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的史學地位

　　《漢書》史料來源，武帝前為《史記》。後一為其父書，二為各家所續《史記》，三為其它記載。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歡迎大家閱讀：

　　《漢書》這部史學鉅著，分為紀12篇，主要記載西漢帝王的事蹟;表8篇，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蹟等;志10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種社會現象;

　　《欽定前漢書》***現存11冊***

　　傳70篇，主要記載各類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等。

　　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書”，《漢書》改稱“志”。

　　《史記》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的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

　　斷代為史始於班固，以後列朝的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可見，其史學地位之重要。

　　《漢書》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文學的典範，例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

　　漢書開創斷代史體例

　　首先，《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敘史方法，體例為後世沿襲。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本位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則合乎作者的心理，因為前朝已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歷朝官修“正史”均以斷代為史。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側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學家的讚譽，併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其次，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絡，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檢視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史學家章學誠曾在《文史通義》中說過：“遷史不可為定法，固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

　　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漢書》繼承了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的體例。

　　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