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的史學地位

  《漢書》史料來源,武帝前為《史記》。後一為其父書,二為各家所續《史記》,三為其它記載。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歡迎大家閱讀:

  

  《漢書》這部史學鉅著,分為紀12篇,主要記載西漢帝王的事蹟;表8篇,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蹟等;志10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種社會現象;

  《欽定前漢書》***現存11冊***

  傳70篇,主要記載各類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等。

  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書”,《漢書》改稱“志”。

  《史記》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的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

  斷代為史始於班固,以後列朝的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可見,其史學地位之重要。

  《漢書》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文學的典範,例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

  漢書開創斷代史體例

  首先,《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敘史方法,體例為後世沿襲。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本位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則合乎作者的心理,因為前朝已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歷朝官修“正史”均以斷代為史。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側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學家的讚譽,併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其次,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絡,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檢視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史學家章學誠曾在《文史通義》中說過:“遷史不可為定法,固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

  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漢書》繼承了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的體例。

  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