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打完最後一手牌閱讀答案

　　傅惟慈，近代文學翻譯家。傅惟慈的翻譯之路始於大學畢業。下面是小編為你們準備的關於傅惟慈的文章《傅惟慈——打完最後一手牌》閱讀以及相關的閱讀答案，希望能幫助你們。

　　《傅惟慈——打完最後一手牌》原文閱讀

　　跟傅惟慈先生結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當時我編輯《南方人物週刊》“懷念”欄目。2005年9月梅紹武先生病逝後，主編約人寫紀念文章。梅先生是梅蘭芳之子，也是著名的翻譯家。我給梅先生的老友李先生打電話，李先生說寫過文章，沒必要重複，但他可以介紹一位跟梅先生也很熟的老友給我，便是傅惟慈先生了。

　　傅先生爽快地答應了我，語氣中透著老北京的爽朗。我趁便向他表達了敬意——我讀過他不少譯著，受益匪淺，尤其喜歡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格林的《權力與榮耀》。傅先生很意外，也很高興，他原以為愛讀外國文學的人已經很少了。

　　傅先生又說，格林的小說他個人最喜歡的是《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我不揣冒昧地說，國內已有的格林譯本中《布賴頓硬糖》令人讀不下去。傅先生表示贊同：“第一句就錯了!”並說他的學生有個比較好的譯本，他會在校改後交給上海譯文出版社。

　　後來讀了傅先生的文集《牌戲人生》，才知道1981年10月他曾和格林在倫敦會面。此前，他還在以出產棒糖聞名的布萊頓住過兩天。“書本里探索了二十餘年格林創造的奇妙的國土後，我已經踏上了其中一個小小的角落了。”傅先生告訴格林，中國已經有人譯出《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但尚未出版。

　　沒過多久，傅先生如約寄來一封郵件。除了懷念梅先生的文章，還附上一本《月亮和六便士》，稿子是手寫的，字跡清晰而秀逸。我小心翼翼錄入電腦中，又仔細查對了幾遍，發在2006年9月下旬那期雜誌，並給傅先生寄去了郵件。

　　不想幾天後接到傅先生電話，問我為何遲遲不發稿件。我表示再寄一次也無妨。直到傅先生告訴我，兩次寄的樣刊先後送到，我心裡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此後，我們偶爾會通個電話。

　　2008年，譯林出版社推出容納了格林5部作品的一個集子，收入了傅先生所譯的《問題的核心》。

　　2010年，一直想做一個翻譯家系列訪談的我，頭一個想到了傅先生，終於跟他約定，10月下旬時去拜訪他。

　　老先生有午睡的習慣，我們約在了下午3點半。上午先去採訪了主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劉東老師，下午如約來到傅府。

　　傅先生直接把我領進了他的臥室。那是一個不算很大的房間，擺下一張床、一個書架、一張小桌子，已經令人感覺侷促。傅先生坦言不喜歡採訪，最好是像朋友一樣閒聊，但當我把錄音筆擱在小桌子上時，他還是默許了。

　　他送了我兩本格林小說譯著：《一支出賣的槍》和《布賴頓棒糖》——Brighton Rock是當地流行的一種30釐米長的薄荷味棒棒糖，譯為“硬糖”是不準確的。讓我吃驚的是他一開始就說自己已經不想再搞翻譯，一則他原本就不算用功的人，二則當初他搞翻譯是不甘心做機器上的齒輪，總被外力推動，翻譯雖然只是文字遊戲，卻也需要一點獨立思考和創造性，他想借此奪回一點點人的自由和尊嚴。

　　對於文學，傅先生似乎失去了一直懷有的在我想象中依然熾烈的感情。他倒是很真誠地向我推薦剛讀過的一本書：《趙儷生高昭一回憶錄》。在他看來這對比他年長的夫婦，才真活明白了，寫下的文字才真有力量。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是不是傅先生主動提起了生死這個話題。我說上午採訪劉東老師，他還引了宋人張載那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傅先生問我是哪幾個字，並取出一個小本子。他說他喜歡陶淵明的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為他寫下那句出自《西銘》的話時，我留意到本子上還有些他自己抄錄的關於生死的隻言片語，猛然省悟，傅先生已經進入生命的某一個階段。對他而言這不是一個觀點，而是時刻要面對的真問題了。

　　聊了大約3個小時，傅先生留我吃晚飯。他和老伴吃得很少，卻特意讓保姆做了一大碗燉肉，那是他年輕時鐘愛的食物。我們的口味不只在文學方面相近，但在我心裡卻有種異樣的感覺——好好陪前輩聊聊天，或許比採訪更重要。

　　回到廣州後，我沒整理那天下午的錄音，彷彿是在遵守不寫稿的默契。倒是買了趙儷生先生的另一本書《桑榆集》，寄給了傅先生。現在想來我是“直譯”了他那句“不喜歡採訪”的話，假如“意譯”又會如何?

　　昨天得知傅先生辭世，翻來覆去怎麼也找不到那段錄音，或許這也是冥冥之中有天意。

　　傅先生喜歡尼赫魯的比喻：“人生如牌戲，發給你的牌代表決定論，如何玩手中的牌卻是自由意志。”如今他打完了最後一手牌，祝願這位愛遠行的人一路上“不喜亦不懼”。

　　***選自《南方週末》，文章有刪改***

　　【相關連結】：傅惟慈，著名翻譯家，生於1923年，2014年3月16日在北京去世。傅先生精通英、德、法、俄等多國語言，翻譯多部經典文學作品，影響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