織與衝突。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廣大女性的知識形象也越來越受重視，“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已經消亡，現代社會中，知識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為了衡量男女的同樣指標之一。

　　第四，社會結構變遷。至2011年，我過城鎮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50%，這也標誌著我國城市化程序已經蔚然成風。城市化程序使得過去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大量農村人口轉而成為城市人口，被新興城市創造出的就業機會所吸納，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業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進了中國傳統禮俗社會向現代法理社會的迅速轉型，依法治國也從法律制度上進一步明確了男女權利與義務的對等。

　　三、文化映象：中國發展與女性形象變遷的關照

　　作為社會性文字的典範，無論是《渴望》、《北京人在紐約》還是《杜拉拉昇職記》，這三部電視劇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特定時期女性生存與發展的普遍境遇。而通過語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會現實與電視文字間的文化映象意義，因而，以下將藉助三個考察電視劇文字中對應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國現實環境中女性形象的變遷與中國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照。

　　首先，《渴望》一劇誕生於20世紀90年代，而電視劇內容設定的時代背景則跨越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說是對中國剛剛迎來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可以說，中國社會剛經歷完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動盪時期，還未喘息又將面臨改革開放帶來的劇烈轉型之痛，這種社會形態的變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的衝擊也是史無前例的，也因此，傳統文化形成一種迅速而決絕的抵抗姿態，電視劇作為一種媒介傳播方式成為了捍衛中國主流社會價值觀的重要陣地，隱含於該社會性文字之下的是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寫照。

　　因而，在此時期的電視文字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於一種強制性的、帶有性別歧視的凝視”[]之中。擴大而言，傳統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延伸令女性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也是依附於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務勞動中，正如劉慧芳所傳遞出的美好價值一次次體現於照顧棄嬰、操持家務、傳宗接代、體貼丈夫、孝敬公公等瑣碎凡事之中的。劉慧芳的善良、美麗為那個時期的大眾樹立了一個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標杆，而從這個完美道德標本中流露出的卻猶如在傳統道德和封建禮教壓迫下被徹底磨滅了性情與個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讓的女性氣質以謀求在男權制度下的認同。此外，劉慧芳身上還閃現出另一種主流社會價值觀，即女人所蘊含的母性光輝，愛、無私、奉獻都是對於母親劉慧芳的道德“枷鎖”，再一次顯現了中國社會在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需求。

　　而後，《北京人在紐約》出品時間晚於《渴望》幾年，是在90年中國市場經濟確立的背景下誕生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內開放的市場觀念、轉變的經營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費方式，無疑刺激著這一時期國人的神經，新奇、刺激而又恐懼的氣氛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大氛圍。開啟的國門湧入的不僅僅是西方現代化如火如荼開展的文明景觀，西方張揚個性、突破常規、力求創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湧入，雙重文化的碰撞、光鮮物質的刺激，引發了以“洋插隊”的留學生為主的一次大規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紐約》就是反映當時社會一批知識水平相對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對變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國夢”所吸引，走上一條前往美國“淘金”卻遭遇生存掙扎之路的社會現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脈絡闡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現了該時期社會變遷在中國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記。 　　改革開放以及出國潮的高漲，給長期屈從於男權制度壓抑下的女性帶來了一絲希望的曙光。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著深厚的女性主義思潮，西方社會的這種女性自我意識的崛起和成熟也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灌輸到中國女性的心田，並且推動了一批具備新知的女性開始尋求擺脫“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將個體存在的需求從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這六個層面的需求。中國社會的開放是導致這一時期女性“復歸”聲潮產生的導火線，經濟的迅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則為女性通過就業走入公共領域視野提供了豐厚土壤。而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傳統性與現代性相互交織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時期女性形象上，通過艱辛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後往往陷入一種個體的的孤寂，最終也因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敗而又陷入到被社會否認的境地。

　　電視劇《杜拉拉昇職記》拍攝的時代背景是中國現代化轉型時期：中國在市場經濟的洪水猛獸中以一種“中國模式”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高速路，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了無數的“中國奇蹟”，而在中國日益佔據世界民族之林揚眉吐氣的背後，確實隱含著無數由於片面的、激進的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社會改革二產生的隱患，一種“不均衡”、“不持續”的危機正步步逼來。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這些主要聲音也迫使中國主流價值取向的轉向，尋求迴歸與平衡成為了現下時代主旋律。

　　一個特定的時代，總有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社會心理，並對社會所推崇的女性形象產生重要影像。這一時期指引中國女性發展的是一種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國的新女性主義者多麗絲・萊辛在其《金色筆記》中提出：“人類社會是由女性和男性組成的，無論是男性統治女性還是女性統治男性，都是片面的過激的行為。她認為解決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徑就是擺脫消極無為的思想，積極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負起個體對社會的責任，和男性共同面對困境。只有兩性間相互支援、和諧共處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實現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昇職記》正是一種順應時代的言說方式，以杜拉拉為典型的中國新女性不僅僅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是從家庭、事業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種心靈層面的追尋和滿足。西方的新女性主義倡導者就認識到：“一味追求所謂‘女性話語’的建構有可能誘發新的兩性之間的對立甚至鬥爭，兩性和諧共處，既不取決於男性霸權，也不取決於女性主義，而是不僅‘取決於男性與女性認識對方的努力’，還更取決於男性與女性認識自己的努力，認識自己社會性別的努力，這正是當代女性主義的最終目標。”是以，以主流倡導的女性形象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諧為終極目標，通過對男性個體的認同，實現與其在愛情、婚姻和責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終實現彼此的雙贏，進入到平衡的發展狀態。

　　早在公元四世紀文學家多納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說“戲劇是人生的模仿”“習俗的鏡子”“現實的影像”，而電視劇就是戲劇在現代傳媒中的展演。社會性文字以社會現象為描述物件，文字內容透露出中國社會變遷中女性形象嬗變的軌跡，與此同時，文字也對社會產生反向作用，顯現出的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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