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後感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馬克思主義東方學的思想來源。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以供大家閱讀。
***一***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資訊。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幹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讚揚貪慾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讚美的。
***二***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於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聖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並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並不瞭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後，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聖經，把他關於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於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麼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後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隻“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於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汙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汙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並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於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後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三***
在2009年東南大學圖書館人文社會科學類圖書借閱量經濟學類著作的排名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穩穩排在第一,而充斥了這個排行榜的書幾乎清一色的全是各個學科的輔導書,在這個應試教育橫行的年代,亞當斯密大人在300多年前為市場經濟留下的財富直到今天還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亞當·斯密於1759年和1776年分別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兩部聞名於世的著作。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詳細闡述了人的行為的優缺點、責任心、同情心、高尚道德，建立了以人的利他心為出發點的道德價值體系;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構建了一個以人的利己心為出發點的經濟學價值體系。後來，德國的斯卡爾欽茨基在《斯密的道德哲學及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一文中指出了“斯密難題”，即《道德情操論》中的利他與《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的利己很難在商品經濟領域中實現統一。這樣，關於“斯密難題”的爭論至今眾說紛紜，觀點不盡相同。
雖然這本書被說成是經濟學的著作，但經濟永遠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正處於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前的緊張時刻，作者提出的方法如果能夠得以實現，也許今日世界的版圖會大不相同，而英國政府恰恰選擇了目光短淺的作法，致使美國獨立。亞當斯密認為：英國作為一個國家，完全沒有必要把國都侷限於英格蘭本土，而應該對帝國版圖內一切地區平等看待，哪裡交的稅多，哪裡的議員數量就應該多，最後整個國家的首都都可以遷到交稅最多的地區，如果這一理想實現，恐怕現在的美國就會是一個大的英國。
另外，關於殖民地管理，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瞭解到了西方政府的立場。據亞當所述，東印度公司這樣的殖民地公司與政府的關係並非象我們所想象那樣。實際上，這樣的公司是欺上瞞下，一方面騙取政府信任，獲得鉅額貸款及貿易獨佔權，另一方面又在印度欺壓當地人民，結果是：英國政府一點都沒有從這樣的殖民政策中得到任何好處，而印度人民更是損失慘重。那麼，錢財到哪裡去了?都被東印度公司的人貪汙腐化浪費掉了。簡單地說，就是整個世界並沒有從這樣的殖民政策中得到利益最大化，並且這樣的政策嚴重阻礙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使世界變得貧窮。所以，戰後的反殖民運動有其天然合理性，縱使對英國這樣的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來說，反殖民運動不但不是一件壞事，而且是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關於中國的表述，當時，正是中國的所謂康乾盛世，確切地說，是乾隆朝最富裕時期，而亞當並沒有來過中國，卻已能從兩國的經濟政策當中看到中國的“虛胖”，他說中國總體雖然似乎很富，但是論及單個國民的工作生存條件以及個體收入，已經遠遠比不上英國，而且這樣的政策必定會壓抑個體的積極進取精神，而英國的政策是當時最好的政策，每個國民都在政策中看到對未來的希望，所以遲早有一天，中國一定會被英國打敗，中國一點都不可怕。果然不出所料，幾十年之後，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就給了中國以教訓，直至此後的幾十年，是一連串的戰敗與恥辱。這就是歷史的宿命。